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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自兴（1873～1953）辛亥革命人士，名青，清末举人，今阎良区关山乡界坊村人。辛亥革命前在临潼县横渠书院（今临潼县华清小学）任山长（校长），与井勿幕、胡景翼、郭希仁、曹印侯等交往甚密，并经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曹印侯等到临潼渭河北组织团勇准备起义，自兴亦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10月22日西安起义后，他带领在关山召集的百余人，与曹印侯组织的敢死队会合，参加光复临潼的起义。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一些土匪歹徒乘机蜂起，打家劫舍，横行不法。当时张凤翙主陕，通令全省各地对匪徒“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并允许“先斩后奏”。此时，郭自兴家乡关山一带土匪为患甚烈，匪首刘春成和李垛落、冯烂毛、粘眼老常、李老四等恣意妄为，无恶不作。郭返乡后即与联头戴捷三、傅品及梁翰丞等密议灭匪计划。一方面写出鸡毛信，约定集合时间，一方面暗地里掌握土匪动态，以决定具体行动办法。当准备好之后，即于关山逢集的一天，在青寺村清凉寺内集结乡民精壮数百名，手执刀、矛、铁叉、土枪等武器，分兵北门、西门两路，进关山街示威。赶集人听说捉匪，纷纷随队参战。一些匪徒却有恃无恐，竟在街上浪荡。进北门的一路，迎面碰上粘眼老常，当即刀叉相加，将其刺死。几乎同时，西门一路将李老四捕获，绑在西门外槐树上乱刀戳死。下午，在南樊村又捉一匪徒，处斩于南门之外。当晚，集中精干赶至官道刘村捉住匪首刘春成，押至东门外斩首。至此，一天之内，四门连斩四匪，声威震天，人们称之为“郭自兴杀四门”。一时之间，匪徒匿迹，李垛落、冯烂毛均逃往他乡，地方秩序为之一安。
郭自兴杀四门后，名声远扬，即被授予甘泉县知县之职，继而历任三原、富平县长及陕西省民政厅长等职，积极参加护国、护法运动。
郭自兴关心家乡教育事业，与胞弟郭宇晴首倡创办“四维中学”（今关山中学）。经多方奔走、宣传呼号，首次建校筹备会于1939年秋在关山小学召开，就成立校董事会、筹建组及校名、校址、资金筹措等作出相应决定。据此，自兴与梁翰丞、张克庵出面领导，在多方筹集资金的同时，动员全镇各村及各小学师生拆除大小庙宇200余座，将这些木料砖瓦全部运往工地。经过一年紧张筹建，1940年秋，学校基本建成并开始招生。由于当时国民党政权政治腐化，世风日下，思及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语，故取校名为“四维中学”。该校自创办迄今55年，历届毕业生共有数万人之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建国后，1953年，郭自兴病逝于故里西界坊村。
二虎守长安.关中李云龙——李虎臣
李虎臣(1889～1954) 名云龙,字虎臣,临潼县武屯乡房村人。（今隶属阎良区）幼时家贫,未能入学读书,在家务农,后外出为人当长工,因被东家凌辱,气愤不过,遂将东家狠打一顿而出逃。1911年在“秦陇复汉军”将领张云山部下当兵。以后投奔胡景翼,参加驱逐军阀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的战斗。因功被陈树藩任警备军营长。1916年陆建章被逐,投机分子陈树藩乘机统治了陕西,追随皖系军阀段祺瑞,在陕西倒行逆施。陕西人民又掀起逐陈斗争。1918年1月胡景翼在三原树起“靖国军”的旗帜,李虎臣立即脱离陈树藩投入靖国军,在胡景翼部任先锋营营长,遂同邓宝珊、董振五等跟随张义安,西出咸阳向陈树藩进攻,取得了节节胜利。接着又攻向西安,欲摧跨陈的老巢。在张义安进驻西安附近的蒲阳村时,李虎臣在攻鱼化寨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由于陈树藩勾结刘镇华带领镇嵩军入陕,使形势逆转。靖国军只得从西安撤围。李虎臣随军到渭北与岳维俊、董振五、邓宝珊等驻于临潼的相桥、炮张、察李一带。靖国军的另一部杨虎城、王祥生等驻于关山、介坊、清寺等地阻止镇嵩军西进。4月,陈树藩率部及镇嵩军大部从渭南过河,占据了固市、辛市、田市,向关山一带靖国军大举进攻。李虎臣与各路靖国军密切配合,勇猛反击,展开激烈的”关山之役”,结果,陈树藩被打得大败而逃。
陈树藩被逐出陕后,直系冯玉祥、阎相文入陕。1921年11月,李虎臣随胡景翼加入冯部,结束了靖国军。1922年,他随着冯玉祥至河南参加直奉战争。此时,陕西大权为刘镇华所掌。1924年9月后,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在北京倒戈,发动军事政变,使直系吴佩孚倒台。随即组成国民军,胡景翼任国民二军军长,李虎臣任二军十师师长。1925年2月下旬,刘镇华派憨玉昆到河南进攻国民军,与胡景翼交战,李虎臣在河南参加了“胡憨战争”。此战刘镇华非常重视,把陕西军政大权交军阀吴新田执掌,他自己亲临督战,在李虎臣等的猛烈反击下,使憨军全军覆没。憨玉昆战败自杀,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自5月以后,陕西又爆发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国民军孙岳、李虎臣在“胡憨战争”胜利后先后回陕,与杨虎城、甄寿珊等联合驱吴,吴以势孤逃往陕南。驱吴取得胜利后,李虎臣与孙岳掌握了陕西兵权。8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孙岳为陕西省军务督办,李虎臣为帮办。不久,孙岳离陕,李虎臣即任军务督办。
