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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村史

华县近现代人物

时间:2017-7-18 8:50:06   作者:代峰\编辑   来源:华县志   阅读:9175   评论:0
内容摘要:渭南市华县近现代人物:濮垚、高维昌、薛骏、薛自爽、杨松轩、吉国桢、


濮垚

    濮垚,字载堂,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元年(1862)任华州知州。
    当时,华州的回族人民很多,往往聚堡而居。由于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与挑拨,汉族与回族百姓之间的矛盾颇多,冲突迭起。濮垚在处理汉回纠纷时,一贯重责回民,偏袒汉民,引起回民怨恨,致使民族矛盾激化。同治元年(1862)四月,圣山发生汉回民的械斗,濮垚在审理此案时,抑回偏汉,竟认为“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他还公然说:“打死一回即少一贼。”州衙快班头秦英系回民,见此情景,忿忿不平,奔走相告。秦家滩一带回民闻讯,人人气愤,欲结队赴州衙抗议申辩。濮垚得知,又指使地主团练开赴秦家滩进行镇压。团练到秦家滩后,见回民就杀,放火烧毁了回民村庄,并宣称三日内要将华州回民斩尽杀绝。四月十七日,华州回民被迫挈家逃往渭北,与渭南、大荔回民会合后,揭竿而起。
    四月二十二日,太平天国起义军陈得才部自西攻打渭南县城。濮垚率团勇至赤水防堵,并派部分团勇渡渭河追剿回民起义军。四月二十六日夜,太平军在攻下渭南县城后挥戈东向,于赤水击溃华州团勇。濮垚仓惶逃至遇仙桥,又妄图凭河固守,被太平军冲垮。二十七日,太平军攻占华州城,随之东去。此时,至渭北追剿回民的华州团勇已被消灭,濮垚又匆匆督团勇在渭河南岸扼守,防回民军渡河。五月初九,回民军强渡渭河,占领华州城,并在华州各地攻寨克堡。濮垚率团勇流窜顽抗,并曾至渭北攻打回民的据点羌白和王阁村,解了同州府城(在今大荔县)之围,但终因丢城失地而被撤职。
    高维昌
    高维昌(1877—1912),又名高森,字子光,西寨村(在今少华乡)人。肄业于西安讲武堂(一说是武庠生),素有豪侠之气。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西安的新军起义,成立了陕西军政府,华州会党立即响应,聚众数百人,攻进州城,结束了清政府在华州的统治。但会党纪律不好,四处抢掠。本地士绅公推高维昌设法维持秩序。高维昌欣然受命,只身冒险入城,对会党晓以大义,导使归正,并予以抚编,归附了革命军,编为二标一营,高维昌任该营管带。这时,驻河南清军向潼关猛攻。高维昌率部参加了潼关攻守战,颇有战绩。不久又随陕西军政府兵马副都督吴世昌转战到咸阳,抗击甘肃清军的进犯。1912年2月23日,吴世昌亲督各营队出城迎击,清军狼狈逃窜,革命军趁势追击。不意吴世昌中途负伤,高维昌奋不顾身,将吴世昌抢救回城。军中失却主将,革命军士气动摇,纷纷后撤,独高维昌营不退,终因孤军单战,陷入重围。高维昌膂力过人,手挥大砍刀,杀死敌人无数,卒以力竭牺牲。
    薛骏
    薛骏(1876—1918),字麟伯,薛家村(在今东阳乡)人,清末赴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与后来成为陕西同盟会领导人的井勿幕、宋向辰均为知交,毕业回国后,积极从事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反清革命斗争。曾职掌华州劝学所,创设新学堂数十处,并约请革命党入在华州师范讲习会上宣传反清。后于西安设正谊书局,复任健本学堂校长,书局与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秘密活动机关。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安起义成功,成立了陕西军政府,他持军政府密函,间道奔赴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筹措枪械弹药。民国成立后,曾任陕西制革厂经理,督造军用物品。北洋军阀的附庸陈树藩任陕西督军时,他在陈部第二混成旅协办军务。反北洋军阀的靖国军成立后,他赴兴平查办事件。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派人来招,薛骏不肯去,被郭坚部下杀死。
    薛自爽
    薛自爽(1898—1928),又名春喜、卓茂,堡子底村(在今东阳乡)人,渭华起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薛自爽幼年就读私塾,因家境贫寒,辍学去三原县城一家商店当学徒,因不堪虐待,回家务农。他正直、豪爽、疾恶如仇,在当地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为了同地主豪绅支光辉等人斗争,他联合青年农民三四十人,在三教堂庙中烧香磕头,结为兄弟,联名到县署告状。但官府庇护豪绅,他便带领群众抗捐抗款,被县署捕去,打了一顿。初次斗争失败了,但他并不屈服。土豪孙景福把持高塘民团,派粮派款,压榨勒索,横行乡里。1925年,中共党员领导高塘地区群众开展驱逐孙景福运动,薛自爽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并率领农民武装,消灭了孙景福的独立连。1926年,薛自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蹂躏关中东部,薛自爽率领武装农民,消灭了一股流窜高塘的镇嵩军,缴获了一批枪支。1926年11月,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党派他到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期满,薛自爽被分配到长安、户县开展农民运动。他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抗粮、抗捐、打土豪、斗劣绅,斗争搞得轰轰烈烈。
    1927年夏初,党组织又将他派回高塘从事农运工作,他领导当地农民与土豪劣绅支光辉、史明鉴进行了坚决斗争。1928年4月,薛自爽和渭南、华县的一些党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到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接受军事训练,为建立农民革命武装作准备。学习一个月后,他们返回渭华地区,开展游击活动。5月,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受中共陕东特委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陕东赤卫队,薛自爽任副大队长。
    渭华起义爆发后,陕东赤卫队发挥了坚强的支柱和骨干作用。薛自爽率领赤卫队员,积极配合渭华革命农民打土豪,除劣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建立基层苏维埃政府。在许权中旅到达高塘,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后,陕东赤卫队成为革命军的得力助手,在反动军队向渭华起义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陕东赤卫队与工农革命军协同作战,薛自爽在战斗中勇猛无比,浑身是胆。6月19日,在魏家塬阵地上,薛自爽带领赤卫队一个中队,配合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带领的一个中队,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敌军一个营换成便衣,从魏家塬西侧企图迂回偷袭,薛自爽见状,立即飞奔堡子底村三教堂,举起木棰,急敲铁钟,很快集合了五六百武装农民和赤卫队员,将其编为许多小队,开往魏家塬参加战斗。薛自爽带领队伍从何家村上塬,然后偃旗息鼓,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敌人背后,突然一跃而起,杀入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纷纷逃命。6月20日,起义部队向箭峪口转移,敌人一个团妄图封锁峪口,把起义部队消灭在山外。在此紧要关头,薛自爽带领十余名赤卫队员,迅速占领侯家崖村西高地,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他们英勇抗击。终因力量悬殊,赤卫队员伤亡十之八九,薛自爽右臂负伤,他就用左手射击。当许权中带队赶来救援时,薛自爽胸部中弹负了重伤。战友们背着他撤退,未走多远,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杨松轩
    杨松轩(1872—1928),陕西著名教育家。名鹤年,字松轩,龙潭堡(在今少华乡)人。
    童年时入私塾读书,清光绪十九年(1893)考一等食廪,“当为通场压卷”。光绪二十二年(1896)游学泾阳味经书院,在陕西维新派学者刘古愚的教导下,产生了改革教育,创办新学,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光绪二十五年(1899)返回故里后,他即把教育改革的理想付诸实践。他首先设馆,改革乡塾,又佐其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本村创办陕西东部最早的新式学堂蒙养学堂,后又应聘到临潼县雨金屯两高小学堂任堂长,积极倡导新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他与顾熠山、郑云章等人发起成立了华州教育研究会;二月,又办起了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小学堂。后又参与筹办女子学校,并于宣统三年(1911)正式成立了私立模范女子小学。在积极改革教育,推行新学的同时,他致力于社会教育和妇女解放,改变1日风俗、旧习惯的活动。杨松轩曾编写了《妇女发轫》、《华郡(县)地理》等书,还劝禁吸食鸦片,提倡妇女放足,倡导女子教育,并身体力行,首先从自家作起。
    杨松轩痛恨腐败的清朝政府,产生民主革命思想,于宣统元年(1909)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支援革命军,为陕西军政府抵御清朝军队进攻而多方筹措粮饷。1912年3月,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次长。8月,担任同盟会华州支分部负责人。次年,又当选为省议会议员,1917年当选省议会副议长。在省议会上,他曾提出增加留学生名额和教育经费,整顿全省小学教育和普及国民教育的提案。
    1919年,他离开省议会,专心教育事业。同年4月8日,杨松轩与顾熠山、郑云章等人通力合作,在原两等小学堂的基础上创办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并担任校董会董正,负责全盘工作。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思想进步的教员,其中有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王复生等人。他注意教材的革新,支持魏野畴改中学四年制为三年制与革新课程的计划。他注意学生思想与品德教育,经常利用各种集会,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或讲做人的道理。在他的支持下,咸林中学成立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如讲演社、体育会、新剧团、青年励志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等。他还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各种实习活动,掌握种桑养蚕、农业栽培、蔬菜种植、家禽饲养、编织、木工等实用技能,学生要轮流到学校开办的农场、印刷所、面粉厂参加劳动。为解决办学经费,学校除力争社会各界支援外,自己先后办起了园艺部、农场、饭馆、理发店、商店,并设立公储局、医院等。为了使穷家子弟也有受教育的机会,杨松轩还建立了工读生制度,每年招收的贫寒学生安置在后勤部门,他们上课随班学习,下课服务做工。后来,又建立了免费生、减费生、贷费生制度。当时封建保守势力对杨松轩推行新式教育极力阻挠破坏,但他以一往无前的决心认为“阻力即助力”,排除重重困难,使咸林中学逐步发展,培养了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科技文教界的著名学者,被誉为“陕东学府”。
    杨松轩为实现自己的教育宗旨,费尽毕生心血,1928年12月,患脑溢血在学校去世。
    郭蕴生
    郭蕴生(1868—1930)名毓璋,字蕴生,忠王村(在今圣山乡)人。
    他出身贫寒农家,但性聪敏,好读书。清光绪六年(1880),他12岁时,就考中秀才,人称“神童”。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在乡里设帐收徒。光绪十七年(1891),就读西安关中书院,未几,转入设在泾阳县的味经书院,从刘古愚学习。刘古愚是著名维新派教育家,他不仅讲授经史,也开设天文、算学、时务、地理等新学。郭蕴生在此寒窗苦读,目睹清朝积弱积贫,外患频仍,民不聊生的时局,乃追随刘先生深入研求古今中外兴亡之道,努力学习经世济民的实用学科,得到刘古愚的赞赏。
    光绪二十年(1894),在西安考中全省第二名举人,次年回家乡主讲少华书院,因改革教育的意图得不到支持,而至西安教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代理巡抚端方家任家庭教师。次年关中大旱,饥馑严重,郭蕴生被邀为筹赈局委员,他建议开仓设粥厂,挽救了不少饥民性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开封会试中考取进士。在赴试途中,写了《赴京日记》,对所见民情维艰、社会凋敝颇多感慨。会试中,清政府追捕具有革命思想的于右任,于闻讯逃走。其书童吴德被捉,出狱后生活无着,郭蕴生将吴收留照抚。会试后,郭蕴生被分发到浙江,路经湖北时,被湖广总督端方挽留,任湖北学务局总会计。因坚持财经规定,得罪了顶头上司,被诬告为“业务生疏,不能胜任”。继任总督的张之洞,查知真相,改派郭蕴生为汉阳兵工厂收支委员,兼管库司。该厂财务及仓库管理混乱,他清理帐目,检查仓库,废除外商回扣积弊,历时三个月,使帐项、库存一清如水,兵工厂负责人黎元洪大为叹服。以后,上峰拟派他去宝塔州收厘金,这是可以谋利的肥缺,但郭蕴生慨然拒绝说:“读书是为治国安邦,不是为赚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接见郭蕴生,称赞他“不染习俗,操守可信”。未几,出任湖北鄂城知县。该县梁子湖时涨时落,土地多有变迁。豪绅借机任意圈地,且不纳粮,贫苦农民失掉土地,仍要纳粮。郭蕴生对湖边土地进行丈量,决定有地的纳粮,无地的免征,并对无地农民进行安置。他还用地方税款,大力兴学,调离时,鄂城百姓一再挽留,夹道欢送。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湖北孝感知县,次年又任蕲州(今湖北蕲春)知州,皆能兴利除弊,秉公办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返回陕西。
