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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村史

澄城县古今名人(魏谟、潘友直)

时间:2014-12-1 8:35:49  作者:霸主哥哥  来源:澄城县志  查看:2133  评论:0
内容摘要:魏谟(795—860),字申之,唐魏徵五世孙,世居县西北良辅。良辅为魏徵封地,至今仍有魏氏后裔。魏谟唐太和七年(833)中进士,任长春宫巡宫、秘书省校书郎。文宗李昂读《贞观政要》,寻求魏徵后辈,同州刺史杨汝士荐为右拾遗。
魏谟
    魏谟(795—860),字申之,唐魏徵五世孙,世居县西北良辅。良辅为魏徵封地,至今仍有魏氏后裔。
    魏谟唐太和七年(833)中进士,任长春宫巡宫、秘书省校书郎。文宗李昂读《贞观政要》,寻求魏徵后辈,同州刺史杨汝士荐为右拾遗。
    邕管经略使董昌龄诬杀参军衡方厚,贬为叙州司户,不久又升为峡州刺史。魏谟上疏谓:皇帝宽赦犯罪,于故意杀人者不赦。董昌龄恃权杀害无辜,事迹昭彰,贬为司户,朝廷上下已以为屈法,再使任刺史,治理百姓,更背离国家法制,有伤治世之道。疏上,李昂命董昌龄改任洪州别驾。
    宗室御史中丞李孝本在“甘露之变”中被杀,二女被充军,李昂将其收在宫内,引起许多流言蜚语。魏谟又谏请李昂不要贪图声色,免招物议。李昂本意保护二女,见魏谟能在疑是之间,恳切谏言,出自忠心,越次升为中书舍人。
    一日,李昂索看起居注,魏谟回答:“记注兼书善恶,以儆戒人君,皇帝只要一心为善,不必看记注。”李昂说:“我尝取观之。”魏谟又回答:“已往乃史官不守职分,皇帝看记注,史官必有所讳避。所书善恶不置,何以取信于后世。”李昂以为是。魏谟在李昂朝做到谏议大夫、宏文馆直学士。
    武宗李即位,魏谟坐李珏、杨嗣复党,贬为信州长史,达13年。
    宣宗李忱即位,魏谟重回朝廷做御史中丞。任内依法处治驸马都尉杜中立枉法贪赃一案,权贵为之缩气。不久升同平章事。议立太子关系王位更替,一般大臣都不愿开口,魏谟一当宰相就请李忱议立太子,为人所敬重。后又兼任礼部尚书监修国史,修成《文宗实录》40卷。
    魏谟遇事直言无所顾忌,李忱也说:“魏谟有祖风,朕心悼之。”正因为如此,魏谟受到令狐绹等人的忌恨,被调离朝廷,去做四川节度使,后因病回到朝廷,做只有名义的检校尚书仆射,卒年66岁。
    潘友直
    潘友直,字孟举,遮路人,元末秀才。随朱元璋与陈友谅作战,策划有功,明初任工部尚书。为官处事勤谨,衣食俭朴,告老还乡时,朱元璋赏赐甚厚,尽都散给军士,仅携书数卷与妻乘驴上路,一路不受州县迎送。朱元璋闻知,赐终身受乡晏。居乡,不进官府,不涉官政,依薄田数亩度日,出门乘瘦驴,且怡然自得。死后,嘉靖间入祀乡贤。
    雷 清
    雷清,字洁己,秀才出身,读书甚多,颇有名望。元末,邀其为官,推辞不就。人或问之,曰:“非其时也。”未几,天下大乱,人服其有远见。至明代,亦无意为官,县令举为乡饮耆宾。大旱之年,出头申请朝廷赈济,活者甚众,无不感激,而他毫无自德之色,其墓在王庄洛城。
    雷恭
    雷恭,字时敬,雷清子,明永乐三年举人,曾任交趾令,官至监察御史。出巡山西,遇大臣亲故中不法者,辄劾奏朝廷惩治,一时依权仗势之辈,不敢胡作非为。“土木之变”,英宗为瓦刺也先所俘,于谦扶立代宗,抗击也先,迎回英宗。代宗景泰八年(1457),石亨、徐有贞助英宗复辟,废代宗,诛于谦等,雷恭与杨暄、刘泰议论此事,被充军发配辽东。
    后来山西人对他十分怀念,流传有雷打鬼的故事。鬼怪王镇恶伤害小儿,法师不能制,某机灵人用朱砂在小儿背上书“监察御史雷”,小儿便平安无事,当然不会真有其事,但可见群众对他的信赖。
    韩一良
    韩一良(1580—1630),字象儒,号有怀,西观村人。父亲韩逢时,家教极严。他24岁中举,因不肯拜托人,会试五次,方中进士。又三年,经过廷试,选授陈留知县。陈留,古称有莘之野,以穷困闻名于世。他首重稼穑,作有《劝农歌》,同时兴办学校,修孔子祠,推行教化。有诗赞云:“花城循吏廉平少,二百年来无此官。”当时魏忠贤气焰正盛,全国为其建生祠,河南巡抚郭宗光、巡案鲍奇谋建立戴德祠、安德祠,为官者无不争献银两,以求魏忠贤一顾。他独置若罔闻,即使差人催讨,亦不予,因此尽管政绩卓著,也一连七年不得升迁。直到崇祯元年,魏忠贤败露,才以清官第一,擢为户部给事中。
    他一到户部,即上疏《整饬文官爱钱》。崇祯朱由检因对内镇压李自成起义,对外抵御清军进攻,正愁军费无着,遂用他为佥都御史,处治贪污,追退赃款。崇祯左右亲信,多与贪污有关连,故意要他当场指出贪污的人与事,他一时奏对失措,触怒由检,再上本陈述,更遭严厉责斥。革职后,悄然离京返里,于灰条坪凿土窑居之,作《遁窟说》以明心志。此后虽起用之议数起而终不用。
    徐 政
    徐政,山东滨县人,明弘治八年(1498)任澄城知县。办事勤谨,案无留牍,禁无宿囚。重视耕种织绩,常去乡间视察,见沟坡地埂被冲毁,即率领百姓整修。晚间巡行街巷,见勤苦劳作人家,次日即予表彰。后李自成军到滨州,书其门:“此清吏也”,特加保护。
    徐效贤
    徐效贤,字宗义,四川江津举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任澄城知县。旧县志记载他:“询民疾苦,访求利弊,简催科,息斗讼,兴学校,修武备,浚井泉,完城廓,秩神祠,营公署,垦久荒之田,恤无告之民”。因他在城内凿井得水,时人称之“徐公井”。在任四年衣不重裘,食无兼味,死于任,市民为之罢市。
    路一麟 
    路一麟,字麟趾,一字振公,号天石,串业村人,路世美次子。康熙庚戌(1670)恩贡,甘守清贫,无意仕进,壬戌(1682)起用山林逸隐,以母老辞之。好读书,善书画,学无不窥。所绘山川、草木图样,精制如天生,人争宝藏。著有《禹贡山水考》、《月令奇觚谍集》、《五雅评林》、《五车韵瑞袖》、《书画外史》、《华山山志》、《天不了》等。
    路小千
    路小千,字叔骏,号万程,路一麟三予。康熙丁酉(1717)岁贡,博学善文,知县文尚秀慕名造访,避之不见,后文尚秀移任过寺前,见所作围屏,深为折服。有诗云:“星隐少微已数年,屏间今日遇佳篇,踰园走避风尘吏,记得高人路小千”。
    张秉直
    张秉直(1695—1761),字含中,号萝谷,安里张卓人。累世读书,有家声。六岁,父去世,随叔父读书。早悟,及入学从师,即以儒者自期,务求通达。十八九岁。更不以考试词章为意,因母争羡别家子中秀才,赴考,考中后,不复仕进。为学以《四书》及《小学》为根本,精研宋儒程灏、朱熹、张载诸家学说,推究得失,独树己见,不与时流苟同,成为关学家之一。巡抚陈,拟荐于朝廷,差知县李乔登门致意,以母老推辞不就。晚年至蒲城、韩城讲学,卒于韩城。著作有《四书集疏》、《四书集疏附正》、《论语绪言》、《治平大略》、《开知录》、《征信录》、《读书存疑》及诗文等。本县连毓太刻印过《四书集疏附正》、《论语绪言》。清末三原贺复斋刻印过《开知录》、《征信录》、《治平大略》、《文谈》;民初知县王楷亭刻印过《读书存疑》。今县图书馆藏有其部分著作。
    石得玉
    石得玉,清乾隆时西社石家坡人,字蕴如。荒年常出粟周济乡里,设立储粟公所,春放秋收,周而复始,方便穷困之家,全村50余户,无一破产。
    李文彦
    李文彦,清嘉庆时西社石家坡人,兵马指挥石上珍捐银一千两修阴泉西坡石桥,公推文彦主持施工,他全力以赴,家事尽弃。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大地震,天又大雨,河水暴涨,文彦仰卧桥上,彻夜不眠,誓与桥共存亡。如是三年,桥成,知县胡彬命名为永庆桥。
    任大成
    任大成,清代安里人,习木工。年未二十,工艺精绝,卯窍一次做成,不差分毫,四方名匠,无不折服。至70余岁,犹能攀登数丈高,敏捷而强健。
    姚廷仪
    姚廷仪(?—1798),字振九,号竹溪,业善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县考第一,任北京四库馆缮写校对。乾隆四十二年(1777)应奉天乡试,中举。历任东明、西宁、怀安、无极、宣化知县,升任景州知州。
    乾隆六十年(1785),黄河在郑州决口,景州被淹,仅余雉堞,城外数十里,人尽栖树上。他开设粥厂,派船送蒸饼至各村,就食者万余人。景州当交通要道,他在城东十里外修连桥12座,蜿蜒20余里,以利行旅。又自城北修堤堰,堰高五六丈,至漫河,以堵水。再开渠导水入千顷崖、交河,治平水害。
    他为官清廉,不滥施刑罚,深得人心。自无极调宣化,百姓拦路挽留,不能成行,竟多留无极一年。工书法,喜收藏碑帖,即片断残石,亦剥去苔藓,摩拓玩赏宝藏。
    嘉庆三年(1798)卒于景州。
    姚堃
    姚堃(1765—1821),字子方,号廉山。乾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朝考第一。乾隆五十七年(1702)中举人。嘉庆六年(1801)中翰林。居官敢言,所奏皆切中时弊,十年之间由郎中做到监察御史。嘉庆二十三年(1818)奉命巡视北城,“厘剔宿弊,内外肃然”,涉嫌疑案,无以自白。某权要授意:“姚堃如谒我,可以无事。”他说:“做朝廷官而依附某人,我姚子方不为也。”去官,留京节抄《十三经注疏》。
    对《十三经注疏》,他的见解与欧阳修一致。欧阳修曾设想删去笺注,加上谶纬。他说:“汉人治经都有师承,并不摈弃谶纬(注:谶为预兆,纬指纬书,汉代神学家以谶纬附会人事吉凶),唐宋以后,才只重义理。”其他著作有《周官小知录》、《关中风俗考》、《子史杂识》、《尺录》、《茅屋琐碎》、《隶释补正》及诗赋杂文。