1925年冬,被逐出陕逃往山西的刘镇华,在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以及山西阎锡山等军阀的支持下,又收集原镇嵩军残兵败将及一些亡命之徒,于1926年春,以8师之众,号称十万大军进入陕西围攻西安,企图再次统治陕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李虎臣与杨虎城共同组织军事守城。大家公推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守西安城达8个月之久。到11月,在冯玉祥国民联军的援救下,城围始解,“二虎守长安”便驰名全国。西安围解后,冯玉祥将李、杨各遣一方。杨虎城东去河南,李虎臣为西路总司令驻防周至、商洛地带。虎臣意识到冯有各个击破之意,遂与冯各怀异心。1928年,李虎臣到河南南阳卧龙寺与岳西峰、樊钟秀商议反冯事宜,因步调不一而未果。此时,李部原驻周至的两个师赤亚武、何经伟投冯,他感到势孤,便到老河口将余部交姜宏谟指挥,然后携眷至上海闲居。第二年,在上海曾为救陕西灾荒倡办“救灾会”,担任该会副会长。并为救灾捐款5000元。
郭垲（1875～1923） 字伯龙，民主革命人士，阎良区武屯乡槐树村人。初为临潼县庠生，后考入关中大学学习。知识渊博，善于辞令，曾在临潼、合阳等地任教多年。
九龄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从三原高小毕业后，即考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因受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在女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在1925年的“驱吴”运动、声授上海工人的“五卅”运动、以及驱逐女师反动校长的斗争中，徐九龄始终走在前列，积极参与组织写标语、印传单、演话剧、搞讲演和游行示威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充分显示了一个妇女革命家的才华和气慨。1926年，刘镇华围困西安期间，徐九龄组织学生宣传队，鼓动军民协力抗敌。同年夏，参加省市学生联合举办的暑期学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后，她和康效英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三原县从事“驱刘”宣传工作，以支援西安守城军民。在此期间，积极协助三原当地党团特别支部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工作。
冯玉祥驱逐刘镇华后，1927年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九龄作为三原县代表参加此次大会。会上，踊跃发言，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遂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会后不久，根据中共党组织指示，到泾阳县林桂巷女子高级小学任教，同时担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结合课堂教学，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教育，带领学生出墙报、画漫画、教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在县城内推销《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在此期间，九龄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并协助成立泾阳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1927年夏秋间，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九龄被迫离开泾阳，经中共党组织指派到渭南县立中学任教。到任后，积极协助党团县委书记萧明、张宗适工作，秘密恢复县城周围被破坏的农民协会。同时，又与方鉴昭一起开办农民夜校，发动农民、学生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11月，调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与国民党巧妙周旋，在白区开展共产党的工作。
郭子明（1906～1934） 中共党员，今阎良区武屯乡官道郭村人。又名景仪，别名森林。因家境贫穷，16岁时辍学到西安某钱铺当学徒。三年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不久被派往湖南军事学校学习，学习期间结识中共党员程子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子明和程子华先后打入岳维峻军中并担任卫队营连长。两位学友相聚后，即与其他中共党员一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后岳部缩编，子明离开部队，但他仍坚持做部队的工作。1929年，子明受中共中央军委派遣，到中共湖北阳新县委工作，这时红五军五纵队在阳新、大冶一带活动。同年12月，当敌独立15旅派部进攻红军之际，子明受中共党组织和红五纵队指派，与程子华取得联系，随后率领红军从外部进攻，策应程子华在敌人内部发动兵暴，获得成功。这就是著名的“大冶兵变”。
大冶兵变胜利后，兵暴部队改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郭子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后历任红七团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政治委员、中共鄂东南道委委员、红十六军第九师政治委员、湘赣省军区参谋长、军区九分校校长等职务。