    1912年,任陕西农会会长。当局曾拟任他为陕西财政司司长,因郭蕴生不愿接受袁世凯的委任状而作罢。次年,在西北大学预科任教,1914年,被推举为陕西商会会长。对当道筹款,只限法令许可的,否则力争减免。1916年,陕西财政厅拟给食盐加价。他认为食盐为人民生活必需品,不能任意加价,据理使其收回成命。
    1919年,任国会议员。在北京开会时,与他人共同提议免去北五省钱粮附加。提案通过后,陕西将附加田赋划归各县,作为公益事业或教育经费。郭蕴生觉得总算为地方做了件有益之事。在京期间,他还协助杨松轩为建立咸林中学募捐。
    1920年,回陕后,仍任商会会长。冯玉祥在任陕西督军期间,曾请他讲《左传》、《易经》,并在调离时,将部分善后余款交给商会,作为公益事业之用。郭蕴生办起了通惠商业实践小学,教授算术、会计等课。1923年,他兼任《陕西通志》编纂。分纂田赋、差徭、厘税、经籍诸门。次年任陕西储才馆副馆长。1925年在北京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在京逝世后,曾参加吊唁孙中山的仪式。本年10月回陕,专心从事《陕西通志》的编纂。
    1926年,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西安,他主持商会会务,筹借军粮,资助守城,作了大量工作。西安解围以后,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邀请郭蕴生出任陕西财政厅厅长,郭未予接受,旋任财务委员会委员,乃竭力赞助。
    郭蕴生不喜奢华,生活俭朴,布衣粗食,唯好读书,手不释卷,著述颇多,有“关中名儒”之称。
    1930年,病逝于西安。
    吉国桢
    吉国桢(1899—1932),又名凤州,字干卿,南吉村(今辛庄乡)人,革命烈士。
    他9岁上私塾,后入县教育会附设小学学习,1920年春考入咸林中学,在进步教师魏野畴、王复生的影响下,逐步接受新思想,同潘自力等同学发起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开展读书、讲演、演新剧以及体育等活动,并参加了进步团体——青年励志社。他与其他进步师生一起,与教育界的守旧势力进行了斗争。
    1924年夏,吉国桢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创办《新群》半月刊,热情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罪行。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吉国桢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示威,还深入工厂,向工人们揭露帝国主义压榨工人、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
    1926年夏,吉国桢被党团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吉国桢奉调回国,到陕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夏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9月,又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先后在榆林省立六中、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以教员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他主持开办党团员训练班。为陕北党团组织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他还在绥德县城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吸收贫苦的中青年参加学习,在吉国桢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至1930年夏,陕北党团组织遍及十余县,党团员达两千余人。在陕、甘、宁边界驻军苏雨生、王子元部,榆林高志清旅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大力做争取士兵群众和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
    1930年夏,吉国桢奉调回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曾领导了西安广仁医院和省印刷局工厂及报社工人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0月上旬,吉国桢被捕,他在狱中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11月底,吉国桢越狱而出。出狱后,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将他们派往关中各地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青国桢和省委先后派出十多名有经验的党员打入杨虎城部队,建立和扩大党组织,教育和争取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站到革命方面,扩大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1931年5月,吉国桢被党中央派赴河南任省委书记。他到任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加强巡视工作,整顿各地的党团组织,亲自主持召开两期党员活动训练班和兵运训练班。吉国桢还指导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先后出版了《中州时事》、《中州新闻》、《群众周刊》、《党的建设》、《我们的生活》等刊物,揭露新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宣传红军作战的胜利及各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1931年冬吉国桢积劳成疾,一度半身瘫痪,卧床不起。经过治疗,病情稍愈,又投入紧张的斗争。
    1932年春,为了支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在信阳设立交通站,动员数千名农民参加红军,发动各界群众募捐支援红军,不断向苏区运送医药、被服等急需物资,并组织农民到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还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豫南、豫中建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同时派出不少党员,到国民党驻豫军队中去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动士兵哗变。这些工作,都牵制了敌人,援助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经过吉国桢和他的战友们一年的辛勤工作,被敌人破坏而削弱了的河南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党员由几百名发展到2300多人,遍及全省90多个市、县,成立了郑州、开封两个市委,豫南、豫北两个特委,以及5个中心县委,3个县委,20多个特别支部。
    1932年7月下旬,由于叛徒告密,吉国桢和省委其他同志20多人在郑州被捕入狱,敌人对他们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是吉国桢宁死不屈,使敌人未能得到党的秘密。8月20日清晨,吉国桢等被秘密杀害于开封郊区。临刑前,吉国桢大义凛然,怒斥敌人的罪恶行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
    雍济时
    雍济时(1901—1937),雍家湾(在今少华乡)人,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国民党军人。
    雍济时于1925年毕业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后,即投考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次年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1936年任33师194团上校团长。
    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雍济时所部奉命参加淞沪抗战。他激励部下说:
    “以战壕为棺材,以铁锹作利器。”一时军中传为警语。9月23日,雍济时率团进驻上海防地。10月17日,日本侵略军逼近真如、大场阵地,雍济时率团与敌激战9昼夜。20日以后,日本集陆、海、空军猛攻,雍济时团伤亡惨重,但仍顽强抵抗。10月25日,雍济时亲临前沿指挥,不幸颈部中弹负伤,但他不肯撤离战场,仍带伤指挥战斗,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1939年,国民党政府追赠他少将军衔。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袁桢
    袁桢(1879—1938),字佐卿,庙前堡(在今东赵乡)人,清末秀才,能文善书。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军政府东路都督张钫率军至潼关防备清军,路经华州,袁桢前去拜谒。张钫与其交谈,并请他草拟出师檄文。袁桢援笔立就,深得张钫赏识,被张任为书记官,公文私牍,都交袁撰写。
    以后,袁桢历任华阴、潼关、咸阳、洛南、宁陕等县知事。所至各县,提倡教育,翦除盗匪,发展实业,兴修水利。华阴敷水地势低洼,耕地多被水浸,袁桢指导农民用除草垦田之法,得良田数百顷。为开发陕西实业,曾创大益纺织公司。宦游期间,清正廉洁,有人为谋职向他行贿,被袁桢严词拒绝。
    他晚年回乡后,协助顾熠山编修华县县志,日夕伏案,笔不停书。袁桢擅长诗作,曾作长诗《华民苦》,揭露当局征粮派款给华县百姓带来的苦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吟诗寄愤,表达爱国激情,颇有陆游的风格。
    陈述善
    陈述善(1904—1940),又名陈依萍,黄鹿口村(在今东阳乡)人,本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在高塘小学毕业后,考入咸林中学,受先进教师魏野畴、王复生等人影响,参加了进步组织“青年励志社”,并积极投入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学习和宣传活动。1923年,因反对学校的守旧势力,离校前往北京,考入朝阳大学。这期间,他参加了陕西在京学生的进步组织“共进社”,并投身各种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秋,因学费不济,陈述善返回家乡,在谷堆学校任教。他向学生推荐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了进步青年团体“高九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发展团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塘支部。1925年秋,陈述善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领导了高塘地区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高塘民团团长孙景福,凭借民团,敲诈勒索,奸杀抢掠,为高塘地区一霸。陈述善、赵和民等人,组织学生和农民示威游行,抗议孙景福的罪行,并发动农民拿起刀枪,消灭了孙景福的反动武装,还成立了“高塘九里公民会”,由陈述善与赵和民担任正副会长,查抄了孙景福的贪污赃款。公民会对高塘民团进行了改造,将民团掌握在党的手里。在驱孙运动中,高塘地区的党团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6年,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再进关中,陈述善无法立足,经党组织介绍经上海去广东黄埔军校学习,刚进学校,又被派到绥远(在今内蒙),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
    1927年,陈述善又返回高塘,开展党的建设和农民运动。他建立了中共高塘特支,并任书记。高塘党组织在他的领导下,一面发展党团员,一面组织农民协会,又对高塘民团进行改组,将其改造为农民革命武装。9月以后,陈述善调任中共华县县委农委书记,后又任宣传部长。为纪念被杀害的李大钊,陈述善与党员李维俊等组织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学生及当地群众,在高塘镇召开追悼会,并在高塘小学院内用砖铺砌了“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15个醒目大字,悼念革命烈士,激励青年的革命意志。
    1928年,渭华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进驻高塘时,中共华县县委组织了万人欢迎大会,陈述善代表县委和华县人民致了欢迎词。起义高潮中,党领导农民开展了“火烧文契不还帐”运动,与土豪劣绅进行了清算。陈述善为了深入开展这一斗争,首先将自己家里的地契文约当众烧毁,促进了打土豪、分浮财的农民革命斗争迅速发展。
    渭华起义失败后,陈述善逃出虎口,至山东高桂滋部开展兵运工作。后又转移到甘肃石瀛秀部暂编第一旅搞兵运。1936年前后,他又按党的指示返回陕西。西安事变后,在杨虎城部队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第二连少校连长。
    芦沟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任117师1057团团长。这个团长期由共产党人秘密掌握,营连都建有党的组织。陈述善接任团长后,认真整训,加强训练,严明纪律,提高了部队素质,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屡建战功。他率部先后参加了山西临猗附近吴王堡守备战,芮城大沟南夜袭战,运城曹允庄游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中条山榆树岭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不幸腿部负伤。但仍坚持指挥战斗,屡挫敌锋,克奏战功。后进医院治伤,在枪伤还未痊愈时,就返回部队。不久,旧伤复发,抢救无效,于1940年在西安去世。
    李秋轩
    李秋轩(1894—1945),名秀实,字秋轩,师家堡(今柳枝镇师高村)人。辛亥革命爆发时弃学投入革命军,民国建立后,入本省军官学校。1915年冬,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全国掀起了反袁护国运动。李秋轩也联络同志密谋建立讨袁军,他任南路总司令,尚未起事即因泄密,一些同志被捕遇害而失败。1916年3月,李秋轩与高峻、曹世英、郭坚等人在白水县起义,树起了护国军的旗帜。1919年冬,为反对北洋军阀,陕西靖国军成立,李秋轩先后任第三路参谋、第八游击支队司令,参加了与陕西督军陈树藩在关中地区的战斗。