    据云:朝考时,成亲王巡视考场,至姚堃前,见其字凝重秀逸,迥非寻常可比,以为状元非其莫属,遂与交谈,致姚堃笔下失误,未避圣讳。嘉庆阅卷时,亦十分赞赏,成亲王有意以衣袖掩触讳处,偏嘉庆要看仔细,将成亲王手臂推开,发现触讳,仅取为翰林。又某权贵得一名扇,嘱姚堃书写,姚堃鄙薄其为人,有意放着不写,权贵奈何不得,谓“姚堃好大的架子”,因有“姚大架子”之称。后业善姚氏多善书者,近人党仙洲之双钩字,亦其流派。
    道光元年(1820)卒,年57岁。
    高攀桂
    高攀桂,字月堂,号秋崖,东牙曲人,清嘉庆时附贡生。曾任中域兵马司副指挥,武宣、滕县、铜山知县。
    在铜山疏浚河流90余里,修堤坝两条,从蔺家山泄出微山湖水,恢复沿湖被淹的大片耕地。又修蔺家山水闸,随时调节水量,并在工程中节省费用银三万余两,周围数县,大受其益。
    任职中,凡事关国计民生,无不悉心讲求,每日秉烛晨起,夜漏二十犹不息,曾语人曰:“我为一县官长,凡事凭我剖决,尽心竭力,仍恐不及,倘贪图安逸,出现差失,连累百姓,何以对君上”。
    升任高邮知州,未及卸事,即病殁。铜山数千人为之送丧,并塑像立祠纪念。
    香林和尚
    香林和尚,法名惠隆,字德远,号香林,相传山西沁水县人。原为大官,获罪,隐姓埋名,至冯原圪村龙泉寺出家,能诗善书法绘画,尤以画牡丹闻名,病死于嘉庆八年(1883)三月,龙泉寺有香林墓及碑塔,澄城县文化馆藏有所画牡丹手迹。
    袁利青
    袁利青,字馥庵,号碧潭,袁家河人。光绪丁亥(1887)岁贡,当年初至味经书院,衣着寒伧,又少言笑,人多鄙薄之,及诗文贴堂,则无不惊服为名士。一生不求仕进,讲学于村之碧潭洞,足不履城市者十五年。邻村赵家河岩石崩塌,出现古鼎,经其考证为周时吉金鼎,著作刻印者有《碧潭诗文集》。
    吴泰
    吴泰,又名遯,字承履,又字谷民,寺前城内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清末,至北京应试,遇同乡杨澍授任海城知县,邀为幕宾。后回陕,为某满族大官员家教书先生。1908年,成立陕西省谘议局,被选为谘议员。
    辛亥前,任本县劝学所所长。知县汪时悫,遇事常请其做主,因之,澄城反正得以顺利实现。省军政府派李天佐、焦子静来澄,委派吴泰、袁葆华、杨澄侯、赵邦楹、王介丞五人为团总,主持县政。
    民国建立,于寺前倡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开风气之先。1912年,与习良臣等成立东南区教育会。办济群两级小学校,最先设女子部,自任校长。民国时期澄城出国留学的严信民、雷崇慎、雷崇敏、连瑞琦、袁若愚以及耿炳光、王超北、杨美原等人均肄业于济群。
    1924年,为澄城中学首任校长,非基运动中被撤换,以后任陇县税局局长,省教育厅、省卫生处秘书,抗战开始返回寺前。
    1943年,县长王昭旭大设筵宴请为赞助,其复王昭旭信,极尽冷嘲热讽,传诵一时,其端楷独步一时。严文轩纪念碑、耿元耀墓志均为其所书。晚年仍手不停挥。
    据传,吴于海城县署见一匪犯气度不凡,予以开导并设法开脱。此人即迩后之大帅张作霖,张作霖成事后曾数次寄信,请与共事,因坚守清白,终不去。
    张镜吾
    张镜吾,韦庄堡垐村人。民国初年,经商上海、苏州等地,结交社会名流,颇负声誉。民国18年(1929)大旱灾中,多方奔走,通过报纸披露消息,呼吁为澄城赈济。民国21年(1932)瘟疫流行,从南方购买药物多种,为乡亲治病。后回乡与李季陶、党成斌、崔明轩、党肃斋等筹办韦庄储蓄所,以收入补充韦庄小学经费。韦小附设有幼儿园,为学生制校服,教师待遇亦较丰厚。又出资建立韦庄镇图书馆,于右任为其题写匾额。馆藏《万有文库》、《二十四史》、《水浒》、《三国演义》、《故事一百种》等。
    雷文棠
    雷文棠(1872—1943),字召卿,冯原迪家河人。少时中秀才,入廪,又肄业于三原宏道书院。博洽经史,能文能诗善书,又涉猎现代数、理、化科学,关心时事政治,至晚年仍学习新文字世界语不懈。民初请其任区长、省议员,均推辞不就。白水赵树勋据澄城时,慕名请为老师,待遇丰厚,推崇备至,而从不因其身分参与官事。1924、1925年主持白水仓圣庙存古学校,洛川、白水、澄城远近就学者数百人。1927年主持西北乡征粮处,善始善终。1929年与袁方亭主持县赈济会,秉公认真,救活饥民众多。“西安事变”以后,倾向于革命,进步教师张德才来家看望,他催促张德才即日去陕北,张德才去迟遇害,闻讯即遣长子庆蔚告知张堃生及时离开。
    符秦广武将军碑出土后又湮没百余年,他于彭衙破庙中重新发现,将拓本寄赠三原李春堂,李春堂又寄赠于右任,于误以为李春堂发现,作长歌记其事。1924年他将发现经过作书告于,于又作赠雷召卿诗,序云:“访得广武将军碑者为雷召卿,余作歌赠李君春堂,因其先持以赠余也。十一年春,春堂殉国,十三年春,召卿由澄来函海上,详述始末,因为诗赠之”。其一:“金石遗闻自足珍,彭衙名物重符秦。回思旧事增惆怅,错咏披荆访古人”。其二:“李春堂死冤难论,广武碑移感更多,夜半摩挲忽下泪,关门风雨近如何?”广武将军碑现存西安碑林。其母九十寿辰,于右任寿联为:“斑舞再十年合当百岁,萱花祈永茂独有千秋”。
    其著述已散失无存,其子庆萱记忆有:《四书论解》及财神对联:“人都爱财来敬你,你果赐福几多人”。刘家洼庙会戏台对联“世界一大舞台,愿扮什么角色;人民两条阵线,看你站在那边”。其和于右任咏广武将军碑长歌见本志艺文。
    书法初学欧柳,后习北魏兼及隶篆,现尚有仓圣庙一方石碑与几副对联,朴实苍劲,功力深厚。学生党仙洲以书名,30年代在南京监察院供职,仍不时将所作寄回请老师阅点。平生不置产业而收藏颇富,有明黄英画一轴,惜俱已无存。
    孙福堂
    孙福堂,又名培茂,字植斋,罗家洼东马店人。本为种田养猪能手,为避匪患至朝邑经商。1928年与雷升云先在大庆关后移潼关做烟土生意,1936年分伙。1938年初在西安开设福茂协及泾阳分号,运销并制作茶叶、水烟等。为家乡做公益事颇多,修郊城河培济桥、雷家河培德桥,并资助教育、卫生事业,多与乡亲来往,有乡谊。抗战胜利后,生意日渐衰落。1957年病逝,终年74岁。
    雷升云
    雷升云,罗家洼陈家醍醐人,少时在山西学生意,后回家务农,为避土匪至朝邑与孙家共事。当时山西、河南烟土紧缺而甘肃大量积压,他抢先包用飞机大批贩运,获得重利。1936年同孙家分伙时,各分18万银元。此后,在西安开设俊源号、永兴久,结识各界人士,留心时局,掌握市场动向,于陕、甘、川、两湖之间,经营棉花、布匹、茶叶、黄金等,生意越做越大,四川呼为“陕西雷”。1939年为修建澄城中学校舍,捐资6万元(法币)。日本投降之前即预计到可能发生的变化,将存货推销一空。日本投降后,物价猛跌,一般商家受到严重打击,唯他丝毫未受损失,又乘机向上海、香港发展。1949年9月重庆美丰银行仓库着火,所存大量棉花被烧,仍不伤元气。临解放将资金转移香港。1971年死于香港,终年76岁。其后辈现仍立足于香港商界。
    董庚和
    董庚和,城郊董家河人。1926年在县城开设三合成山货店,后改为集义福,曾承包税收及大烟官膏,几起几落,逐渐发展至大荔、西安等处。抗战时期,在西安广济街开设永和号,兼做汽车运输,跑西兰、川陕公路。解放前夕去香港,解放初由香港运进机油等紧缺物资。“三反”、“五反”以后,集中资金在西安东关办卷烟厂,因管理不善停业,机器转让给宝鸡烟厂,死于“文革”中。
    吴卜亭
    吴卜亭(1884—1971),又名育坤,寺前吴家坡人。辛亥革命时,曾在新兵队任班长,后务农、经商。
    1927年1月,于寺前镇由王超北、吴佐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澄城临时县党部负责农民运动。5月,出席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候补委员。
    1933年,任中共澄城县委宣传部长。
    1939年至1949年,在王超北领导下,负责西安情报处东路至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线路自华阴庙车站,经朝邑苍头、吴家坡、县城、冯原、洛川旧县进入边区。十年中,曾传送大量情报,著名的瓦子街战役的敌军兵力配备的情报,即由他亲身及时送至边区,并掩护革命干部、进步人士进出边区,始终安全无阻。
    1946年6月,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与雷振东、雷德时、和树声等建立铁镰山游击队。10月,配合县游击支队追击敌保安大队,消灭其中两个中队。10月6日,寺前镇解放,他担任寺前区区长。194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他为澄城县副县长。建国后,历任渭南专区农会主任、监察处处长,陕西省监察厅监察处副处长,大荔县政协主席。
    严维翰
    严维翰(1885—1911),字文轩,寺前镇人。
    1905年冬,在西安优级师范上学,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所写鼓吹革命文章,雄强有力,在优级师范高等学堂广泛流传,同学受其鼓动,多人加入同盟会。与杨子廉、赵任卿等在家乡的活动,亦极有影响,当时寺前镇开革命风气之先,陕西靖国军创始人耿直,即在其影响下投身革命。他大力资助耀县任师竹,联络反清会党,又资助某道士在河南招募死士,密图举义。在“护路风潮”(反对把西安至潼关铁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中,为支持集资商办,独力认购120股,合白银6000两。