1934年1月，郭子明任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时，红十六军在修铜宣丰边区被敌人围困，他与部分红军战士隐藏在甘坊后面的大山中，三天三夜不得突围，弹尽粮绝，毫不气馁，带头挖草根和苦菜，先给伤员和士兵吃，然后自己才吃。脱险后，省委派他到浏阳金钟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2月某天，遭敌人袭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许景先（1920～1947） 中共党员，今阎良区武屯乡耿许东堡村人。又名济中、伯卿，字余政。上小学时受进步思想的熏陶。1936年秋，考入杨虎城将军创办的蒲城尧山中学，一入学便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行列。“西安事变”后，省上派来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校长李浩，把学生爱国宣传活动诬蔑为“异党骚乱”、“越轨”行为，极力恐吓，企图分化进步学生，阻止尧山中学抗日活动。景先敏锐地识破了李浩的阴谋，激励同学们坚定信心，加强团结，继续斗争。1938年，经张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尧山中学地下党总支宣传委员。利用学生自治会主席合法身份，发动和组织各班同学，采取演讲、办墙报、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爱国剧目等形式，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
1939年，尧山中学抗日热潮更加高涨。其时景先已担任尧山中学中共地下党总支书记，乘敌机轰炸蒲城的机会，组织同学们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李浩与当局勾结，逮捕9名爱国学生，并准备杀害许景先。在危急关头，最先事先得到消息而逃出虎口，来到边区。不久，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回故乡临潼县开展工作，经中共临潼县委宣传部长尹省三介绍，先后在交口小学、白杨树寨子小学任教，同时负责这里党支部工作。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先后有15名学生奔赴陕北参加革命。
1941年夏，中共陕西省委调景先到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做政治工作。在此期间，参加过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6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去眉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担任县委副书记，具体负责搜集和传送敌方情报及筹措活动经费。同时，还负责武功农学院地下党的工作。
郭宇晴（1882～1953） 民主革命人士，今阎良区关山乡界坊村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政法专门学堂，毕业后返陕参加国民革命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职务。杨虎城主陕期间，先后受任华县、淳化县长。“西安事变”后定居三原。抗日战争期间，任陕西省参议员。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当地劣绅也趁势作恶，残害人民。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指令“一定要依法严办这些劣绅”，此时，宇晴受任华县县长。他一到任，就按照杨虎城的指令，派人从速将王佑、郭毓英捉拿归案，连续三审，查实他们焚烧民房，霸占赵和民油房及“同顺和商号”等罪行。在法庭上，尽管王佑再三声称赵和民等人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为自己开脱，但宇晴对此不予理睬，仍以法严惩。消息传开，其他蒙冤受害者纷纷到县府告状，宇晴又把杀人放火的劣绅史子衡、孔宪文等全部拘捕关押，并将狱中无辜群众全部开释，使劣绅不法之徒生畏胆寒。
郭宇晴热爱家乡，关心教育事业。就任淳化县县长期间，得知咸林中学艰难创业的情况时，感触至深，把自己应得的大洋200元送给学校。在三原定居时，又常常回顾起咸林中学艰辛创办，终有所成之举，遂萌发在家乡关山镇兴建一所初级中学的心愿。即于1939年回乡与胞兄自兴（清末举人，辛亥革命人士）商议，取得共识，两人同心协力，奔走于附近乡镇宣传动员，并于当年秋天在关山小学举行首次建校筹备会，公推宇晴为董事长。为解决经费困难，除动员群众捐款外，还与自兴奔赴西安等地争取支持。曾率靖国军驻防关山的邓宝珊和冯钦哉甚为感动，各自捐款1000元以示支持。经过一年努力，于1940年秋建成学校，取名“四维中学”（今关山中学），当年招收学生200名。