    1921年,直系军阀大举入陕,靖国军寡不敌众,大部接受改编,独杨虎城迎原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至武功,坚持与北洋军阀作斗争。李秋轩也于此时至杨虎城部任参议,参加了与直军的战斗。杨虎城孤军奋战,伤亡惨重。1922年,在杨虎城部极困难的时候,李秋轩曾坚定地说:“靖国军应作战到底,宁失败毋自屈!”于右任对此言极为称道。
    1926年,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围攻国民二军驻守的西安,已加入国民三军的杨虎城部驰援西安守城,李秋轩也随军参战。西安围城达8月之久,军民伤亡惨重。西安解围之后,杨虎城深感痛苦,离开西安,避居三原。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急需杨虎城协助处理大局,乃派李秋轩持他的亲笔信去三原劝说杨虎城回到西安。
    李秋轩以后曾任杨虎城部第一师副师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谋等职,西安事变后,退出军界隐居,直至去世。
    郑云章
    郑云章(1880—1947),名炳蔚,字云章,郑村(在今东赵乡)人。本县新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由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优秀知识分子。
    他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幼年随在西安经商的父亲攻读诗书,稍长入泾阳味经书院,从主张变法维新的刘古愚学习,后又入三原宏道学堂求学。刘古愚变法图强,改革教育的思想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他与同乡同学杨松轩、顾熠山等组织同仁学会(后改名友仁学会),成立集义书社,以“商谈国是,共抒志怀”为宗旨,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及现代教育理论,并确定了教育救国的抱负。
    光绪三十三年(1907),郑云章参加了华州教育研究会及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的创建工作,并与杨松轩、顾熠山一起成为这一新式教育开拓事业的骨干。他与友人一起,还致力于妇女解放,共同建立了天足振学会,号召妇女不缠足,发展女子教育。他还参加了女子模范小学(今少华中学前身)的创办工作,为女子入学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爆发后,郑云章积极投身这一运动,并于1912年加入同盟会,曾在陕西军政府外交司、财政可任职。不久,他又返回家乡,仍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与杨松轩、顾熠山等人共同发起创建了咸林中学,并担任注音字母和簿记课的教学,还著有《注音字母图说》。为了发展乡村教育,郑云章在本村创办了郑村小学(翠华小学),并担任校长。1924年前后,他任县教育局局长,曾拟就颁发了《华县乡自治区办学须知》,系统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教育方针;还首创了学区、学校区设置。为本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郑云章勇于接受新生事物,思想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五四”运动以后,他看到民不聊生,社会黑暗,军阀混战,列强欺凌,深感不解决社会问题,单靠发展教育,并不能救国,从而产生了革命思想。在渭南赤水职业学校负责人、陕西早期共产党人王尚德的影响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1923年,他与王尚德一起,发动渭南、华县农民掀起了抗粮、抗税的“交农”(交农具,类似罢工)运动。他亲自搞了鸡毛传帖,一村传一村,发动农民涌向县政府,要求豁免粮税。郑云章与杨松轩代表农民与县政府谈判,达成了免征粮款一半,不再预征粮款的协议。1926年,在他4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本县年龄最长的党员。随后,他又担任过郑村党支部书记及二区区委书记等职。他所在的郑村小学,也成为中共华县党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1927年,农民运动蓬勃兴起,郑云章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反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他在县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发展史,参加组建县农民协会,亲自领导建立了郑村农民协会和第七区农民协会,并组织农民对土豪劣绅进行了经济清算。
    渭华起义时,郑云章积极投身这一革命洪流。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县,他与其子化名潜至长安县,以教书为掩护。杨虎城主持陕政时,返回华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1942年,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政治犯的罪名将其逮捕,押至西安。监狱军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郑云章回答:“我看国民党腐败了,不能救中国,不能复兴民族!”在狱中,因饱受虐待,卧病不起。次年经保释出狱。
    1947年6月,郑云章因病去世,全县有三千多人参加了他的治丧吊唁活动。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郑云章为革命烈士。
    张印玺
    张印玺(1914—1948),东泉护村(在今柳枝镇)人,革命烈士,牺牲前为西安市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青年时期目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丧权辱国的行径,毅然决然地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于革命事业。1936年秋考入西安高级中学后即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考入西北农学院,1942年毕业后,在西安直接税务局工作,并以这一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曾在西安降子巷和二府街秘密举办两次马列主义学习班,向进步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宣讲《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传阅《新华日报》、《大众生活》等进步报刊。他发展了一些人入党,其中有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穆鼎成的儿子穆云超,并于穆鼎成在西安的公馆里设中共地下联络站,与穆云超仿制渭潼司令部的印鉴,为陕北出入西安的中共工作人员和赴陕北学习的进步青年开发护照。张印玺还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印发了揭露国民党官员搜刮民财,迫害进步人士的传单。
    1945年5月,奉上级指示,以张印玺为主组建了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地下组织,积极开展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策划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工作。他将地下党员经营的西安新兴药房改为书店,作为又一联络站,在汉中也设一联络站,并领导了在汉阴县的工作。为了给出入西安的同志拿出路费,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营救被捕同志,他将自家皮革作坊的资金花去大半。
    1947年春,国民党加紧镇压革命活动,形势更趋紧张,张印玺将几个党员安排到外县隐蔽,而自己却坚守岗位与敌人周旋。本年春,由于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印玺受尽酷刑折磨,但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1948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耀县药王山。
    郭梦龄
    郭梦龄(1915—1949),西甘村(在今下庙乡)人,革命烈士。少时在三吴小学读书,后因家贫辍学。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先后以第六保保队附、国民党第一军谍报队队员等身份为掩护,搞情报,跑交通。曾与任宗砥、王德义、刘永祥等人多次冒险劫持敌军盐车等货物,组织驮骡从下庙渭河码头护送过河,运往解放区。
    1949年2月,为掌握和监视国民党驻华县的陕西省第二行政专署专员张雅轩的活动,郭梦龄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指派,打入张部,任二区专署独立大队二中队二分队队长。同年5月22日,华县和平解放前一天,张雅轩率部三百余人逃往南山,负隅顽抗。郭梦龄奉党组织之命跟随进山,以便待机配合解放军消灭这股残敌。国民党华县自卫团第一大队少校大队长王秉宏,在被送渭南管训期间,伺机潜逃南山,向张雅轩密告郭是共产党员。张雅轩命令将郭梦龄活埋杀害。
    1956年10月,县人民委员会将郭梦龄遗骨从岭南移回,隆重安葬在他的家乡。
    张雅轩
    张雅轩(1903—1950),甘肃庆阳人,1924年后投身国民党军警系统,历任排长、营长、警察中队长、徐州保警大队长及徐州行署独立团团长等职。1940年后任陕西七区专署中校参谋、保安副司令,积极参加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1947年任陕西省民警第六纵队队长,后又调任甘泉县长,配合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烧杀抢掠,袭击解放军游击队。1948年8月任华县县长,同年12月任陕西省二区专署(驻地在本县)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
    张雅轩在华县期间,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他为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在全县各交通要道、十字路口、关卡渡口修筑碉堡6百多个。建立盘查、通讯、情报组织系统,名日“三网政策”。以自然村为据点,把村内男女老少分别编入这“三网”之内,企图捕捉中共地下党员,镇压人民反抗。张雅轩的“三网政策”未能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却坑害了不少无辜群众,一些地痞豪绅、军警特务、乡保人员借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弄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
    1949年5月,华县解放。张雅轩不甘心灭亡,率领二区专署独立大队窜入南山,妄图与人民政权顽抗到底。他勾结当地恶霸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公然抢去岭南区政府公粮,用酷刑拷打无辜群众,抢劫百姓财物。地下党员郭梦龄打入张部,监视张雅轩的活动,因被人告密暴露。张雅轩残无人道地将其活埋。
    1949年6月,张雅轩为了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直接策划和指挥了石孟(现毕家乡)、令公(现柳枝镇)反革命暴乱。张雅轩组织一些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兵痞、惯匪袭击了石孟、令公两个区政府,杀害了七名区干部和游击队员,抢劫了一批枪支弹药和财物,在攻打县城未遂后逃入南山。8月,渭南军分区22团进山清剿,张雅轩的反革命武装被击溃。他伪装农民潜入西安,被公安机关捕获。1950年西安市人民法院判处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张雅轩死刑。
    王平凡
    王平凡(1922—1951),华阴县台头村人,1948年至1951年在华县从事党的领导工作。
    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上半年被派到华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0月组建了中共华县工作委员会并任工委书记。为了迎接解放,王平凡狠抓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首先迅速恢复和发展党员,使华县地下党员由原来的60多人增加到229人,建立了9个区党总支和18个党支部。同时积极组织动员了30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四批到陕北学习,为解放华县培养了一批骨干。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华县爱国民主人士,如顾熠山、杜寿山、齐逸农、徐振化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力地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为了掌握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他与国民党县自卫团担任副团长的申定远接上了党的关系。此后,通过顾熠山把一些地下党员秘密派入县自卫团,并在县自卫团内组织了一个地下党支部,将这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另外,还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华县党政的各要害部门和重要头目身边安插了地下党员,使中共华县工委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1949年5月,解放军大兵压境。为了减少牺牲,和平解放华县,王平凡带领几个地下党员,于5月20日开始和国民党县长李佐唐进行谈判。当李佐唐中断谈判,准备逃往南山时,王平凡又与国民党县参议长王仲谋继续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先后给王仲谋打电话施加压力,企图破坏谈判,并阴谋杀害王平凡,但王平凡临危不惧,排除干扰,坚持斗争,使王仲谋终于接受了谈判条件。5月23日华县和平解放,中共华县县委成立,王平凡任县委副书记,1950年6月又任县委书记。