    1911年夏,任师竹在耀县遇难,会党组织惨遭破坏,他悲愤不已,夏历五月初一在西安病逝,年仅28岁。
    当年冬,陕西援助山西的民军,经西观村直开合阳露井镇,其中八人由寺前镇路过,与寺前民团发生冲突,民团被打死一人,民军重伤一人。八人逃至露井。民军头领因前不多日秦陇复汉军副大总领钱鼎惨遭渭南民团杀害,认为寺前民团一如渭南民团,派管带胡彦海率大队来寺前屠城。寺前急派杨子廉、袁星垣到露井说合,民军首领,断然不肯,杨子廉忽然想到严文轩在民党军中的影响,对民军头领说:“寺前镇是严文轩的家乡,你们怎能忍心杀害他的祖父、父母、妻子?”头领一听寺前是严文轩的家乡,即时改变态度,收回成命,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事后,乡亲们说:“严文轩死了,还救活了寺前全镇的人”。
    民国2年(1913),李仲特、井勿幕等42人于寺前镇建立《大中华民国志士严文轩先生纪念碑》,碑现存县文物管理所。
    杨子廉
    杨子廉(1887—1969),名直,寺前镇人,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秀才,陕西省高等学堂毕业。
    1910年在高等学堂加入同盟会,参与“蒲案”(清末蒲城发生的一次学生运动,波及全省)及反对出卖西安至潼关铁路权的斗争。
    辛亥反正时期,参加学生军,开至河南灵宝与毅军作战,失败回省,在军政府北路安抚使署、东路防御使署任职。1913—1917年任省议会议员。同时,在家乡倡导毁庙兴学、男子剪发辫和女子放脚,成立“天足会”,劝说妻子带头放脚。与吴泰等筹设东南区教育会,创办济群小学,任第三任校长。
    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任第五路参谋长。1924至1925年任国民二军总司令部参议,河南偃师、商邱县长。1927年大革命时期,任西北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至榆林依井岳秀,任榆林县盐务局长、神木县长。1933年回关中任风翔县特税局长。1936年以后,任陕西省革命先烈抚恤会秘书,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抗日战争以前,他与成柏仁等创办西安《秦风日报》。抗战以后,《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两报合并出联合版。1946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西北总部秘书长。3月,联合版被国民党特务捣毁,他与张凤翙、寇遐等发表慰问信,并与成柏仁等亲自上街卖报。
    在省临时参议会时期,多次向省主席祝绍周提出质询,义正辞严,使祝绍周尴尬异常。在澄城控告王昭旭案件中,他利用参议会,造成强大舆论,迫使祝绍周将王昭旭撤职法办。王昭旭夤缘至内政部任职,他又向祝绍周提出纠举,直至将王昭旭归案收审。因之,国民党当局视他为眼中钉,在省临参会改为参议会时,密令澄城不得选出杨子廉。西安解放前夕,胡宗南将他列入黑名单,准备杀害,幸得高桂滋(抗日将领,当时任副长官)透露消息,才免于罹难。
    建国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北总部副主任委员、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文革”中受冲击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昭雪,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民盟西北总部、省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党仙洲
    党仙洲(1889—1967),名元恺,韦庄镇人。1910年于上海吴淞公学政科毕业,去东北参观,加入同盟会。
    1917年为耿直幕僚。耿直在周至成立陕西靖国军的通电,由他秘密带到西安交耿庄发出。耿直牺牲后,他去邯郸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胡景翼部下任连长,后升任营长、团长,参加1924年的“北京政变”,至二军失败“北京政变”时胡景翼编为国民二军。
    1926年以后,随于右任任监察院书记官,至抗战前夕。
    1938年回家乡,于韦庄街办农林小学,课外带领学生四处种树,并将自己韦庄城西30亩平地尽栽成树,作为示范。农林小学逐步发展为农林中学,后改为镰山中学,先后聘黄绪森、张应民任校长,延续至1949年。
    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担任县财务委员会主任。1945年任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对刷新政治,实行绿化提了许多建议,终未得实施。县长崔孟博为其父做寿,唱戏、放赌,闹得乌烟瘴气。他做对联:“醉孟县政府,赌博办公厅”,额为“崔残民意”,并在参议会开会时与一些参议员公开向崔孟博提出质询。
    建国后任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
    他以书法闻名,虽军事倥偬,亦手不停挥,体近欧阳询、赵孟頫,劲秀洒脱。尤善双钩字,婉转流利,运笔如飞,全无造作气。50年代华山还留有几处墨迹,颇为游人赞赏。为农林小学学生所写千字文石刻,仍保存在家。收藏亦颇富,有林则徐及姚堃、香林墨迹。“文革”中受批斗游街,回家见珍藏书画被劫洗一空,捶胸大恸,以至卧病不起,不久病逝。
    姬在沣 姬在沣(1892—1969),字慧伯,寺前乡姬家人。父姬慎思曾任江西瑞昌知县、九江道学官。幼时随父至九江读书。
    辛亥革命时,参加学生军,赴前线,一心为革命效力。及共和告成,见革命中人亦争权夺利,堕落腐化,深受刺激,遂寄希望于读书救国。复入南伟烈大学,攻理化、英文。其间,对外国人教授卑视中国人,心常不平。1916年毕业留校,曾发表学术文章。
    1917年返回陕西,于省立三中任教。1921年至中华圣公会中学任教。1925年受反帝思潮影响,离开圣公会,至私立成德中学任教。
    1927年春,西北军政府整顿财政,被委任为邠(今郴县永寿汧(今千阳)、麟游四县禁烟局长,剔除积弊,照章收税,一丝不苟,而旧收税人员与商人勾结,舞弊营私,不能制止,未及半年,辞职。西北军政府财政处赠予奖状谓:“清除积弊,涓滴归公。”
    1928年任陕西省中山图书馆馆长。1932年以后又任教于西安高中、中山中学、省立三中、三原中学、兴国中学。1945年任省立商专副教授、西北大学讲师。1949年任西北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兼任英文教研室主任。任教垂50年,素孚众望。“文革”中受冲击,1969年去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昭雪。
    张绍安
    张绍安(1893—1936),原名新堂,刘家洼良周村人。
    1916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1919年休学回县,在一高任教,兼任学监。“五四”运动爆发,他支持学生。成立“澄城县学生联合会”,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县政府将镇压学生运动的校长杨射斗撤职。
    1924年,任东北区民团团总,仍然热心教育,于党家庄创办崇实两级小学。当时兵匪联结,民团多有顾虑,不敢认真清剿,以致匪势愈演愈烈。他不顾身家,猛打穷追,将匪首刘岗、张辣子等俘获,当众枪决,大煞匪势。后因王庄驻军阎锡山(与山西督军同名)与土匪勾结,逞机寻衅,愤而去朝邑耿庄部队任职。
    1927年暑假,为“大革命”所鼓舞,同孙次青、党亮晴赴省参加中小学教师训练班,训练班教师不少是共产党员,对他的影响至深,以后他曾向王超北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因留在党外,作用较大,没有吸收。
    1929年,任县保卫团团长。某日,县城富商董某因有所求,趁清早无人,挟一榆林绒毯来保卫团,向他双手捧送。他见状大怒,未及董开口,一脚将绒毯踢开,喝令董“快滚!”董仓慌失措,忙携毯抱头鼠窜。财政科长赵乔午贪污作恶,与他在街道相遇,他命人当众将赵痛打一顿。县政府每借开会,糜费中饱公款,他当会予以揭露。4月13日义合庙会,县政府明令禁赌而暗中放赌。他带人迳入赌场,赌徒一见,四处逃窜。县政府以后不敢再放赌。群众道:“有张绍安在,官不敢贪,吏不敢污。”
    1930年,他带领县保卫团至蓝田,编为姚镇乾部二团。杨虎城将军入关后着人送信,指示他收缴另两团枪支。因送信人将信错交三团张团长(张仓儿),二团反被缴械。不久,复任县公安局长,后又改任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兼任)。“九一八”以后,他经常利用机会,对学生、群众作演讲,宣传救亡图存,并以他的社会地位,长期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与弟张鼎安等,积极响应。计划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12月18日,派中队长潘书堂占领崖畔寨作为根据地,21日在县城举行集会游行,拥护张、杨两将军的八项主张。当晚,因误信驻大荔之冯钦哉部派兵来袭,立即撤至崖畔寨。原盘据崖畔寨之王保坤、杨荣轩依靠驻合阳冯部柳彦彪旅的支持,买通保安大队分队长杨俊杰为内应,于25日进行反扑。战斗至30日,他与弟张德安、张鼎安及袁子厚、刘仲棣等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姬辅诚