徐舜寿（1917～1968） 中共党员，浙江省吴兴县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二级工程师，原603所副所长，中国航空学会理事，为建国后第一代著名飞机设计师，国家飞机设计事业的开创者，曾被授解放军上校军衔，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航空事业，对国家航空工业和航空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3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任检验员。不久，上海“8.13”战事爆发，笕桥遭受敌机狂轰滥炸，损失惨重。他痛感有空无防的耻辱，决心用所学的技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保卫祖国神圣领空。于是考入重庆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进修航空技术。结业后，到成都航空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苦心钻研飞机设计业务，并与别人合作撰写出《飞机性能捷标法》论文。
1941年5月，前往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教授飞行力学，并协助苏联顾问培训中国飞行员。1942年8月调回成都，在航空委员会编译处任编译专员，编译出我国第一部航空工程词典——《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1944年9月，27岁的徐舜寿受国民政府航空工业局派遣，去美国实习深造。在美国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把所有时间全部用在飞机设计研究上。1946年底回国，被派往四川省南川国民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后迁到南昌），从事飞机气动力学研究，参与中运2型、3型运输机总体设计性能计算。后被提升为研究课长，负责飞机研究工作。
1949年5月，他追求光明，历经艰险，经中共地下党组织指引，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建国后，于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为发展新中国民航航空工业，他投入到紧张地清理江湾机场和抢修沪、浙、闽地区军用机场工作中。他参与编撰了《伪空军航空工业概况》一书，系统地介绍建国前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情况。这本书，被作为空军编写训练和实战教材，对中国空军基地的建设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51年8月，国家成立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徐舜寿担任飞机技术科科长，第一生产技术处总工艺师。在他主持下，翻译了舒里任柯的《飞机构造》、康恩的《飞机强度学》，系统地介绍苏联在飞机强度设计、飞机制造方面的准则和方法。1956年，成立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他受命担任主任设计师。在他主持下，建立起飞机总体、气动、强度、机身、机翼、起落架、操纵、液压、发动机安装、特设、高空救生设备、军械以及文件标准检验等专业组，为中国飞机设计研究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58年，在他带领下，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架双座后掠翼亚音速喷气教练机，在沈阳机场飞上天空。还研制出初教机。1960年，他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与172厂（今西飞公司）协作，研制成功轰6飞机，填补了中国无轰炸机的空白。
1964年7月，他来到阎良，任六院十所（今六0三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为协同172厂把伊尔—28飞机改为轰5飞机，组织十所科技研究人员，对飞机的强度、气动等特性，进行反复计算。历时3个月，将原来的空调系统改成空调制冷系统，解决了飞机飞行时，低空不能降温，高空不能加温的难题。还争取并组织安排了“运—7”飞机的测绘设计。1965年，因病疗养期间，他编译了《疲劳译文集》，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研制大型飞机时疲劳设计问题。
正当徐舜寿全力以赴领导“运—7”飞机的测绘设计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位建国后第一代飞机设计师，于1968年1月6日被迫害折磨而死，年仅51岁。
为使人们永记这位设计师的丰功伟绩，1989年5月，在603所科研大楼前，给徐舜寿塑造了一座1.27米高的铜质胸像。
黄兴干（1950～1970） 中国人民解放军5335部队运输队战士。广东省海丰县陶河公社人，1969年4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70年6月5日，黄兴干随部队驾车支援境内康桥公社东丁大队夏收。在拉运麦草途中，战马突然受惊，向正在道路上拾麦的7名小孩狂奔而去。在这车翻人亡的危急时刻，他拼尽全力，将马车死死顶住，孩子们得救了，但他却身负重伤，抢救无效，英勇献身，实现了他生前“掏尽红心干革命，笑洒热血为人民”的誓言。
为表彰黄兴干烈士的爱民事迹，中共临潼县委、县人民政府和部队党委，在叶家村举行了五千多群众参加的追悼大会，根据他生前志愿，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给他追记一等功。