    解放初始,国民党残余势力蠢蠢欲动。1949年6月29日晚,石孟区(今毕家乡)和令公区(今柳枝镇)发生反革命暴乱。枪声打响后,王平凡当即和几名常委分析情况,研究防范措施;锁了城门,收了钥匙,换了岗哨,并在大街小巷和城墙周围布置了一百多名可靠战士,加强了巡逻放哨。果然,凌晨前后,暴乱分子来袭县城,由于事先有了准备,打乱了敌人里应外合的阵脚,攻城未遂,暴乱分子随即逃往南山,后来被剿灭。
    王平凡在工作中实事求是,深入群众,雷厉风行,不徇私情。一次,有个同志介绍王平凡的一个亲戚入党,王平凡了解此人的反动本质,坚决不予接收。土改中,他的一个亲戚是地主分子,又有恶迹,王平凡坚决主张交给群众斗争。由于积劳成疾,他身染重病,但还是日以继夜地学习、工作。当身体实在支持不了时,吃些兴奋性药物,继续坚持工作。同志们劝他保重身体,注意休息,他总是说:“累一点没啥,工作要紧嘛!”以致身体越来越弱,病情急剧恶化,于1951年12月去世。
    关秀卿
    关秀卿(1874—1957),字中俊,瓦头村(在少华乡)人,毕生从事教育工作。
    他是清末秀才,后在私塾教书。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建立的次年,他应聘到校任教。咸林中学创办后,关秀卿任斋务主任,指导学生生活。除本职工作外,学校师生之一切正义、进步的社会活动,如当时的男子剪辫,女子放足,植树造林,荒年散赈,扫盲识字,爱国宣传等,他莫不积极参与。
    1921年以后,咸林中学因时局与人事问题,内外校务均由杨松轩一人负责,关秀卿积极予以协助。1928年杨松轩逝世后,咸中内外一切工作失去支柱。校董会为了挽救学校当时危局,选关秀卿为董事长,继承杨松轩总揽校务。当时地方政局混乱,学校经费拮据,各科教师缺乏,学生纷纷离校,学校几乎陷入停顿。继之1929年大旱,1930年和1931年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1932年瘟疫大流行,都使学校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关秀卿在此危难之中,苦思焦虑,费尽心血,使学校尽力维持。又值省教育厅欲停办咸林中学,他与部分校董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团结一致,发奋图强,决心将咸林中学办下去。他毅然接受前任校长辞呈,聘请王子休继任校长,并聘请熊文涛、雷五斋、严木三、白伯旅、徐锡龄等一批优秀教师到校。同时提倡劳动教育,师生动手,自力更生,结合生产,建设学校。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下,情况逐渐好转。1934年,学生由原来的80多人,增至300多人。他还领导校董会与县府交涉,将县仓房周围与县府喊冤台故址20多亩土地拨给学校扩展校址,并修建了体育场。学校面貌大为改观。
    学校摆脱困境后,关秀卿与校董会又力求发展,增设高中,并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合校。当时的封建习俗使男女合校遇到很大困难。关秀卿带头将自己的女儿、儿媳送到学校,并动员教职员工响应,男女合校逐渐得到社会认可。
    关秀卿主持咸林中学校务期间,学校不但摆脱停顿状态,还得到很大发展。极盛期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三部,教职员工60多人,男女学生800多人。学生来源除本县外,还有关中东部各县以至河南洛阳、山西永济,不愧“陕东学府”之称。
    芦沟桥事变后,关秀卿以年事已高,辞去董事长及资产部监督职务,退居家园,仅以普通校董名义,充当顾问,时被咨询。
    华县解放后,关秀卿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社会活动,1957年去世。
    顾熠山
    顾熠山(1873—1962),名耀离,字熠山,马家斜村(在今城关镇)人,爱国民主人士,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总纂。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光绪十六年(1890)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学于味经书院,受业于陕西著名爱国教育家刘古愚,并受刘古愚影响,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从三原宏道学堂毕业,曾任华州官立高小及教育会小学教员、华州教育会会长等,致力于新教育的开拓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顾熠山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为路经华州赴潼关抵御清兵的革命军支应粮饷,并于1912年加入同盟会。他与杨松轩等人一起,领导了咸林中学的筹建工作。他担任过华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还曾在省立三中、一中任教。1926年受中共组织的委托,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华县县党部的领导工作。1928年后,先后任同州第二师范教员,韩城县政府秘书兼二科科长。1931年7月任华县县志局编辑主任,主持县志修纂。以后曾担任华县救济院院长7年,期间,收养孤儿四五十名,工读兼施。在任县财务委员会副主任于大荔开会时,当着省主席祝绍周面,为八区专署12县争回归省之税蓄四成。1945年,以知名人士身份,面见蒋介石,力陈百姓苦况,遂减征关中田赋七成。1949年顾熠山为和平解放华县做了积极贡献。解放后,顾熠山做为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当选为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还是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顾熠山一生倾向进步,追求光明,痛恨黑暗势力,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
    1931年7月,他任县志局编辑主任,不久,县志局因人事变化及经费短绌而无形解散,修志工作停顿。顾熠山虽在救济院任职,但修志一事,常萦绕于怀,在袁桢、刘依仁、李子春等人支持下,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县志编纂。他针对旧志叙述不科学,内容支离重沓,迷信颇多的缺陷,决定改续修为重修。他和同道们一起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既埋首于图籍之中,又分赴各地调查,搜集了大量新材料。1945年11月,他辞去一切职务,专力县志。适值县参议会决议修志,他又被任为编辑主任。1946年4月,县志编辑委员会成立。在住房和用膳极感困难,生活极不安定的情况下,县志于1947年终脱稿,因经费困难未付印。顾熠山又相机补充了1947年以后的一些材料。1949年初,经费有了着落,遂由西安大中文化工业社承印出版了《重修华县县志稿》。这部志书共17卷,10册,58万字,记事上至西周,下至1948年,且详于近代,注意经济,多载民生疾苦,对社会黑暗秉笔直书,为民国期间,陕西所修县志中较好的一部。
    李永乐
    李永乐(1938—1962),师高村(在今柳枝镇)人,为抢救落水小学生而牺牲的优秀民警。
    1956年少华中学毕业后,参加公安工作,任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长乐西路派出所户籍民警。他在工作中,积极负责,吃苦耐劳,关心人民疾苦。北三官庙巷一带地势低洼,多系草房。每逢刮大风,下大雨时,他总是放心不下,常常深更半夜前去查看,以防发生意外。一次,居民李佩兰忽得急病,口吐鲜血,而亲人又不在身边。李永乐得悉后,立即赶来,把病人送到医院急救,还利用休息时间到医院探望。李佩兰出院后,李永乐又为她担水买面,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李永乐一次正在休假,突然接到侦破一起盗窃案的任务,他毫无怨言,立即放弃休假,投入紧张工作之中,经过8天奋战,终于将盗窃犯抓获。由于工作出色,李永乐于1960年加入了共青团。
    1962年6月14日下午5点半,一群小孩在城东北角环城河边玩水时,一名叫刘思章的12岁小学生不慎失足落水。李永乐适逢路过这里,听到呼救声,立即赶到河边,奋不顾身地跳到两丈多深的河里抢救这名小学生。第一次没有找到,他钻出水面吸了口气,又第二次钻入河里。由于水太深,他的身体较弱,水性又不大好,精疲力竭,无力浮出水面。待捞上岸后,经多方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李永乐牺牲后,中共灞桥区委根据他生前多次申请和见义勇为、自我牺牲的精神,追认李永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共青团灞桥区委决定追认他为模范团员,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于他革命烈士称号。
    杨叔吉
    杨叔吉(1884—1966),名鹤庆,字叔吉,龙潭堡(在今少华乡)人,杨松轩之弟,陕西卫生界著名人物。
    少时从其家兄读书,后入泾阳味经书院和三原宏道学堂,再赴上海理科专修学校求学。他痛恨清廷腐败,追求科学和民主,从而产生革命思想。因此在上海理科专修学校肄业后,东渡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中断学业回国投身陕西反清起义,曾负责龙驹寨电报事务,还曾任起义军炸弹队管带兼二十二标二营管带,参加了与清军的战斗。
    1912年,杨叔吉再次到日本留学,次年考入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918年毕业回国后,曾任陕西红十字会理事长兼陆军医院院长。同时,还任陕西督军公署军医课长、助医学校校长等职,编有医学书籍若干本。1923年,他曾发起组织反对康有为盗取珍贵佛经的斗争,后赴日本考察名古屋大地震,著《日本大地震记实》一书。
    此后,杨叔吉到南京开办咸宁医院,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医处长,兼任过法相大学、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黄埔军校陕西籍学生郑自毅等人因进行反蒋活动,在广州被捕。他亲赴广州,通过担任广东省主席的友人陈铭枢将郑自毅等保释出狱。
    1931年杨虎城主持陕西政务,他应杨虎城之聘,回到陕西,任省政府参议、十八陆军医院院长、省防疫处处长等职。1932年,陕西霍乱大流行,他参加组织了防疫治病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任省卫生处处长。当时全省大多数县都缺乏医疗卫生机构,杨叔吉大力组织各县卫生院的建设,经过努力,全省90%以上的县都办起了卫生院,为这些县的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他还出任西安华西化学制药厂董事长。1944年,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辞去所有职务,从事社会防疫工作。解放前夕,归家务农。
    全国解放后,1950年陕西防痨协会请他出来工作,后又任西安市红十字会会长,曾被选为省、市人民代表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陕西卫生界有一定的声望。
    慈云法师
    慈云法师(1892—1967),俗名郭兆基,辽宁省法库县人,著名佛教界人士,他早年在沈阳革治中学(基督教会所办)读书,后毕业于北洋师范大学。历任东北军朱子桥(庆澜)军事幕僚及参事秘书等职。1921年前后,以军阀混战,厌于宦途,皈依于浙江天台山甘露禅林,1925年祝发于宁波太白山天童寺。1931年居陕西长安卧龙寺任方丈,主持同戒录。1933年主持华县宁山寺。遂大修寺院,扩建廊院房各寮20余间、讲经室3栋、退居室3楹及大雄宝殿,塑像工精,钟鼓云板,龙梆俱备,名人题字、联对充楹,“宁山净寺”四字系于右任所题。1940年,慈云法师开山堂法会,广度善男信女、尼丘僧众,四川、汉中各名刹戒僧多来赴会。慈云虽宗净土,但对佛教十三宗经典甚有造诣,为方外云僧及居士宗仰。曾保护宋、元、明珍贵藏经8立柜于大雄宝殿。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一军驻华县,乱砍滥伐林木,慈云曾先后要求南京政府、西安胡宗南及驻华县时村的阎锡山总部参谋长布告保护寺院,封山育林。“文化大革命”之初,“红卫兵”大破所谓“四旧”,破坏宁山寺文物,慈云两次拦阻,曾赴西安上告,至归,8柜经典悉毁于火,又见佛殿塑像被捣,泣叹日:“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佛家何罪!”解放后,慈云法师曾当选省、县人大代表,任全国佛教协会理事等职。1967年圆寂于宁山寺。
    刘永祥
    刘永祥(1894—1968),原籍赵村(在今华州乡),后移居到临潼县。从16岁开始为人打短工熬长工,也曾在杨虎城部队中当兵,在华县民团中任分团长。1938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靠拢中共地下组织,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临潼搞交通和掩护工作。曾奉中共关中地委之命,将陕南游击队指挥员余谦安全护送到陕南。还曾为中原突围后到达陕南的新四军五师筹措了资金,解决部队物资供应上的困难。
    1947年,中共关中地委派刘永祥回到华县开展地下工作。刘永祥以自己的家作为党的联络点,接待、掩护和保卫地下党同志,中共华县工委的几次会议曾在他家召开。1949年春,为了迎接解放,他积极在地方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刘永祥多次接触少华医院杜寿山,发现杜寿山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就把策动国民党县长李佐唐投诚起义的任务交给杜寿山。杜寿山经常与李佐唐谈心,使李佐唐有了和平谈判的意愿。杜寿山将情况汇报给刘永祥,刘永祥提出谈判的条件,让杜传达给李佐唐,可李佐唐予以拒绝。虽然如此,但对李佐唐的工作,却为和平解放华县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华县解放后,刘永祥曾任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县农会主任、监委主任、粮食局长、陕西出口食品厂党支部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含冤去世。
    王化民
    王化民(1896—1969),又名王松年,算王村(在今大明乡)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性情耿直,刚正不阿,富于正义感,具有劳动人民憨厚纯朴的传统美德。