    姬辅诚(1894—1963),又名佐周,王庄东侯庄人。因处事公正,有胆识,18岁即被推选为里长。
    1923年任正北区民团团总,与土匪周旋,常出奇制胜。一次,捉到两个土匪,都不肯招认。他事先派人藏在空院的席筒里,然后把土匪绑在空院中,两个土匪互相抱怨起来,把案情全都说清。先后破获无头命案十数起,处决土匪多人,一时正北区土匪敛踪。
    次年,盘据澄城之麻振武部段懋功,在县城周围坚壁清野,下令铲平所有村落,乡亲惊慌失措,乡绅无人敢置一辞。他只身去见段懋功。段左右马弁,挥刀弄枪,他不置一顾,说:“休要吓唬,我一个人赤手空拳,只来说一句话。”他问段懋功:“你把这些村子都平了,就能挡住高峰五?澄城百姓都起来和你作对,你在澄城脚也站不住。”说得段懋功收回成命。
    大革命以后,他和张绍安、张鼎安、王超北等关系甚密。“崖畔事件”后,张绍安兄弟及刘仲棣、袁子厚等暴尸沟壑,当局不闻不问,他又只身到县政府对代县长高冠军说:“人死了不埋也不行,我现在去埋人,埋过之后,你们或杀或枪毙都行。”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高冠军把此事推给他去料理,他向高冠军要了手令,隆重地安葬了牺牲者,又把张绍安的长子接到县城读书,加以保护。
    抗日战争开始,朱德总司令带领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路经澄城。国民党官员躲避不见,他负责组织接待供应,并请朱总司令给澄城群众讲话。在气氛热烈的欢迎会上,朱总司令讲话以后,许多青年人报名参加八路军抗日,他也要求参加,朱总司令劝他:年纪大了,在后方做救亡工作也是一样。
    1939年,党仙洲等20余人上告县长卫邦辅,有人屈于权势,不敢出面质证,反而给卫邦辅具了甘结。卫邦辅气焰嚣张,要以诬告罪处分党仙洲等,此时他挺身而出,把事情全部包揽在自己身上,终于把卫邦辅告倒。
    1942年,共产党地下组织支持他担任郑公乡乡长。1944年以后,又支持他担任郑公乡乡镇民代表会主席,掩护地下党的活动。1947年夏收后,胡宗南军队分派澄城运送10万斤粮至宜川。县参议会派他到宜川买粮(实际是倒买兵站仓库的缴粮收据,破坏国民党军队的军粮供应),此举被国民党驻宜川某部王团长觉察,将他强行扣押,严刑讯问,勒索巨款,他宁愿皮肉受苦,拒不招供。后由同乡营救得脱。
    解放后,历任澄城中学总务主任、县建设科副科长、农牧局长等职,仍以旺盛的精力,在工作中做出贡献。
    耿直
    耿直(1895—1918),字端人,交道十甲沟人。父耿元耀,清末武举。1908年由县立高小毕业,考入警察训练所,1910年毕业,至寺前镇创办警察所。受严维翰、杨子廉等影响,矢志维新,与西安同盟会之宋相臣、范耀明相联系。
    1911年西安反正,耿直闻讯驰赴西安参加战斗,为军政府外交司长宋相臣作弁卫。省垣光复后返回大荔,与蒲城郭坚号召渭北精壮成立冯翊军,投入东路战斗。共和告成,冯翊军编入陈树藩之陕西陆军第六混成旅。
    袁世凯阴谋篡权,派陆建章为陕西督军,耿直出走晋南,结识民党李岐山等,策划“反袁逐陆”,北洋政府悬重赏通缉不得。
    1916年2月21日,高峻、曹世英、郭坚、耿直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在白水宣布独立,因陈树藩背信弃约,起义军在蒲城受阻被逼转移。郭坚、耿直率军北上。一路,耿直身先士卒,恃其神枪,攻无不克,连下同官、宜君、洛川、富县、绥德、米脂,定边等十余县。
    4月,陈树藩趁关中空虚欲取代陆建章。郭坚、耿直回军南下,至耀县、三原,关中震动,又迅即进占西府各县。“逐陆”后,郭坚、耿直分任陕西游击军司令、副司令。后改编为陕西警备军司令、副司令。
    张勋复辟,郭坚出兵讨伐。陈树藩乘机分化,升耿直为警备军司令。郭坚受陈树潘、阎锡山围剿败回咸阳,耿直巧与陈树藩周旋,秘密护送郭坚去凤翔。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回忆:“耿忠于党,陈不之知,陈的聪明诈骗,部下害怕,耿能使陈一点不觉,才略可谓在陈之上。”
    1917年8月,耿直派参谋范润生至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
    10月,高峻、郭坚、曹世英、刘锡麟一致同意耿直提出的“倒陈计划”。按照计划,高峻于12月3日在白水宣布独立。陈树藩急调重兵围剿。耿直正准备在西安向陈树藩发难,而刘锡麟亦欲借陈树藩用兵白水,要在临潼截取北京运往新疆的一批枪械,不能来西安接应。刘锡麟派其部属廉安儿来西安,图谋刺杀陈树藩。9日,廉安儿随耿直进督军府见陈树藩,因临事慌张,刺杀未成。10日晨,耿直电话告陈:廉安儿果有行刺企图,请陈亲自发落。得陈同意,派精壮押解廉安儿,二次进督军府行刺。精壮解廉安儿至督军府,适值关中道尹陈友璋来向陈树藩辞行,精壮分辨不清,将陈友璋击毙。陈树藩逃出督军府,急急调集兵力,向耿直猛扑。耿直据守钟楼至南门一线,以不足600人与陈树藩3000之众激烈拚搏。陈军死尸遍地,不能得逞。高峻于10日突围,撤向纵目。刘锡麟于11日赶来接应,但截枪后所编新兵,一触即溃。曹世英联络不灵。郭坚路远迟迟不到。耿直坚持三昼夜之后,于13日晨整师由南门撤出,西安发难遂告结束。数十年之后,西安人仍常常提到“耿直打炮”之盛况,于右任题耿直小照云:“覆局何尝古异今,义旗虽倒果成因。英雄关内知多少,血战长安有几人。”
    耿直撤离西安,与郭坚会合,至周至,按孙中山委令,成立陕西靖国军,推郭坚为司令,已任副司令,通电各地,声讨陈树藩,揭开陕西靖国军时期的序幕。
    陈树藩东路无战事,全力压迫郭、耿,耿退守岐山、凤翔一隅。耿直在岐山鏖战八昼夜,突围至富平美原与高峻会合,攻战白水。郭坚随后赶到。
    1913年1月25日,郭坚、耿直出兵蒲城。陈军李天佐一闻耿直之名,节节败退。耿直亲率所部最先由西门南侧登上城头,打开西门,占领城内西半部,胜利在望。部下因争夺缴获马匹等发生混乱,又遇岳维峻回家在城内,帮助李天佐拚死撕杀。耿直左臂负伤,从城上跳下,奋力突围,死于枪林弹雨之中。
    耿直罹难后,其弟耿庄带领部队继续投入靖国军战斗。
    孙中山亲笔为耿直题词:“为国捐躯”,并追赠陆军中将。1923年葬于本县原畔,建立陵园,于右任书纪念碑及墓志铭。
    连瑞琦
    连瑞琦(1898—1984),字仲玉,醍醐北酥酪人。
    “五四”运动时,在杭州医学专科学校上学,被选为浙江省学生会主席。1920年,由杭州医专毕业,去德国留学。1925年获药物化学博士回国。
    1926年任武汉革命政府总政治部(邓演达主持)社会股长,并担任武昌善后委员会主席、汉阳兵工厂政治部主任。1927年,汪精卫背叛革命,宁汉合流,他积极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的《莫斯科宣言》,参与组织《中华革命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后加入邓演达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他早年与杨虎城结识,北伐和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协助杨摆脱困境。1930年随杨回陕,任十七路军军医处长、军医院长、机械局(制造军械)长,深受杨倚重。邓演达被害后,蒋介石电杨虎城:“将连瑞琦送南京”。受杨掩护,软禁后报以“查无此人”。1933年暗中以特派员身分赴福建代表杨与李济深、蔡廷楷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联系。未几,福建革命政府失败,留上海。“西安事变”后,为杨筹划出国考察,随杨去欧洲各国,鼓吹抗战。
    抗战开始,杨虎城回国被蒋介石扣押,他立即去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告知情况,设法营救。
    抗战初,回澄城考察时,共产党员翟贞祥所办曙光派报社一批进步书刊被国民党澄城县党部无理扣压,他得知后,特地请翟贞祥在他讲演时作记录,藉机向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介绍翟贞祥的抗日宣传活动,要求发还被扣书刊。书记长王玉栽碍于形势满口答应(连走后又留难不还)。
    1939年在重庆由邵力子、于右任、刘斐出面介绍,任陆军卫生用具制造厂厂长,按照八路军办事处的要求,举办工矿人员训练班,为八路军训练技术人员,还将该厂生产的卫生用具秘密运往八路军前线。
    1942年曾被捕,出狱后,任孙蔚如第六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托,设法保护“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新四军将领。孙蔚如自传中亦有:“委托连仲玉在经济上照顾叶挺同志”的记述。