郭则沉（1906～1973） 民主革命人士，今阎良区关山乡界坊村人。1923年考入西安第三中学，在魏野畴等教师教导影响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6年春赴日本东京留学3年，期间，经常阅读《向导》等进步刊物。1929年春，受杨虎城派遣转赴德国柏林留学。回国后，曾居四川成都市，同王炳南、刘兰等从事救国工作。“西安事变”前，追随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建国后，先后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又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1973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定伍（1895～1981） 民主革命人士，名焕章，今阎良区武屯乡耿西村人。因家境贫寒，小学未读完就辍学务农。1918年在陕西靖国军李虎臣部下任司务长，参加驱逐北洋军阀在陕西代理人陈树藩的战争。后受李虎臣派遣，赴四川讲武堂学习，毕业回部队后升任排长。
1921年，直系冯玉祥、阎相文入陕。11月，他跟随胡景翼部下李虎臣加入冯部。次年4月，随李虎臣东进河南参加直奉战争，升任营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倒戈所发动的“北京政变”。尔后又返豫参加“胡憨战争”。
“胡憨战争”胜利后返陕。在1926年刘镇华镇嵩军围困西安期间，他在李虎臣和杨虎城的统领下，带领全营把守西安南门。
他热爱家乡。1931年回家乡期间，看到村民生活困苦，便救济放赦银元2000块，铜元1000多元。次年在湖北任暂编第三独立旅旅长时，得知武屯一带正遭年馑，即购买8万斤米面送回家乡，救济灾民。当年夏季，关山一带“虎烈拉”流行，危害甚烈。他又购买很多疫苗，并带着4名军医返回故里，给乡亲们防疫治病，使许多民众得救。
他热心教育事业，身在异地，挂念家乡兴学之举。倡仪和支持南希韬等成立兴学理事会，为红佛寺小学的兴建和重修先后捐款银元500块。1942年，亲自督建武屯街小学，请陕西省教育厅长王捷三亲笔题写“临潼县武屯镇国民中心小学”的校牌。
李定伍热心为民众办事，痛恨土匪的胡作非为。1941年冬，驻地附近土匪头子邢牡丹、刘顺德等，拦路抢劫，图财害命，强奸妇女，恣意妄为，群众深恶痛绝。经查证后，他马上派人捉拿，把这些土匪就地枪决，为民除害。
建国后，曾任西安市政协委员、尚友社董事会会长、新华砖瓦厂厂长等职。1981年逝世，享年86岁。
张裕朝（1917～1983） 又名坚石，山东省邑县人，中共党员。1937年毕业于山东师专，先后在湖北省老河口中学，四川省遂宁中学、射洪中学任教。1948年冬在遂宁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下半年，在川北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秘密策动射洪盐警队400人起义，迎接川北解放。建国后，曾任川北军区第二纵队政委、射洪县长等职。后调任国家轻工业部供销局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兼办公室主任。
他非常热爱教育事业，1957年响应党中央加强教育战线的号召，重返教育界，带领家人来到大西北，任西安市长安县韦曲一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刚到任不久，调他重回轻工部，被他婉言谢绝。
1972年，他调任阎良一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在抓好教育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放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到任时，阎良一中校舍已十分陈旧，部分房屋濒临倒塌的危险。他克服重重困难，主持修建72间砖木结构的教室和8间会议室，改善了教学条件。在建房期间，带领几名职工深入秦岭山区选购木料，并寻找汽车把木料运回。还多次用自己的工资给司机和工作人员买饭买水。其后，在资金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多方争取，修建3间教师食堂，1间水灶，1座水塔，解决了师生吃饭、喝水问题。还争取资金，在校园修建1座家属楼，为13名职工解决了住房困难。他十分关心爱护教师。1972年冬，教师王文华动手术，胃被切除三分之一，他经常前去医院探望，并想方设法为王订购其时只限量配给半岁以下儿童的牛奶。他关心青年教师的进步与成长，定期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政治理论学习。1972至1978年，先后发展4人入党，给党组织输送了新鲜血液。他在生活中严于律己，曾代表党支部、校委会宣布：“在校内居住的教职工家属，不准养鸡养鸭。”妻子未与他商量，买回5、6只鸡，他立即把鸡赶到校外。有的师生讲情，建议把鸡找回来，他坚决不同意。
张裕朝在阎良一中工作期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廉洁奉公，深得广大群众和师生的赞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兴办教育事业中，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83年3月6日逝世，终年66岁。
刘总惠（1914～1988） 中共党员，阎良区阎良乡西刘堡人（后迁往阎良西街）。1914年10月，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5岁时父母去世，无依无靠，未能入学读书。
1931年2月，参加陕北红军，任红军十七支队通讯员。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视死如归，保守红军机密。1935年9月，陕北红军改编为中央红军时，他由队长改当战士，毫无怨言。1937年，调到山西独立一师三团任连长。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中，英勇善战，舍生忘死，夺得日军机关枪一挺，在全团大会上受到表彰。1943年，在延安抗大七分校担任运输大队长，多次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运输任务，保证了军需物资供应。1947年，在帮助山西朔县开展“土地改革”时，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努力工作，在《晋绥日报》上受到通报表扬。1949年，任晋绥军分区辎重营营长期间，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还俘虏土匪100多人。