    少年时期的王化民,就对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深怀不满,在本村学校教员王光录(中共早期党员)的熏陶教导下,立志投身革命。1926年,他积极参加了当地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后作为积极分子到华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到当地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同年经王光录、霍世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中共华县县委农委书记。1928年2月,王化民和潘自力、张金印(慕陶)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这次大会因改变会期和地点,潘自力与王化民未能出席。在上海停留期间,他们受到中央领导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的接见。他们在接受中央“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准备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后,回到陕西,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开始了渭华起义的准备工作。同年4月,王化民与薛自爽带领渭南、华县选派的优秀党团员、农运积极分子秘密前往洛南县三要司许权中旅受训,学习军事,约一个月后返回,组建了陕东赤卫队。5月渭华起义爆发,王化民任中共华县县委代理书记,和霍世杰等同志一起,活动于高塘、大明、圣山等地,帮助和指导各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及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化民一家遭敌残酷迫害,但他革命意志不减,坚持隐蔽斗争。1933年,和王尚德等人在渭南开办集峰木厂,为党组织活动提供经费,建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1936年,又在高塘创办民众教育馆和书店,发行《新华日报》、《老百姓报》等革命进步报刊书籍,继续传播革命火种,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解放后,他历任高塘、城关区副区长,高塘、侯坊购销社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白雪事
    白雪亭(1900—1970),处仁口村(在今高塘镇)人,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幼年因生活所迫,只读半年小学就挑起生活重担,农忙经营几亩薄田,农闲担炭卖柴。
    1928年,渭华起义在高塘地区爆发,他参加了本村赤卫队并被选为队长,领导赤卫队员,投入了打倒土豪劣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洪流。渭华起义失败后,反动势力疯狂迫害革命群众,白雪亭为此极为愤慨,无所畏惧地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斗争。恶霸地主、清乡团总团长王佐大肆屠杀起义人员,还诬告渭华起义领导人潘自力、陈述善、王芾南等人为匪,诱骗白雪亭在状子上签名,白雪亭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坚决拒绝。为了打击王佐的反动气焰,白雪亭联合一些群众,列举王佐横行乡里的恶迹,写状子告到县府。由于他们坚持斗争,利用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终于告倒了王佐。
    1929年2月,白雪亭为找生活出路,和几位好友集资开设一个杂货铺。当时高塘镇广盛义等四大商号把持商会,肥摊多派,坑害商民,白雪亭愤愤不平,带头清算出他们的贪污款,罢免了商会会长,商民拥戴他接任商会会长一职。以后,他又任当地联保主任。这期间,他不仅不贪财爱物,不坑害农民商人,还热衷于教育事业。除经常用自己的钱,救济贫苦学生外,还多方筹措资金,创办启文女校,发展女子教育。
    1938年,白雪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他负责高塘地区丰镇乡的地下党工作,积极与上层民主人士搞好统一战线,打入敌人政权机关,抓地方政权和武装。他以丰镇乡乡长的身份为掩护,为党作了大量工作。1946年,中原突围后的新四军五师在商洛一带活动。一次,五师游击队陈德志支队出击高塘。白雪亭根据省委指示,一方面带上国民兵假装进山作战,一方面派人和游击队联系,送钱送粮送衣物,还给补充枪支弹药。游击队与反动武装的战斗中,一名小队长负伤掉队。白雪亭掩护他在枣园村养伤,伤好后,又资助他去找部队。1947年,国民党保警队队长姜启民,派兵强伐农民树木,还怂恿部下奸淫抢掠,欺压群众。白雪亭团结群众,状告姜启民,在确凿事实面前,迫使国民党县政府撤了姜启民的职。
    华县解放后,白雪亭担任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以后历任沙苑造林局和渭南专署林业局局长、省林业厅种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1960年,因身体多病主动要求到基层担任力所能及的工作,而被林业厅派赴长安县南五台林场任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中,他一贯不徇私,不畏难,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于1970年被迫害致死。
    潘自力
    潘自力(1904—1972),原名自励,又名定九,枣园村(在今高塘镇)人,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17岁时,家里曾威逼他弃学经营家业,他一气之下投考陕西混成旅炮兵营当兵,因不堪忍受非人待遇,一年后又离开炮兵营,考入咸林中学。
    当时,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进步教师在咸林中学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潘自力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热烈追求新思想,并和同学们一起探讨社会问题。他还积极参加学校成立的读书会、救国会、自治会、互助社、新剧团、讲演会等有益活动,在这些组织和活动中,表现出自己出色的组织才能,因而被公推为咸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后又被选为县学生自治会会长。1922年至1923年春夏间,王复生老师与赤水职业学校创办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联系,成立了青年励志社,潘自力是成员之一。他们深入社会,组织讲演团,到高塘、下邽等地,利用庙会和集会作通俗讲演。
    由于当地顽固势力的排挤,魏野畴、王复生相继被迫离校。1923年7月,潘自力跟随王复生老师来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这期间,他加入陕西在京学生组织的进步团体——共进社。1923年夏,潘自力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奔父丧返回华县,1924年春复入咸林中学。这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取消了原来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等民主权利,恢复了封建教育那一套旧规程,遭到广大学生的反对,推选潘自力为代表向校方交涉。学校无理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并威胁说:“学校就这样办,你们愿住就住,不愿住就走开!”进步学生义愤填膺。潘自力所在班级大部分学生都离校,投奔北京,以示对学校当局的抗议。他在北京积极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大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潘自力与共进社社员一起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
    1925年7月以后,按照党的指示,他在陕西、河南进行青年和军人运动。1925年10月,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1月,潘自力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冬,潘自力等从莫斯科动身回国。1927年5月,他回到陕西,先后在长安、西安、渭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8年1月,任陕西省委书记。2月,他又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赴上海开会。因会议改期,他向临时党中央汇报了陕西工作,接受了中央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后,即返回陕西。他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向各地党组织布置了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任务,并参加了渭华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8年10月,潘自力在西安被捕,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毫无惧色,严守党的机密。1930年10月,他逃出敌人监狱。因无法接上党的关系,遂受杨虎城资助,去法国留学。后辗转英国、苏联,于1933年5月回国。1935年1月,他历经艰辛,于四川北部找到红四方面军,在总政治部任干事,参加了长征。1936年9月,重新入党。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胜利结束长征,潘自力调到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潘自力奉调到晋察冀军区,先后担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副主任,后又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和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年7月,潘自力任十九兵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军进军宁夏。9月,宁夏和平解放,党派潘自力留在地方担任中共宁夏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工作。1952年,他又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在宁夏和陕西工作期间,潘自力认真学习理论,深入调查研究,注意团结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生活简朴,克已为人,工作搞得很有生气。
    1955年1月以后,潘自力转到外交战线上工作,先后担任过我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潘自力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对外政策,正确地判断形势,灵活地运用策略,很好地完成了外交任务。
    “文化大革命”中,潘自力遭到残酷迫害,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于1972年5月22日与世长辞。他去世后,其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捐赠一万元给其母校——咸林中学。
    杜寿山
    杜寿山(1902—1974),又名松年,杜家堡(在今华州乡)人,爱国民主人士。
    他自幼学医,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军医。他思想进步,向往革命,同情共产党。1928年,杜寿山在西安得知同村好友杜松寿因是共产党员被捕,即冒着风险,以看病为名前去探望。当他了解到共产党员潘自力、王立人均被捕入狱,就多方设法营救。1930年杨虎城进西安以后,杜松寿等越狱出逃,当时手无分文,杜寿山慷慨解囊,资助路费,使他们脱离虎口。
    1934年,国民党通辑捕捉华阴县中共地下党员赵拱北,杜闻讯后,出于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爱戴,将赵秘密藏在他的住处避风,随后,在一个晚上趁机把赵拱北从西安北城墙上用带子吊下,放其逃走。
    “七七”事变后的1938年,他随军开赴山西,在临晋、永济一带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因军事失利,部队失散,杜寿山回到华县。1941年在朋友的资助下,于西关开设少华医院。
    1948年8月,杜寿山的好友赵拱北来到杜的医院,旧友重逢,分外亲热,闲谈中赵拱北谈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有关政策,又把地下党员刘永祥的情况作了介绍。从此,杜与刘永祥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同年,经刘永祥的介绍他认识了中共华县工委书记王平凡。王平凡以看病打针为借口,经常到医院来。王在和杜的多次接触中发现杜寿山思想进步,且能保守机密,又有一定社会地位,就和他建立了统战关系,少华医院成了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一个据点。
    1949年农历正月,中共地下组织请杜寿山作国民党华县县长李佐唐的工作,争取李佐唐归顺人民,起义投诚。杜寿山接受任务后,不避艰险,利用他和李佐唐是旧交的关系,以关心的口气对李说:“要眼睛放亮,为解放华县做点事情,有点功劳,也好下台。”但李佐唐思想顽固,执迷不悟。他本着“只要有一线之路,也要争取和谈成功”的意愿,先后5次出入县府,和李佐唐面谈,希望李与中共地下组织进行谈判。李佐唐拒绝谈判后,杜寿山又将愿意谈判的县参议长王仲谋引见给王平凡,终于使和平谈判圆满成功。5月23日,华县宣布
    和平解放。
    解放后,杜寿山曾任少华医院、西关第一联合医院院长,并历任县工商联主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冤屈,惨遭批斗,受尽折磨,于1974年含冤逝世。
    胡琏
    胡琏(1907—1977),北会村(在今赤水镇)人,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
    胡琏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兄妹三人中,他排行第二。先读私塾,13岁入县立高等小学。他资质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备受老师刘淼的称道。