    在重庆时期,他参与建立中国农工民主党。1946年任上海中华酸碱厂总经理,同时担任农工民主党华东局主任委员。受共产党领导,收集情报,掩护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鼓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团结企业界上层人士,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上海医药公司副经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保卫世界和平上海分会委员和农工民主党华东局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委委员。
    抗美援朝时,他送子参军,并赋诗兴怀,在报刊发表,一时传为佳话。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纠正。
    耿炳光
    耿炳光(1899—1972),又名坚白、剑柏,交道自古人。1917年考入西安成德中学,“五四”运动时为西安学生会代表。1921年春,因控告督军陈树藩,滞留北京不敢回陕,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年参加共进社并担任《共进半月刊》编辑。192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受中共北方区指派,代表于右任回陕与井岳秀、杨虎城、甄寿山等联络。1926年初,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任书记。1927年冬,因不同意立即进行武装暴动的主张,离开省委,以后与组织失掉关系。
    1928年秋至北京,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任《新闻报》驻北京记者。
    1931年至1933年,出于对盲动冒险主义的不满和对陈独秀的崇拜心理,曾参加“托派”。及“托派”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即与脱离关系。“双十二”事变以后,又重新站到党的旗帜之下。
    1937年北京沦陷次日,逃至上海,以《新闻报》战地记者身分至山西(第二战区)进行采访。10月至五台,访问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访问通讯由西安《文化日报》登出。1938年任《文化日报》记者,太原沦陷后,曾在临汾访问周恩来副主席。3月,由西安去榆林,过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在《文化日报》发表毛主席的谈话(对“抗战纲领”和台儿庄胜利的分析。)这一时期写的战地通讯,由《文化日报》李子健收集编为《西线战事》一书。
    1939年初,任西安《工商日报》记者。以《扫荡报》记者的身分与《中央社》记者刘尊祺、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一起随前方将士慰问团去陕北、河南、青海等地慰问。
    1942年,任《工商日报》、《秦风日报》联合版总编辑。1946年因联合版被迫停刊流亡香港。在香港为《国新社》写过多篇关于西北问题的报导,写的三篇揭露胡宗南反动面目的文章,由萨空了在其所办的《华商报》发表。1947年由连瑞琦介绍在上海中华酸碱厂工作。1956年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1962年任宁夏大学副教务长,至去世。
    刘树合
    刘树合(1900—1945),又名刘振中,赵庄西高原村人。少时好交游,大胆机智。1943年在鄜(今富)县茶坊参加革命,派回澄城开展游击活动,由孟树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2月与雷振伯在寺前镇夺获枪支以后,又与周庆才在韩城蔺庄桥击毁国民党装运弹药的汽车一辆。10月,洛川特委任命他为澄城武工队队长,与国民党澄城县保警队在蒋家河、洞子崖、刘家坡、义南等地多次作战,给敌以严重打击。1945年6月25日在黄龙木耳坪尹正玉家中,被国民党特务刘薛焕杀害。1946年8月,中共洛川特委重新组织澄城武工队,为纪念他的功绩,命名为振中支队。特务刘薛焕于1948年5月14日被澄城县民主政府处决。
    李民桢
    李民桢(1902—1982),业善南棘茨人。生于贫苦农家,幼好学,曾至朝邑平乐一老先生处读书。1921年由私塾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二师范,1924年毕业。
    1925年起,先后在寺前、醍醐、韦庄小学任教。讲述中国近代史,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历数晚清以来政治之腐败,帝国主义之侵略,人民之革命斗争,深入浅出,生动逼真,学生深受启发,很多学生以后都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
    1926年,在醍醐小学参加由王超北、吴卜亭等领导的农民运动。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坚持地下斗争。
    1927年秋,省委派徐汉儒来醍醐成立中共醍醐支部,他是支部成员。他和别的同志一起,以《中国青年》、《共进》、《共产主义ABC》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为教材,进行宣传活动,并发展党团员,建立共青团支部及外围组织“青年社”。此时期,醍醐是澄城的革命中心,受省委直接领导,与韩城、合阳、朝邑、大荔、蒲城各县党组织发生联系。徐汉儒走后,由他负责支部工作。
    1928年春,省委派张质平、罗承云来醍醐,在他家召开党的会议,成立东府工委,他是工委委员。在工委领导下,农民运动由抗粮抗税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取得赶走驻韦庄军阀赵桂堂的重大胜利。
    1929年以后,革命处于低潮,醍醐支部仍发挥重要作用。1932年春,省委派贾托夫来醍醐,经丁子鑑介绍和他接上关系,贾和他商议,派熊敬华(农民党员)去韩城和刘志丹部队联系。1932年暑假,他参加韩城、蒲城、澄城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决定在澄城发动“警变”。
    1936年初因形势不利,去西安,在省立第一实验小学任教,“西安事变”后又回澄城,先后在县城、王庄、韦庄小学、澄城中学任教,始终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从未间断。由于他为人诚挚、谨慎,到处受到尊敬,所以工作始终未发生纰漏。1948年在蒲城焦家庄师范任教时率领一部分进步学生投奔解放区。
    1949年初,任澄城县人民政府教育科长,后任中共澄城县委宣传部长。1953年负责筹建省立寺前中学,任校长兼书记,直到离休。
    他一生坦白无私,一尘不染,为党的工作和教育事业献出了他的全部精力,在他的学生、同志和广大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年轻时就十分喜爱书法,楷书深厚朴实,遒劲刚健,亦如其人,有碑记及墨迹留世。
    张鼎安
    张鼎安(1903—1936),原名新发,别名仲时,刘家洼良周村人,张绍安胞弟。幼时曾随老先生读书。1922年由县立第一高小毕业,考入西安省立二中。1923年加入共青团,以后转为党员。1925年在西安学生驱逐陕西督军吴新田运动中,回澄城与由上海回来的王超北一起组织“驱吴后援会”、“五卅惨案后援会”,印刷传单,举行集会、游行,揭露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掀起“五四”以后澄城县学生运动的又一高潮。1926年,由西安三中(二中迁走后转入三中)毕业,在长安杜曲以教书为掩护,组织农民运动。1927年2月成立杜曲农民协会,4月1日斗争清算大土豪王效廉、郭庚伯,追退银元2800多块。1928年4月,在白色恐怖下,他担任中共长安县委书记,经常以卖青菜、担大粪为掩护,深入群众,组织抗粮抗税斗争,一次在三桥打死打伤六名税收人员,并以中共长安县委名义,公布六人罪状,引起很大震动。12月,由于叛徒出卖,开会时与省委书记潘自力一起被捕,遭严刑逼供,坚强不屈。1930年出狱。1931年任王庄小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在王庄成立抗日救国会,创办王庄农民夜校,培养发展党员,成立中共王庄支部(西北乡第一个党支部)。1932年初,中共韩城中心县委成立,他担任宣传部长,负责澄城工作。在王庄组织群众进行抗税斗争,将税收人员韦永康赶走,又发动县学联配合,迫使县政府将税务局长韦子轩撤职,并减轻税款。县政府派保安团队驻王庄进行镇压,他又在士兵中进行工作,相继建立保安团、公安局中共支部,使党的力量有较大的发展。8月8日,中共韩城、蒲城、澄城三县党组织,在醍醐举行联席会议(他未参加),为牵制国民党军队对北部山区游击队的围剿,决定由他负责,于8月10日发动澄城保安团、公安局士兵起义(后称“警变”)。经过紧张准备,10日晚,切断县城周围电线,计划午夜开始行动。傍晚,在南城楼开会,公安局副局长忽来巡查,行动提前暴露,“警变”失败。