刘总惠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8年11月24日逝世，享年75岁。
郭仪（1924～1989） 中共党员，今阎良区关山乡界坊村人。
1936年考入蒲城县尧山中学，上学期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和同学们一起演抗日救亡剧、唱抗日歌曲、办墙报、贴标语，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他还任“儿童救国团”团长，发动同学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和积极反共的政策。“西安事变”发生后，郭仪带领宣传队到关山镇，张贴抗日救国标语，自编自演抗日剧目，受到家乡群众的欢迎。1937年，参加中共在泾阳县安吴堡举办的“青训班”，比较系统地参加了军事训练，学习了政治、抗日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等革命理论。1940年，在西安兴国中学上学时，建立“中华青年共进社”，团结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发展中共党的组织。1942年，在关山小学代课时，应学校邀请讲演。用大量事实，分析讲解太平洋战争、苏德战场情况和反法西斯战线的光明前景，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在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兰州市）上学时，和同学王积忠等人成立《新地月刊社》，以开设“北辰书店”作掩护，开展中共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1月，国民党特务组织以“闹学潮”为由，把郭仪逮捕入狱，同年9月被营救出狱。回到西安后，在爱国人士李敷仁创办的《民众导报社》担任编辑和记者。他用关中方言，顺口溜等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多样的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46年11月，郭仪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护下，冲破国民党封锁线，到达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大学任教。西安解放前夕，到韩城、三原一带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大学学习，为西安和大西北的解放培训了大批干部。建国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后，郭仪写了两篇心得体会文章《谈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物质根源及其克服途径》。1957年，这两篇文章被诬说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大毒草”，郭仪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送到甘肃省张掖实行监督劳动。1965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安排在张掖乌江公社当文书。在漫长的蒙冤日月里，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郭仪因病于1989年逝世，终年65岁。
武伯纶（1902～1991） 中共党员，阎良区关山乡东兴村人，曾用名建刚。从三原县福音村崇美中学（现三原县徐木中学）毕业后，1921年在本村小学任教，1924年考入北平汇文学校。同年上半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主编学校出版的《汇文学艺》刊物。1925年加入由陕西进步青年杨明轩、杨钟健等人在北平创办的“共进社”，担任《共进》半月刊编辑。
1926年秋，武伯纶由北平返回陕西，先后在渭南渭阳中学、宝鸡虢镇中学、三原中学、西安第一中学、兴国中学、菊林中学等校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等职。
1936年“西安事变”时，武伯纶在杨明轩等领导的“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中负责宣传部工作，兼任该组织创办刊物《播种者》主编，撰写《近世中华民族抗战史》一书。1937年冬和1945年秋，他和李敷仁等编辑出版《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
其时，民盟西北地区总支部组织部长是杨明轩，武伯纶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并被任命为民盟所属青年组织——“西北民主青年社”5人小组成员之一。当时，位于西安后宰门东口的他家便成了一个小活动中心。外地来西安的革命者，常来这里隐蔽暂宿。“西北民主青年社”组织迅速发展，很快在西安师范、陕西师专、西北大学以及武功、岐山、兴平、渭南、咸阳等地建立组织机构，为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给陕北革命根据地输送革命青年做了许多工作。