    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无法继续上学深造,就去河南投军。开始,在国民二军冯子明旅当一名文书。不久,胡琏又赴广州,于1925年中秋节前后,进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七连学习。在黄埔军校时,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10月,胡琏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随即投入北伐战争。1928年他任十一师六十一团连长。次年参加了蒋介石讨伐李宗仁的战争,以及蒋介石与冯玉祥、蒋介石与唐生智的混战,因作战有功,擢升为营长。自1931年6月起,胡琏参加对红军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并于1933年升任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团长。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胡琏一直拚杀在抗日战场。1937年8月,在淞沪会战中,胡琏的第六十六团负责上海北面罗店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的进攻前,顽强抵抗。虽然伤亡很大,但滞缓了日军进犯。
    淞沪会战后,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第一九九旅旅长,曾进军苏南,展开游击战,重创日军。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胡琏率部在皖南长江南岸掩护海军特种部队在长江水道布雷,阻滞日军向武汉进攻。
    1939年,胡琏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并开赴湖南,参加了打击日军的第一次湘北会战及其它战役。次年5月,日军进逼宜昌,第十一师奉命驰援湖北当阳,当阳已是江北孤立据点,有人主张放弃。胡琏却认为,当阳是宜昌屏障,若当阳失陷,则宜昌不保,必须固守当阳。6月9日,日军疯狂进攻第十一师阵地,战斗十分激烈,尤其是九子山高地双方反复争夺,相持不下。胡琏亲率一个团增援九子山,同时派一支小部队,迂回夹击敌军。敌人恐被围困,慌忙撤退。第十一师同日军激战一周,重创敌军,完成了当阳阻击任务。1941年,胡琏调任福建省预备第九师师长,次年又调回第十一师任师长。
    1943年5月,日军进犯湖北西部的石牌。石牌是长江上的一个江防要塞,若石牌有失,则日军不仅可以威胁鄂西的巴东、恩施一带,而且可以窥视四川,震撼西南。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严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蒋介石决定把守卫石牌要塞的任务交给胡琏第十一师。
    胡琏接受任务后,表示誓与要塞共存亡,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他决定利用石牌要塞岗峦起伏的地形,智取敌军,将主力部队隐匿于要塞东南北斗冲一带,只留部分兵力防守要塞。5月27日,日军向北斗冲发动进攻,当敌进至一个群山环抱的石谷时,胡琏一声令下,第十一师部队一拥而上,将敌人围住,并予以重大杀伤。第二天,日军继续发动进攻,胡琏组织强大机枪火力网阻滞敌人,并指挥部队与逼近阵地的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胡琏采用攻守结合的战法守住了阵地,共歼敌1千多人,取得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他因此功获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44年,胡琏带职调重庆蒋介石侍从室任参军之职。几个月后,又出任第十八军军长,因日军进犯,率部参加次年6月保卫湘西的雪峰山会战,抗战胜利后,第十八军奉调到武汉地区驻防。
    1946年夏,第十八军改编为整编第十一师,胡琏任师长,随即投入内战前线。在进攻鲁西、苏北、山东解放区时,连遭败绩。1947年7月,胡琏的整编十一师与第八军在鲁中的临朐、南麻与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作战。这年夏秋,胡琏率部移驻平汉铁路南段,且进攻鄂豫皖解放区。同年冬,任整编第十八军军长。1948年,胡琏的整编十八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并入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胡琏任副司令,并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兵团司令由黄维担任。10月底,胡琏因父病危和治自己牙病请假离开部队。
    11月,淮海战役爆发,第十二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地区。蒋介石发现胡琏不在前线,立即电召胡到南京,令空军将其空运到双堆集。12月初,人民解放军攻势更加猛烈,第十二兵团处于绝境。12月7日胡琏慌忙飞往南京,向蒋介石面告。9日,又飞回双堆集,准备突围。12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总攻,15日,第十二兵团突围不成,大部被歼。胡琏乘战车逃跑到南京。
    次年2月,胡琏任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5月,又任第二编练司令部改编的第十二兵团司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胡琏一直撤到广东潮汕地区,旋又退到金门。1949年10月25日,胡琏率部在金门古宁头村阻挠人民解放军登陆金门。
    以后,胡琏任台湾国民党军队的金门防卫军司令、第一野战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以及台湾驻南越“大使”、“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先后被授于陆军上将、二级陆军上将、一级陆军上将军衔。晚年爱好文学和历史,喜读古书,并著有一些作战回忆和《越南见闻》等书。
    张孝义
    张孝义(1929—1978),张家山(在今柳枝镇)人,陕西省农业劳动模范。
    他出身贫苦农家,少年时即靠替入放牛、租种他人土地及打短工为生。解放后,他满怀激情投入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先后担任过农会主任、互助组长、农业社主任,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曾任张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县委委员等职。
    张家山地处山区,山大沟深。解放前,由于林木横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村民生活极为贫困。张孝义看准这个问题的症结,决心改变自然面貌,带领群众走上富裕之路。从1950年起,他就率领群众开始了植树造林、保持水土、发展牧业、增产粮食,改变贫困面貌的艰巨工作。他组织群众在荒山秃岭上植树,修建水平梯田,建设果园,改变粗放耕作习惯,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并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山区副业。至1957年,他们共封山育林1万多亩,植树造林4千多亩,建起了1百多亩苹果园,栽种及养护了2千多株毛栗、核桃、柿子树。90%的荒山得到绿化,水土流失得以控制,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养羊业也从零起步,发展到几百只。农、林、牧业的全面发展,使村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1948年,这个村有65%的户缺粮,到1956年,就已达到家家足食。张孝义为了张家山改变贫穷面貌。不仅作出了正确决策,而且始终与群众一起,同甘共苦,共同劳动,身先士卒,备尝艰辛。
    由于张孝义的出色领导,张家山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成为全省闻名的农林业先进单位。1956年,被评为陕西省林业模范单位和全国农林牧模范农业社,国家林业部还颁发了奖旗、奖状。1958年12月,张孝义代表张家山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六十年代前期,张孝义依然带领张家山在全面发展农林牧业的道路上前进,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和打击。“文化大革命”后,张孝义调到柳枝公社工作,不久即去世。1982年,省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劳动模范荣誉证。
    杨钟健
    杨钟健(1897—1979),杰出的古生物学家,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字克强,龙潭堡(在今少华乡)人。陕西著名教育家杨松轩之子。
    1910年,毕业于华州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后转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赴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他热心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与组织起“陕西省旅京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中,他以满腔热血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大会,接着参加了邓中夏等人发起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还作为北方学生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主编了以揭露陕西社会黑暗为主的刊物《秦劫痛话》。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秦钟》月刊上,挥笔痛斥陕西军阀。1920年,经邓中夏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至1923年7月,他两次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与此同时,杨钟健与陕西在京进步学生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等,于1921年10月又发起创办《共进》半月刊,并于次年成立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在1923年10月以前,他一直是共进社负责人之一并担任《共进》半月刊的主编。1923年上半年,杨钟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关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制定后,他由李大钊、邵力子介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1923年夏,杨钟健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接受老师李四光的建议,于同年10月赴德国留学,于1924年4月正式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专攻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西欧学自然科学得博士学位,一般授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发表后,立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誉,被认为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诞生的标志。1928年2月,杨钟健离开德国返回祖国。
    1928年春,他在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主持新生代研究室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翌年又担任这个研究室的副主任。从1929年到1934年,杨钟健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方面。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我国哺乳类化石和新生代(特别是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奠基人。从1934年起杨钟健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爬行动物,但一直到1940年前,新生代地质和哺乳类化石,仍然是他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曾被选为1936年和1937年中国地质学会的两任理事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杨钟健只身南下,辗转到达昆明,任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名誉教授。在昆明的几年中,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对云南禄丰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这一研究,使禄丰动物群成为世界上研究这一重要地史时期,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与标准的化石地点,而杨钟健本人也因此成为当时国际上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一位古脊椎动物学者。1940年夏,杨钟健被聘为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脊椎古生物组主任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同年10月,他随昆明办事处迁到重庆,应邀兼任重庆大学名誉教授。1944年4月杨钟健赴欧美考察和讲学。
    1946年3月,回国以后,至南京继续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同年冬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次年春,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48年秋,杨钟健出任西北大学校长,抵制了胡宗南将学校迁至成都的图谋。1949年4月,他拒绝了国民党胁迫他去台湾的引诱,在南京迎接了解放。