    1933年7月,他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遭受破坏,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由他和另外两个同志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8月底,临时省委成立,他担任宣传部长。临时省委迅速与各地党组织、游击队及红26军接上关系,并组织力量破坏国民党对陕北红军的围剿。9月19日,临时省委又遭破坏,他再次被捕,由于叛徒、前省委书记杜衡的质对,他在自首书上签了名,并向报社记者发表了谈话,但未暴露任何机密。出狱后,身体十分羸弱,人问他:“你现在还敢干革命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人家不杀你,就是教你干革命。”
    1934年至1935年,他在良周村及刘家洼小学教书,藉机系统地阅读《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写有《论意阿战争》一文。1935年夏收以前,高岗(当时领导人)来澄城,与他一起召开会议,办学习班,住一月余。此后他派孙苟娃、贾武祥去尧头组织煤矿工人队伍,通过崖畔教师吴建初争取与地方力量王保坤建立统战关系并派人察看毛老鼠沟一带地形,准备开展游击活动。
    当时新文字运动正在兴起,他与刘仲棣、张景茂创办刘家洼农民识字班,通过教学新文字,宣传抗日救国。农民识字班发展至王庄、冯原、赵庄、韦庄等地,在全国闻名,当年11月筹措经费380元(银元),派刘仲棣、孙次青去参观南京燕子矶小学、上海山海工学团,学习陶行知改革教育的经验。
    1936年2月,重新成立中共澄城县委,他再次担任县委书记。4月,由于叛徒姚权的出卖,县委成员雷振东被捕。他及时组织隐蔽,保全了组织和同志。是年夏季,县委协助王超北为红26军转送电台。随后,他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中央指示他开辟韩城、宜川一线的工作,与国民党42师(柳子俊部)建立联系。归途至宜川云崖镇被42师逮捕,解经合阳时,给翟贞祥的信中说:“我找周恩来同志被捕,受了古今中外未有过的极刑,这次到西安可能牺牲……”。经中共党员蒲克敏(时任杨虎城私人秘书)解救,到西安后即获释。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即赶回澄城组织响应,策动其兄张绍安率领县保安大队起义,并以革命师生为骨干,组成“抗日牺牲团”,准备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2月30日与其兄张绍安一起在“崖畔寨事件”中壮烈牺牲。
    赵功臣
    赵功臣,河南巩县人,兵痞出身。1931年,28岁时来到澄城尧头矿区。后加入青帮。又加入国民党,窃据矿业工会理事,勾结西安绥靖公署情报组长乔立志等人,侵占炭井,欺压群众,成为矿区一霸。
    在他井下挖煤的工人,常被敲诈勒索,甚至借故生端,克扣工资。工人们想走不能走,想闹闹不过。他赊欠周围群众的面、馍、清油等,也从来不照数付钱,群众要钱要不到,还不敢不赊给他。他整天呼朋唤友,吃喝嫖赌,最后占到两口半炭井。
    澄城原来没有过妓女,他从外地招引五六班妓女来到尧头,有他做后台,无人敢管,一时矿区风气败坏,许多工人倾家荡产。1938年11月他命其爪牙吕奎斌携枪去巩县将元配妻子打死,又串通保长××将吕奎斌打死。后来又强逼一个十五六岁的穷家女子和他结婚。
    1947年11月6日,他的井下发了大水,井绳被坠断,井下的工人上不来。工人的妻儿老小惊慌万状,一齐奔向井口,在场的人慌忙上去拦挡,他不但不设法营救,反而站在一边的高台上大声高喊:“不要挡,看把井能填满!”结果井下的六个人全被淹死,连尸体也没捞上来。
    临解放他在矿区造谣说:“河南乱了,美国在青岛登陆,北平、天津的解放军都退了。”解放后他被捕,在监所仍继续煽动说:“美国、蒋介石快打过来了……”
    1951年,澄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赵功臣死刑,接受矿区群众的要求于4月9日在尧头执行枪决。
    孙次青
    孙次青(1904—1988),名镇东,后以字为名。王庄西干浴人。 幼时曾受教于雷文棠先生,1921年由县城高小毕业,得县政府公费资助,考入西安省立二中。1923年转入一中,1925年毕业。同年参加西安学生反对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的运动。
    1925年8月,被推选为王庄西北区两级小学校长,与教师雷庆华、王子仪等利用破旧古庙修建校舍,分级上课。1928年因年荒、战乱,学校停办。1929年初,经过学习被派为“韩城县农村自治筹备处”主任,9月与筹备处处员高德辉(韩城著名烈士)因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被捕,解往西安军事裁判处,受严刑拷讯。年末,经高父(高士龙、曾任省财政厅长)营救得出。
    1930年由张鼎安(省一中同学)介绍任县建设科技术员,参与张鼎安1932年8月在县城发动的“警变”。“警变”后,县政府派雷欣恺代替张鼎安任王庄小学校长。1933年2月,雷欣恺被学生赶走,县政府又任命他担任王庄小学校长。1936年2月受张鼎安(“警变”后出走,回县半公开活动)委托与刘仲棣去南京燕子矶小学,上海山海工学团参观,受到陶行知亲切接见。回县后试图仿效山海工学团把学校教育纳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轨道。“崖畔寨事件”后,严艺华接替王庄小学校长,他被县政府搜捕达四个月之久。
    1937年8月,任刘家洼小学校长,此时抗战开始,刘家洼小学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宣传队,由刘家洼远至冯原、善化等地,进行演讲,演唱歌曲、戏剧等活动,十分活跃。1939年10月,新任教育科长张仲谦将他调任教育科督学。
    他在担任王庄、刘家洼小学校长期间,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与张鼎安、翟贞祥、刘振邦等地下共产党员经常联系,妥善地应付国民党当局的监视、盘查。1940年上半年他获悉国民党县政府将在第二天抓捕共产党员问水平,及时给问送信,使之逃脱。这一时期王庄、刘家洼小学培养的学生成志杰、杨力生、关相生、王子文、郑新记(郑拓彬)等,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1944年成立县临时参议会时,他被遴选为(郑公乡)参议员。至1946年9月,他与王士毅、张应民等利用“质询”一项议程,对县政府官员的贪污、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揭露,使县长崔孟博等异常尴尬。1946年9月,县临时参议会改为参议会,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当选为副议长。1947年因反对县长拜志修私摊巨款购买枪支,遭拜忌恨,几被枪毙。
    解放初,在澄城中学任教。1951年末任县人民政府文教卫生科科长,1956年提升为副县长。1958年(澄城并入蒲城)任蒲城县政协副主席。1961年(恢复澄城县)复任澄城县副县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受迫害。1972年被“解放”后,在文化馆、文教局工作。1981年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担任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1982年由县人大副主任改任县政协专职常委。工作一直勤勤恳恳,一丝不苟。1982年以后,不顾年高多病,仍坚持参加各项会议,每次出席省政协会议前均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88年10月病逝。
    袁若愚
    袁若愚(1904—1969),原名秋成,雷家洼乡袁家河人。少时,家极穷困,老师杨子廉,见其聪明好学,极力怂恿他去寺前济群小学读书。
    1919年以第一名考入省立一中,校长寻榜头,见其衣着褴褛,跣足,蓬头,而目光炯炯,神态自若,甚为惊奇。至1923年毕业,成绩均名列前茅。
    1924年,随南路军出关,驻河北某地,尽自己所有为一穷人赎还被卖亲女。二军(南路军属二军)失败,被俘,群众为其苦苦求情,免遭杀害。后流落郑州,曾在豫丰纱厂做工。
    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1930年得杨虎城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发生,愤然弃学回国,杨劝其再赴日本复学。
    1934年,杨虎城召其回国,创办蒲城尧山中学,任校长,聘请原政庭、朱茂青、冯一航、赵曼青等任教。当时,尧山中学无论教学质量、民主空气,均属全省第一流。