1947年夏，武伯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撰写《明史足徵录，明代贪官污吏考》一书及《朱明政府的特务政治》、《中国农民骚动史》、《继承五·四青年的优良传统》等论文。
建国后，武伯纶曾任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室主任兼《西北教育通讯》编辑、西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副厅长、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陕西省考古所所长、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任等职。后又任陕西省博物馆名誉馆长，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等职。曾多次被选为西安市、陕西省人大代表，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国后，武伯纶多有著作。1959年撰写《西安历史述略》；1962年撰写《唐长安郊区研究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撰写《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书。
“文化大革命”中，武伯纶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他一只眼睛失明，大量手稿和资料、卡片被焚烧，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1978年后，得到平反。
1991年9月，武伯纶病逝于西安，终年89岁。
邵国斌（1932～1992） 中共党员，辽宁铁岭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同年参加工作，1958年到阎良172厂（现西飞公司），历任车间主任、技术科长、工装设计科科长、设计所所长等职。1983年6月担任西飞公司总经理。在他带领下，使公司总产值增长14.30倍，利润总额增长14.40倍，创汇总额增长60多倍，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3.7倍。
邵国斌初上任即逢军品生产任务下降，民品生产刚刚起步，公司处于“找米下锅”的状况。他下车间、到班组，看到2400余台机器转转停停，16000名工人干干歇歇，周恩来总理批准试制的“运七”飞机交不出去，心里非常焦急。于是，他向老领导、老专家及职工请教，群策群力，形成“航空为本、科研先行、面向国际、军民结合”的经营战略，带领职工走“确保军品生产，开发民品生产”之路，先后同美国波音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法国宇航公司、欧洲客车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签定6个机种17个转包生产合同，累计创汇7000万美元。他看准国际生产飞机先进技术，及时提出以美国波音公司80年代飞机制造先进技术为标准，以适应西飞公司××工程、先进的中国“飞豹”飞机等新机研制、运七飞机大改和转包生产的需要；以能试制生产波音737、747干线飞机主要大部件和整机为目标，有计划、分阶段进行技术改造和革新。先后派工程技术人员500余人出国培训，学技术、学管理：投资2.7亿元引进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经过10年努力，新建改建厂房面积8万平方米，更新和改造各种设备500多台，有64项先进生产工艺得到美国波音公司和其他国家外商认可，使西飞公司基本上具备了生产波音737、747飞机大部件能力，企业固定产值由2.27亿元增至3.70亿元。1985年9月，首架增装翼梢小翼和先进机载设备、豪华内装饰“运七——100”型飞机改装成功。12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姚依林等在北京乘坐了这架飞机，给予肯定和赞许。
随着企业效益不断提高，在改善职工生活条件诸方面，倾注了大量劳动与心血。从1983年开始，用5年时间先后改造和新建职工住宅楼158栋，为4000多户职工解决住房难问题；新建煤气站1个，使5000多户职工告别了做饭烧烟煤或烧柴的历史，用上了干净、卫生、省钱的管道煤气；还新建高标准俱乐部1座、幼儿园2所，丰富了职工文化娱乐生活，给职工子女就近入园提供了方便；又设法引进高技术医师和先进设备，改善医疗条件，扩建医院房舍，增加病床，使职工医院达到市级医院水平，解决了职工及家属住院看病问题。
邵国斌1984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1987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企业家”，198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西飞公司曾获“省级先进企业”、“国家二级企业”称号。
1970年，他从西安来到阎良，从事绿化工作。开始创业时，人员缺少，经多方奔走，先后从搬运社、清扫队和知青中分别调来老职工3人，女工11人和青工7人，组成绿化队伍。购置一辆架子车，几把锨和镢头等简单工具，带领全体职工，借房租地，亲身育苗，办起园林站。
建站之初提出：“见空插绿，普遍绿化”的号召。在自己动手培育苗子的同时，为解决眼前急需，还奔走华阴、蓝田、长安和青海、新疆、南京、湖南等地采运苗木。