    1949年12月,杨钟健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所长;1959年又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从此,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和自然博物馆的建设上。1962年,他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国际威望,被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选为名誉会员。在解放后的17年间,杨钟健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极为突出的富有开拓性的贡献,而且为我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和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骨干。1956年4月,杨钟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曾被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杨钟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他顶着政治上的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仍孜孜不倦地坚持科学研究工作。1975年,被英国林耐学会选为会员。
    “文化大革命”后,杨钟健兴致勃勃地投入振兴祖国科学的伟大事业。但却因病于1979年1月15日与世长辞。
    杨钟健一生学术研究的范围,涉及地层古生物、古人类及考古学等广阔的领域。他先后完成学术论著600多篇(册),其中包括20多部专著,是我国古生物学界著述最多的学者,在世界上也称得起是丰产学者。
    王立人
    王立人(1906—1980),又名仲儒,南王堡(在今杏林镇)人。1923年在县立高小读书,因反对封建礼教被开除。又考入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2月,大革命运动正深入发展,王立人进入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西安中山学校,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于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6月他回华县从事党的工作,以教育局视学员的公开身份,联络进步教师,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8年秋,他又被分配到中共西安市委作街道支部工作,后又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的交通工作。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敌人逮捕,受到重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牢守党的机密,后设法越狱逃出。
    1931年,王立人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络工作,第二年又被调到党中央,任中央交通员,在郑州建立了华北交通站,后又在中共河南省委作发行工作。
    1935年,王立人回到华县,利用过去在教育界的影响,在扶农小学(太王庙小学)当校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扶农小学的歌咏队、演唱队、募捐队在全县各小学很有名气。他又在西关办了文化图书社,推销进步书籍报刊,并成为党内同志和革命青年的活动据点。
    1940年,王立人来到陕甘宁边区,先后任《解放日报》社经理部秘书,三边运输公司经理,定边市委书记兼市长,38军卫生部政委等职。
    陕南解放后,王立人长期在此工作,先后任南郑市市长、安康专署副专员、专员、安康地委副书记,为建立人民政权,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作了大量工作。王立人在领导岗位上,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在安康工作期间,他两次深入偏远的白河县,跋山涉水,走村串乡,耐心细致地作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1952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到专署公安处了解情况,有人认为公安处贪污问题严重,要抓十只“老虎”。王立人说,我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有多少抓多少,决不能划框框,定数字。他通过调查,反复核对,结果公安处的贪污问题并不象有人估计得那么严重。
    1962年,王立人调回省委,1964年分配到咸阳专署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无情打击和迫害,但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诬己也不诬人。一次,从四川来的几个“造反派”硬逼王立人“揭发”与他一起坐过牢的李大章(四川省委书记)的所谓叛党罪行,王立人顶住压力,不作这种违反真实情况的“揭发”。
    1978年,王立人调到省人民政府视察室任视察专员,他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到铜川、渭南、咸阳等地调查研究,检查工作,直至病故。
    赵玉玑
    赵玉玑(1914—1981),渭南县人,曾长期担任咸林中学校长。
    他小时在家乡上小学,后入西安第一师范学校,1933年又考入咸林中学高中部。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国热潮,赵玉玑也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之中。他和几个同学发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被选为负责人。救国会成立后,宣传抗日,组织游行,但受到校长范重仔的阻挠和破坏。范重仔对赵玉玑多次进行威胁利诱,但他不为所动,坚持斗争,以后险遭逮捕,被迫离开学校。
    离开咸林中学后,赵玉玑曾先后在渭南乐育小学、固市中学、景贤中学教书。这期间,他仍然追求进步,阅读革命书刊,并向学生进行宣传,曾被国民党当局捉到西安劳动营关押一年多。
    1949年春,渭北解放,赵玉玑在韩城西北军政大学学习了4个月,后回渭南,担任瑞泉中学副校长、校长。1951年6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夏,被渭南专署任命为成林中学校长。从此他在咸林中学辛勤工作近30年,将一个素有“陕东学府”之称的老学校,办成了陕西省重点中学。
    他在咸林中学工作期间,善于培养一支有理想、有业务水平、有工作能力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老教师的特长,积极培养年轻教师。他组织开设业务学习讲座,举办各种学术报告会,组织老教师向青年教师传授知识和经验。还动员青年教师参加函授学习,并给予时间保证,提高了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每一学期的教育计划,他都亲自起草,特别是教学部分制定得更为详细,建立了比较全面的教学常规。他在处理全面工作以外,还带政治课,深入语文教研组指导工作,在重点班蹲点。语文教研组的公开教学,他不但参加教材研究、制定教案,连每一节试讲都是从头听到底,而且听一节课研究一节课,直到满意为止。
    赵玉玑还重视学生的德育工作,他不但要求政治、语文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求数、理、化教学,也要结合教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组织学生出壁报、演节目、参观革命遗址和现代化厂矿,开展义务劳动,使思想教育工作生动活泼。赵玉玑本人身体力行,经常向学生作报告,进行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他还重视文体活动,反对把学生死困在课桌上,他要求学生每天必须有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经常开展各种体育比赛,而且亲临现场。在他的倡导下,咸林中学文艺演出活动也很活跃,迷胡、秦腔、歌舞、话剧等多种表演经常不断,赵玉玑不但组织导演文艺活动,还登台演出。
    赵玉玑为人正派,两袖清风,从不搞歪门邪道,公开表示:“我不走谁的后门,谁也少走我的后门。”
    在他的领导下,咸林中学形成上下一心,勇于进取,教学严谨,学习勤奋,严守纪律,积极向上的优良校风,教育质量蒸蒸日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先进集体,1960年,他代表学校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生、体育战线群英会。他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不公正对待,咸林中学也受到极大摧残,教学质量下降。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他复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狠抓咸林中学的教学工作,但不久,即身染重病,他心中十分焦急,带病坚持工作,直至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学校事务,还对探望他的教师说:“我出院回到学校,要和同志们把学校教育质量抓上去。”可是,没有多久,他却溘然而逝。
    杨述祖
    杨述祖(1903—1983),本县时村(原在今柳枝镇,1959年迁至西安草滩)人,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
    他出生农家,在县教育会高等小学毕业后,于1916年在西安一中求学,次年又转入天津南开中学,1918年东去日本留学。1928年从日本名古屋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为病理部研究生,1931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进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历任助教.副研究员、研究员。以后曾任上海东南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及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解放后,调至武汉医学院,曾任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基础医学部主任等职。他是国家高教一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还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与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
    杨述祖以其病理学研究方面的高深造诣,在医学界享有声誉,他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编写了多部著作,特别在寄生虫病和我国地方病的研究中作出过独到的贡献。他治学严谨,课题设计目的明确,针对性强,而且周密,所得结果十分可靠,其中一些独特见解纠正了当时的一些错误认识,其论文在多年之后仍为国内外文献所引用。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曾用狗作绦虫病与贫血的研究实验,证明绦虫不能引起恶性贫血,纠正了当时的错误观点,使他的导师十分惊讶。地方病、寄生虫病研究离不开现场调查,杨述祖曾多次深入疫区,访病问病,亲自给患者作各种化验,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并取得出色研究成果。在他72岁的时候,领导主持了《外科病理学》一书的编写。在这部200多万字的巨著中,他亲自撰稿30多万字,并对全书逐字逐句地审查修改。《外科病理学》填补了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成为活体组织检验工作必备的工具书。书成后,杨述祖坚持以集体名义发表,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
    杨述祖除进行教学研究外,每天还要会诊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病理切片。他对每例切片都认真仔细观察,详细记录,必要时还绘图,诊断准确率极高。他对待病人,不论身份高低都一视同仁,对于登门请求会诊的普通病人,他总是满腔热情予以接待。他曾说:“作为一个医生,要为病人和病人家属着想,我们虽花费了一些时间精力,心里却坦然。”
    杨述祖虽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但对学生谆谆善诱,对同志亲切和蔼,对身边的每个人都热情关怀。偶有失言,便寝食不安,唯恐伤害他人感情,往往登门道歉。
    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他曾说过:“我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国只能是一盘散沙。”从1956年起,他就申请入党。1982年3月,在他79岁高龄之际,多年夙愿终于实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12月5日,因癌症医治无效,杨述祖不幸与世长辞。临终时,他要求死后丧事从简,遗体进行病理解剖,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武汉医学院党委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分为三份:一份撒在学院图书馆前的花坛内,一份埋在学院病理教研室门前,并种植一棵长青树;一份撒在他的故乡华县的土地上。
    潘廉方