    “西安事变”后,随杨虎城至上海,杨虎城出国后,回陕先后在西安女师、西安高中、三原中学、兴国中学任教。1942年以后任省立商专、药专教授。1947年任西北大学教授至解放。1939年在兴国中学曾被国民党当局指派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1942年以后,又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邀请为政治研究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胡宗南并亲自召见谈话,因他始终坚持进步立场,不为所动,又几次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搜查、拘留。
    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安市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曾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撰文抨击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解放前夕与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发生联系。
    建国后,历任西北大学教授、校务委员兼财经学院院长、企业管理系主任、总务长,西北财经学院教授、院务委员。同时任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民政协委员、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西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任西安市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学阀”,备受摧残。1969年心脏病暴发去世。1978年平反昭雪。
    张质平
    张质平(1905—1978),交道南社人。1919年至三原第一高小读书,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十分活跃。
    1922年至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一心向往革命,曾带病去大沽口欢迎孙中山北上,又专程去听李大钊、谭平山的讲演。1925年初,由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李延瑞与许尚志(蒲城人)介绍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毕业前写的论文《选那科好》,在南开周刊登出,引起一场不小的笔战,他的结论是选那科都不好,公开提出要干革命。
    暑期赴沪,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没有正式上一次课,经常参加党的各种会议,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集会、讲演。1926年10月,任上海浦东区团委书记,曾参加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工人3次大暴动。
    1927年“四一二”以后返陕,参加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会议。冯玉祥背叛革命后,任长安县委书记。1928年2月,任东府工委书记,领导东府红枪会暴动。1931年任西安特委委员,因立三路线问题与省委书记杜衡决裂,单独去河北省委告状。
    1931年12月,任陕北特委委员,因太原特委破坏,在榆林被捕入狱,一起被捕的另两人为井岳秀部下。他将问题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得到井部的同情支持,又借国民党特务对他的情况捉摸不清并且将籍贯误为韩城,在法庭进行斗争。他承认自己是来陕北寻找职业未找到,绕道山西返里,因运城大水,困居太原,经同店人某某介绍,投奔原为高桂滋部哗变至红24军的某部,为赶军队来榆林。完全有理有据,虽有中统杀人凶手宋志先在场,亦未挑出纰漏,只判处徒刑7年,既保全了组织,又保全了同志。在狱中,他秘密组织共产党员学习革命理论。当时也在榆林监狱的李赤然(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回忆,狱中难友都对他的革命情操、政治修养非常敬佩。服刑三年七个月,得到假释。
    出狱后,找不到党组织,回家调养。1936年初,张鼎安约去刘家洼小学任教,忙假后,教育科举办各学校学生讲演竞赛,他写的宣传全国统一抗日,反对汉奸的两篇讲稿,由史保堂与贺丕烈代表刘家洼小学参加演讲,使听众耳目一新。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因曾给《工商报》写农村通讯,《工商报》约他做战地记者,去山西。行前,张性初托他带给张慕陶一封信,至太原,张慕陶一定要拉他同去晋南,他借故返回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汇报了情况,再未去山西。
    1938年2月,至蒲城中学任教,因从事救亡活动十分积极,被称为“救亡专家”,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黑名单。至他离开蒲城几年以后,仍有人想诬陷某某人为共产党时,就说某某人和张质平有过联系。
    1939年暑假,被蒲城中学解聘,10月至渭南固市中学任教。因不能公开进行救亡活动而致力于教学革新。他反对旧的教学方法,倡导学生自学,对功课进行预习,提出问题,反对赶进度,主张少而精,取得相当效果。同时,秘密地在一部分师生中进行宣传活动,大家称他为“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共产党的发言人”。在他的鼓动下,固市中学师生去陕北参加革命的有姜炳泰、王一群等多人。
    1945年初,又至大荔中学任教,虽然决心只管教书,一句话不说,但仍对知其底细的师生谈论对“昆明惨案”、胡宗南进攻延安等重大事件的态度,又为停订《工商经济联合版》和校长争吵,至1948年暑假,学校以奉国民党专署命令为由将他解聘。
    1946年10月,中共陕西省工委赵伯平派刘零(刘邦显)来大荔宣布恢复他的党的关系。1948年下半年在蒲城师范任教,荔北战役后带领师生20余人随军北上。
    自1931年失掉党的组织关系,至1946年恢复。15年中,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要成功,尤其是抗战前期,国民党特务把他当作重要的共产党,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又指责他为托派,他仍然毫不动摇,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做出贡献。他有过多次升官发财的机会。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直是他上海大学的同学,他一直不理不睬。蒲中校长关中哲多次对他进行拉拢,均遭拒绝。国民党澄城县长崔孟博是他南开时代的老同学,请他担任澄城中学校长,他公开提出要允许他宣传新民主主义,使崔孟博不能回答。他在几所学校,不但不当教务、训育主任,甚至连级任也不当。
    解放后,1949年初任澄城中学校长。1950年调任商县中学校长。1960年调任商洛师范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任大荔师范校长)被打为叛徒,备受摧残。1978年5月去世前得到昭雪,去世后党组织对他在极其艰险复杂的环境中坚持革命的一生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
    王超北
    王超北(1905—1985),初名士奇,化名王祥初、庞智。先辈原住县西河,1900年年荒中移住呼家庄。父王丰轩,经营商业,渐至富有。1922年由省一中毕业考入南通医专。1923年转入上海大学,当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在西安转为共产党员,后回澄城,在澄城中学与张仲超(北京三一八烈士,三原人)一起创建澄城共青团特支,与张鼎安一起成立“澄城驱吴后援会”及“五卅惨案后援会”。张鼎安走后,他又发起“县政咨议会”,把运动引向深入,所写《非驴非马的澄城议会》一文,在上海报纸上发表,震动很大。7月,去延安省立四中任教,于四中创建延安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肤施支部),任书记。
    1927年大革命中,担任国民联军驻陕第二师(师长高峻,驻寺前镇)政治处长,与王澍德、王谦益等组成国民党澄城临时县党部、澄城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为农民运动打开局面。
    1928年6月,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配合渭华暴动,他在二师策动起义。渭华暴动失败后,调回省委工作。8月,任特科(中央军委)陕西特派员,同时任张汉民(特科特派员,杨虎城部队旅长)部军需主任。