他还协助主管部门精心规划、安排城区绿化工作。从1973年起，在每个冬春季节，逐路划线、定位，发动全区干部群众挖坑栽树。即使是一些“四不管”地段，如公厕旁边、公路拐角、火车站四周、学校后墙外等处，都栽上各种树木。在他的倡议下，城区普遍设立护林员，佩带统一的护林袖标，在全区各个角落巡查管护。树木如有损坏，由管护单位负责补栽。对城区街旁树木，由园林站定期浇水、喷药和修剪。据统计，吕崇华在本区工作14年间，园林站职工和城区广大居民，共栽树10万余株，修花坛2000余处。城区主要街道的中国槐、法国梧桐及大叶杨树枝繁叶茂，早已成阴。正像当地流传的民谣说：“阎良阎良，绿满街巷，晴天不晒太阳，小雨不湿衣裳”。
1976年，他带领全站职工，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在废弃的砖瓦场地开始辟建“渭北第一园”——阎良公园。当时，资金劳力都很缺乏，他们就多方奔走，热情宣传，诚恳请求，获得区属、驻区单位的赞同和支持。工地上，他和前来参战的干部职工一道劳动，硬是靠镢挖、锨铲、肩挑、车拉等手工劳动，奋战三年，于1978年5月1日完成这项工程，并正式对外开放。接着又奋战三年，在公园内修成人造湖一个。至此，园内设施基本完善，成为人们理想的休闲娱乐场所。至1995年，接待区内外游客数百万人次。
吕崇华到阎良时，已年过半百，患有高血压、头晕等疾病，但他始终保持着红军战士的艰苦奋斗精神。外出采苗，和大家同住、同吃，同挖苗。为使每棵树苗茁壮成长，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处巡查，精心管护。在吕崇华带领下，经过20多年的普遍绿化，使昔日处处见黄土的飞机城披上绿装，环境优美，达到“三季有花，四季长青”的美丽城市。1992年，本区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平原绿化达标区”。
1993年，吕崇华因病逝世，享年79岁。
孙玉亭（1911～1994） 中共党员，阎良区关山乡孙家村人。
1927年冬在富平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经陈叔馨、石岳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毕业后回到家乡，秘密联络邻村同学陈志宗（陈富田）、富平县刘古镇石岳泰，建立境内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关山党小组（孙任组长），隶属中共富平县第一高级小学党支部领导。他们团结进步青年，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培养发展入党对象，给富平一高和渭阳小学党组织传递秘密文件。1929年春，中共富平县第一高级小学党支部遭到破坏，关山党小组被迫停止活动。
1936年，他赴陕北边区从事军事和行政工作。建国后，历任西安市三区党委书记兼区长、咸阳市市长、西安市园林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等职。1983年离职休养。
1994年病逝，终年83岁。
秦颂丞（1899～1950） 劣迹人物，阎良区康桥乡粟邑村秦家组人。自1928年起，就在地方组织反动武装，镇压革命活动，残害中国共产党地下革命者，并任意枪杀无辜群众。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田市、相桥、油槐、关山4个镇的副区团长、保安队长等职。1938年在胡宗南战干四团受训，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后历任相桥联保主任、镇长、渭北剿匪司令等职，直到建国前夕。任职期间，有短枪100余支，各式步枪300多支，轻重机枪11挺，机械制造厂（兵工厂——用土法造枪）1所。豢养秦世发、李振邦等百余人为其爪牙，横行乡里、烧杀抢劫、奸淫和强卖妇女、私设公堂、严刑拷讯、残害进步人士，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经他亲手杀害的群众达50余人，指示爪牙杀害60多人。1939年在关山，将饥民孙天丰追至地窖内熏死，又逮捕王春芳，用铡刀铡死，把这两个人的头分别悬挂于关山镇东西城门之上，以示凶威。1943年，纠集匪众及保甲人员千余，围剿抓捕中共地下党员谈国帆、王志温等，烧毁其住宅，同时残杀段临潼、田春茂等6人；还焚烧抢劫李有顺等60余户平民，将临产期的李妻烧成焦人，胎儿从母体中迸出，造成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七·三”大血案。同年，又将民女陈春云强奸。先后强迫纳妾5人，其中一妾因不顺从，即被勒死，弃尸于井中。几年内，先后逼卖妇女20多人。同时在街头摆设赌场，索得银币4000多元。
1947年，秦颂丞亲率匪特，把中共党组织派回境域作地下工作的田益海、田志中、刘永娃及农民田秉轩4人一并残杀。1949年3月，临潼县渭北一带第一次解放时，他率领全部爪牙逃进县城以图顽抗。当解放军西进解放关中时，秦颂丞留给秦世发匪徒60名，使其潜伏，以图伺机再起，他率领李振邦等20余人，投奔国民党徐经济部并任营长，一同随胡宗南部逃往陕南、四川一带，又充任新15师团长，继续顽抗。四川省解放后，徐部瓦解，他化名张立，藏匿乡间，后被逮捕归案。
建国后，1950年12月28日，秦颂丞与秦世发一起被依法处决于临潼县相桥镇。
张兴伍（？～1951） 劣迹人物，阎良区阎良乡绳张村人。外号“刀客老五”。在乡里网络爪牙30多人，每人均配以长短枪，任意抢霸田产，到处横行不法。到建国前夕，已占有土地540余亩，牲口30多头，大车6辆，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在阎良镇有商号6座，以经营棉花、粮食、百货为主，操纵着阎良镇的经济。除此以外，还大摆赌场，在其中见十抽一，大发其财。到民国后期，已控制了阎良镇镇公所，成为该镇在临潼县唯一的参议员。镇公所警备班有20多人，全都是他的心腹，使阎良镇的政权掌握在他手中。由于他残害百姓，罪恶累累，在镇反运动中被依法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