    潘廉方(1905—1985),侯坊人,初读村塾,12岁入县立高级小学,15岁毕业后赴西安,入省立第三中学。1923年进上海复旦大学,1929年毕业后返陕,曾任省立中山中学校长、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督学、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文史科主任以及省立政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及国立政治大学等校教授。以后转入政界,曾任甘泉、乾县县长及省政府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陕西省动员委员会委员兼物力统制处处长。1939年,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6年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1948年1月为省第一区立法委员,后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立法院会议。1949年到台湾,一直任台湾“立法院”委员。六十年代,他多次赴欧亚国家考察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情况。1969年应聘创办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土地资源学系。1977年,创办了“私立潘氏图书馆”,藏书达3万多册,并在馆内设立了社会教育推广研究委员会和土地资源研究委员会。1981年获美国纽约海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潘廉方的著作有《台湾土地改革之回顾与展望》、《土地资源经济学》、《草根集》等。
    李五喜
    李五喜(1913—1985),字清玉,东赵乡李托村人,皮影戏演唱艺人,人称“桃园红”。
    他少时酷爱影戏,几欲投师学艺,但其父因家贫极力反对。李五喜并不死心,只要听说哪里有皮影戏,不论远近,都赶去观看。他最喜爱名艺人赵天命的演唱,常在台下默记学习,甚至干活、走路时也揣摩哼唱.1941年的一天晚上,赵天命和别人唱对台戏,结果赵天命输了。天命班子商量后,让李五喜演唱《金碗钗》中的两折戏,赵天命给他敲锣打鼓弹月琴,出人意料地把对面台下拉得没人了。从此,赵天命才正式收他为徒弟。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家庭生活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幸亏本村邻里大力相助,他的学戏生涯才有了保证。李五喜学戏非常刻苦,甚至在看守果园时,也常常把演戏用的铜器挂在树上,学习演奏直至深夜。因他常在桃园练功学艺,人们给他起了个艺号“桃园红”。正式登台演出后,李五喜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每句唱腔,每个鼓点,从不马虎,加上师傅和同台艺人的指点,“桃园红”很快驰名,大荔、高塘、渭南、华阴一带,都有他的足迹。他演唱的戏,念白清楚,字正腔圆,音韵幽雅,悠美自然,弹唱配合紧密,在观众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的生旦戏特别拿手,老旦戏的念白超人一着,他先后演过《青素庵》、《蛟龙驹》等120多本拿手戏。
    李五喜对待求教者,总是诚恳耐心,严肃认真。他曾对徒弟说:“艺贵于精,精在于练,搞咱这一行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李五喜演戏生涯40多年从未间断,即使在1982年后因病瘫痪时,还让人扶上戏台,唱了几出戏。他为皮影戏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
    高醒夫
    高醒夫(1912—1986),又名培栋,莲花寺镇高家河人,爱国民主人士。
    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西安第一中学。他关心国家大事,阅读进步书刊,常给《新秦日报》投稿,抒发忧国忧民的胸怀。1932年,他参加了西安爱国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的“四·二六”运动。在反动军警的镇压中,他腿部因枪击受伤。
    1933年,高醒夫从西安一中毕业后,先在大荔县教书,后在杨虎城38军汉江通讯社、17师政治处编政治通讯。1937年下半年在西安《秦风日报》当记者。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抨击时政,宣传爱国抗日的诗文。
    1938年,高醒夫回到华县,在县长吕向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与杨兆荣、王立人、史卓生等筹划创办了华县第一家报纸——《新华县报》,杨兆荣为社长,他任经理。为了解决办报经费,他将自家的树木和门无偿送给报社盖房,并到处募捐。《新华县报》宣传抗日,坚持进步,受到群众欢迎,但被反动势力视为“八路军的小报”。
    在办《新华县报》的同时,高醒夫又在本村筹办林业职工子弟学校,还担任了县民众教育馆馆长。1941年元旦,华县发生了国民党二六兵站医院副官王志超枪杀4名学生的“卅元惨案”,引起各界义愤。高醒夫参加了“卅元惨案后援会”,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1941年5月,反动势力大肆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查封了《新华县报》,逮捕了高醒夫,以“异党分子”为名,将他押往西北青年劳动营囚禁。
    1945年2月他出狱回县,曾任时村竞成小学校长,还在本村办起了一所小学。
    华县解放后,高醒夫回家务农,曾长期担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但他不以此自居,而是实心实意为人民办事。1959年,莲花寺中学筹建时,他负责建校工作,整天东奔西跑购买建筑材料。本村给学校的木材,本可以雇人拉送,但他为了节约建校资金,自己拉上架子车送了十几趟,而且拒收报酬。1960年至1965年,他数年如一日地给生产队担稀粪,担子担坏了几个,粪桶换了几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醒夫也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得到了平反,并担任了县政协委员。1984年,他受聘参加县志办公室组织的明《华州志》校注工作,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双脚累肿了,仍不肯休息,坚持伏案工作。为了将自己掌握的县情和历史资料提供出来,他又全力投入文史资料的撰写。在两年时间里,他身居斗室,不顾年老体弱和家庭生活的困难,奋力写了50多篇、20多万字的华县文史资料。这些材料,都几经修改,然后誊抄,一篇材料往往连写带抄要经过3次。为了核实某些史实,他还走访调查。在他去世前几个月里,病魔缠身,浑身发冷,头昏气短,但他仍笔耕不辍,还对旁人说:“我不能将自己知道的材料带进棺材。”直到病重无法坚持,才停下了手中的笔。不到一个月,高醒夫就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还叮咛子女:“我死后丧事从简,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昊毓坤
    吴毓坤(1917—1986),农民书法家。原籍乔家堡(在今少华乡)。10岁时承继舅父而迁居吴家村(在今下庙乡)。他从小酷爱书法,只因家境贫寒而中道辍学,成年后虽为生计所累,颠沛流离,但始终坚持苦练书法。解放后,生活安定,他忙时耕锄于田园,闲时读书习字。他有一个专为练字的漆盘,写了擦,擦了写,几十年苦练,使漆盘的木质被磨去厚厚一层。他还经常用指头在地上书写,拇指、食指和中指磨出一层老茧。他起初临摹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欧阳询的楷书,后又学怀素、张旭的狂草,而他最喜欢、受影响最深的则是于右任的草书。他认为学习书法要博采众家所长,不为单一的流派所囿。终于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形成质朴、刚劲、纯厚的风格。他的书法作品曾两次到日本展出,多次在西安和北京参加展览,《人民画报》、《人民中国》、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及《澳门日报》相继刊载介绍,称誉他为“农民书法家”。
    吴毓坤生前任省、县政协委员,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安书画研究会理事、渭南地区书画协会名誉主席。
    王芾南
    王芾南(1905—1987),又名王林,东阳乡东阳村人。1925年11月,在西安省立一中上学时,经王尚德、陈述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任该校团支部书记,并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共青团西安地委青年部工作。在此期间,曾回乡参加高塘农民反对豪绅恶霸孙景福的斗争。
    1927年9月,王芾南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他领导县委迅速扩大组织,努力开展农民运动。到1927年底,全县党员迅速发展,建立了4个区委,30多个党支部.并举办农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积极准备武装暴动。1928年4月,他们派出一些党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去许权中旅学习军事,并组织吉家河等地农民,反对苛捐杂税,清算土豪劣绅的帐项。5月4日,县委在高塘召开了暴动动员大会,渭华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各地纷纷组织农民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向土豪劣绅展开了全面斗争。在工农革命军进赴高塘时,王芾南主持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在各村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的基础上,中共陕东特委决定成立渭华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并指定王芾南为委员长。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芾南去省委汇报,省委决定将渭南、华县、固市三个县委合并为渭南中心县委,并指派他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他抓紧安排从渭华起义地区逃出来的同志,加强渭北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并运用渭华起义中的经验,进行了多次打击土豪劣绅的武装斗争,同时整顿了渭南、华县被破坏的党组织,赤水、高塘、渭南县城的党组织都先后得到恢复。
    1929年,王芾南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0年12月调中央北方局工作,任特派员,后至河北省唐山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3年,在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从事党的工作,任第二师政治处长兼该师中共组织的党委书记。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在北平从事抗日反蒋活动,次年被捕。1936年被冯玉祥营救出狱,此后长期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得到平反,1980年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刘依仁
    刘依仁(1895—1989),名安国,字依仁,下庙乡周家庄人。陕西教育文化界著名人士。
    小时上私塾,后入华州高等小学堂,受教于顾熠山。1911年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15年曾被聘为续修陕西通志局采访。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博物科,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后,赴日本考察教育,著有《东渡日本教育考察记》。回国后,被教育部分配到察哈尔省第一中学教书。1921年回陕,在省立三中当训育主任,第二年任校长,人称“娃娃校长”。他虽然年青,但办事认真,反对官僚干涉校务。在三中期间,他曾聘请共产党人魏野畴来校任教务主任兼公民教员。魏野畴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开展党的活动,刘依仁从不干预。《续修陕西通志》的编撰恢复后,他又被聘为采访,实地考察了全省的江河山川,后结合各种资料,编纂出版了《陕西交通挈要》一书。1923年,他还参加了李宜之、杨叔吉发起的文物保护会议,反对康有为在陕西盗取珍贵佛经。1924年,鲁迅来西安讲学,他参与了接待工作。1926年离开省立三中,任省长公署参议,第二年又出任白水县长,后在省教育厅任督学。在任督学期间,三原师范发生一起案件,涉及到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当局要借此抓学生,刘依仁处理此事时,认为按照法律,16岁以下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就要来花名册,将16岁以下的学生排除在外,从而保护了一批进步学生,并尽力防止事态扩大。此后,又任陕西女子师范、中山中学校长。1931年前后,任富平、咸阳县长。在咸阳任县长时,他一改前任对过往军队拉关系,搞招待的陋习,不支应鸦片烟,不打牌招待。还主持编撰了《重修咸阳县志》,他主张一部志书,资料要收全录备,不要遗漏。1935年,回省教育厅任督学,1937年又至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副教授兼高等职业学校校长。5年后,又回到省教育厅,任秘书主任、设计委员会总干事、民众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职。后又到西安省立商业专科学校、西北工学院教书,再到陕西师范专科学校任校长。
    解放后,刘依仁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到甘肃天水参加土地改革。这一场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伟大斗争,使他受到极深刻的教育,真正认识了农民的伟大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1952年后,他先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厅、省文化局、省博物馆工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1年被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赶回老家,1976年12月得到平反。以后任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顾问、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委员、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等职。他不顾八、九十岁高龄,积极参加文史馆的学习和文史研究工作,尤其对编纂地方志和为社会各方面提供史料咨询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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