阎良人生活习俗

饮食

    建国前，境域人以食小麦、谷糜为主，兼食豆类杂粮。每日早、午、晚三餐。早晨小米或玉米稀饭、蒸馍、咸菜、辣子；中午多吃面条；晚饭称“喝汤”，一般为稀饭、蒸馍夹辣子、咸菜。较富有的人家，吃饭时讲究高桌子（方桌），靠背椅子，每顿饭有4个小菜碟，主杂粮搭配，多有酒肉。

    建国后，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基本上改变了蒸馍夹辣子，喝稀饭佐以咸菜的吃饭习惯。

    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境域供应粮的标准从原来月30斤降为28.50斤，粗细粮比例为6∶4，食油每人每月仅有2两，此时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人民生活比较艰苦。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富民政策，人民全年以白米细面为主，烙锅盔、炸油饼、包饺子、蒸大米饭、炒肉菜已成家常便饭；家里来客人，立即炒几盘好菜，带上好酒、烟茶热情招待，在各家各户已成定俗。

    9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有更大的改善和提高。牛、羊、鸡、鱼等肉食已进入千家万户；瓜、果、桃、梨等是人们自食或招待客人的必备食品。

    现在，城内上等级的宾馆、招待所、饭店已有十多家；大中型饭馆、晚上夜市的小吃摊点，布满大街小巷。牛羊肉泡馍、各种水饺、牛肉拉面、火锅、米线、烤肉串等，花样多，味道可口，人们就餐十分方便。

    服饰

    民国初年，男人多着长袍短褂，女人多穿大襟衣衫，盖脚裙子，衣裙皆绣有长边图案。家境较富有者，女人带各种不同质量的手镯、耳环、穿绣花鞋。民国20年（1931），境域人着装与全国各地风俗习惯基本相同，男为上下两截装，先兴宽大短，后穿窄小长；妇女上衣长而宽大，均有扎裤腿习惯，逢年过节出门走亲戚时，才穿上裙子做为礼服。商贾穿长袍、戴瓜皮帽（形似西瓜皮而得名）；读书人和在外干公事的人，则穿长袍戴礼帽。男女小孩多带裹肚、项圈、穿猫娃鞋。富商人家讲究带金、银戒子，夏穿丝绸衣裤，冬穿二毛子羊皮或狐皮大袄。贫穷人家，全年只有一单一棉，皆为自织自缝的土布衣服（也称老粗布）。

    抗战前几年，开始有人穿中山装、旗袍；抗战中期，兴起大织布机，所织白平布（当时称洋布）、花格呢成为人们做衣服主要面料。

    建国前夕，京广面料的夏布、阴丹士林和纯蓝布在境内风靡一时；呢绒、哔叽和绸缎则是做西装、旗袍的主要面料。中小学生多穿童子军服和学生服。

    建国后，境内人民群众衣着变化很大。起初，女穿阴丹士林大襟衫、黑洋布宽短裤、金黄色长筒袜、黑色方口偏带鞋。50、60年代，中山服、列宁服较为普遍。当时，兴各种条绒（也称灯芯绒），男女青年能穿上条绒衣服，即被认为是赶时髦。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每人每年只发数尺布票，给穿衣带来较大困难，所以衣着不太讲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男女青年穿黄军服、戴黄军帽成为时代的标志，革命的象征。70、80年代，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阎良已成为中外有名的飞机城，人们衣服式样、花色、种类越来越多，市面上最流行的布料是凡尼丁、的确良，干部、工人、农民，讲究穿兰凡尼丁裤子，灰的确良衫子，丝绸、混纺、毛料等广为所用。90年代，人们衣着面料档次越来越高，式样讲究，时装种类繁多，花色品种更是举不胜举。工商、税务、邮电、银行、铁路、公安、土地、治安等部门和单位都有标志服；经商的老板，公司的经理，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广大工人、中小学教师也多穿西服、打领带；在中青年女性中多兴戴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男性中穿皮鞋、皮加克、皮大衣已很盛行。

    居处

    建国前，境域山东住户住房多是用3、5、7根木椽盖起的土墙草棚。靠石川河沿岸和荆原南坡的贫困人家，大多数住的是土窑洞或地窑。本地的农户，多建土木结构厦子房（也称厢房）。有钱有势大户人家，盖的是砖木结构的前门房、后上房、两边是厢房，组成对峙檐的“四合院”，门前多有青石雕刻的门墩石、拴马桩。

    建国后，50、60年代，山东庄各户已把草棚改造成“瓦接檐”；70年代又盖起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改革开放后，在农村渐渐兴起盖平房并拉廊，装有大玻璃窗，宽敞明亮。90年代，靠城区的村子，盖起门面房，大多出租给在城区做生意的外来户。城外许多农民还在城区购买带水电的单元房居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城区职工大多数住的是低矮的平房，有的家庭是两、三代人共居一室。90年代，区属与驻区单位职工，大部分搬进新盖的、有暖气、煤气、有闭路电视，配套设施完备的现代化的住宅楼房。室内装修新颖、朴实，大彩电、电脑、VCD、家庭影院已进入一些人的居室，电话普及率达98％。

    行走

    建国前，境域穷人外出，全靠步行，富人则骑牲口（马或驴）、坐牛或马拉的大车（轿车）代步。

    建国初，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逢年过节出门走亲访友，也骑牲口或坐硬轱辘大车。60、70年代，自行车成为境内人主要的交通工具。姑娘出嫁，娘家赔送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等，已是城乡人光彩、富有、文明的标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节节提高。自行车已遍及城乡各家各户，部分家庭一家就有几辆。90年代，骑摩托车、轻骑的人越来越多；从事运输业者多用小四轮、三轮蹦蹦车、拖拉机、大小卡车等工具。区内公路四通八达，乡乡通上柏油路，有三条铁路过境，人们出外办事、探亲访友多乘大型公共汽车、豪华中巴、各种小汽车、火车等，十分方便。至1995年，人们出外办事、节日探亲访友，乘坐出租车的人越来越多。

                                       摘自《阎良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