    1935年夏,他为陕北红军秘密转送的第二部电台,曾在澄城几度转移,后通过别的路线转送至陕北。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公开身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总务科长。抗战开始,调南京,在叶剑英、林伯渠领导下工作。上海沦陷前夕,他和毛泽民一起将500多吨捐献物品运往解放区。上海沦陷后,他曾两次去香港购买电台、医药器材和转运国外侨胞、国际友人捐赠的物资。第二次由香港返回时,广州、武汉已相继失守。他当机立断,绕道越南经海防、友谊关进入国境,再经广西、贵州至重庆,行程3万余里,安全到达陕西宝鸡。
    武汉失守后,党中央代表董用威(董必武)指示他再次转入地下收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袭击八路军办事处的军事情报。以后成立了直属党中央的西安情报处,他担任处长。
    情报处至1949年西安解放,十年间向党中央输送了大量情报。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的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的军事情报,对胡宗南的人事调动、兵力分配、作战部署,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1948年8月,他得到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机密,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尚不知晓,党中央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机密,作出大兵团作战的决策,发动了三大战役。毛泽东曾说:“庞智是无名英雄。”胡宗南逃跑之前,他在掌握敌特的潜伏破坏活动,争取地方武装力量,联系上层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解放以后,他担任西安警备副司令、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对西安市、陕西省以及西北各地的镇压反革命分子、安定社会秩序做出重大贡献。1952年调北京筹组中国国际旅行社。1956年调任外贸部五金矿业公司副总经理。1958年,我国急需钢材,他带领订货组去西欧国家,在美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情况下,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完成了订货任务。1962年受康生诬陷被冤狱达17年之久,面对康生的淫威,在关押和流放期间,写了大量揭发控告材料。1979年平反昭雪后,任五金矿业公司顾问。
    他不是诗人,而常常以诗的语言抒发对党对人民的忠忱。1945年秘密去延安途中写到:“抬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春风马蹄疾,鞭快身如飞。”1975年在珠江农场写到:“虎口余生敢交锋,天留铁汉斗康生,流放南国不觉老,引颈北望迎春风。”1980年身患重病仍豪情不减,写了:“冤狱廿载气犹豪,革命恨无杀人刀,他日若得龙泉剑,敢与天公斗三遭”的诗句。
    1985年10月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去世后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对他一生对革命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
    张德才
    张德才(1907—1936),冯原山头人,党家庄崇实小学毕业。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冯原区委书记、冯原小学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冯原地区的救亡运动,深入人心,曾为绥远抗日将士发起募捐。新文字的传播也成绩显著。“西安事变”后,他在壶梯山一带组织起农民救国会十多个,成立了冯原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发展牺牲团团员多人,被推选为冯原分团团长。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他带领冯原小学师生和冯原农民浩浩荡荡开赴县城,参加大会,为大会大长声势,因其影响,遭国民党顽固派忌恨,大会后不久,在乔家坡被暗杀。解放后查明真相,惩治了凶手。
    白景琦
    白景琦(1908—1935),庄头杨家庄人。1929年由三原中学毕业,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之杨虎城部,至河南、山东等地作战,在军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十七路军警卫团一营三连连长。1935年年初任警二旅九团二营营长。4月9日与旅长张汉民等在镇安县九间房被红二十五军包围、俘虏、误杀。
    问成印
    问成印(1908—1966),王庄白草垣人。农家,有地50余亩,父早逝,地大部与人分种,所以较为穷困。
    幼时,读村塾,聪明强记,好读历史故事,辄有见解。农忙季节在家劳动,各样活路,都得心应手。14岁即将分种地收回自己耕种,十七八岁成为庄稼能手。农暇时又外出榨油、轧棉花。轧花车上的大铁轮子,能一人搬动,装卸自如。家境逐渐宽裕。
    对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极为不满,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支前活动。
    土改时定上中农成分。
    1952年,农业合作化试点,在侯卓成立常书堂互助组,他参观后,在白草垣也联络几户农民,自动成立起一个互助组。他们的互助组,不久成为全县最好的互助组。1954年正月第一批转为初级社,命名为先锋社,次年又转为高级社,他连续担任社主任。
    他对每块土地、每项活路、每个社员的情况都十分清楚,活路安排非常恰当,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特别重视饲养工作,每天晚上,个个饲养室都要走到,逢年过节,饲养员轮换休假,他轮换顶替,对饲养工作总结有“三勤”、“五知”、“六净”等一整套经验,曾在《陕西农民报》上整版刊登。
    他和社员同样按劳动记工,平时开会、算帐、布置检查工作都不计劳动工分。每次去县城开会,往返30多公里,都是起早摸黑,步行当天赶到又当天赶回。县、区领导来先锋社,常在地头接待,一边劳动,一边介绍情况。
    他事事对社员有交待,所有分配帐目从未出现差错。对邻近社队,在经验、技术、人力、物资上都给过很多帮助。他常常被派去帮助后进社队,每到一处,都参加劳动,实际解决问题,使之很快赶上来。
    1958年“大跃进”以后,浮夸风盛行,高喊:“亩产万斤、双万斤……”,他不肯随声附和,说:“我闹不下万斤、双万斤”。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坚持不多吃多占,不以物易物,不隐瞒产量。在劳模会上,别人只谈牲畜发展的大好形势,他从实际出发,提出死亡率升高等问题。
    他担任社主任十多年,直到去世,仍是先辈留下的半院庄基、几孔窑洞。他教育儿子诚实做人,勤奋读书,三个儿子都学有专长,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兄弟亲密无间。乡亲们说:问劳模更是做人的模范。
    他1956年加入共产党,1955—1959年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三次上北京,光荣地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张保桢
    张保桢(1909—1947),王庄洛城人。1931年由县第一高小毕业,考入西安省立一职,因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回家做小学教师。1936年“崖畔寨事件”时,为牺牲团骨干。1937年1月至三原东里堡参加红一方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去延安抗日大学学习。1938年调山西新军政卫一支队(后改为212旅)任连指导员。1939年阎锡山发动“12月政变”,阴谋消灭新军,在反击战中他改任连长,因指挥有方,升任营长。1942年任白晋武工队队长。1943年端阳节,他指挥武工队与友军配合,半小时内,拔除敌寨底坡据点,俘敌23人。战斗结束,武工队转移至沁县南部,驻新庄之敌伪军出动抢粮,他又在太里设伏,以50余人将敌200余人打得缩回据点,遗尸十余具。隔两日,敌集中兵力,企图报复,他已带领武工队转移到安全地带休整。敌人扑空后,武工队又跟踪追击,在沙店附近打死打伤日伪军十余人。12月敌出动步骑千余人,由长治、长子、屯留三路分进合击,企图将武工队消灭于桃园一带。政委张敏带领主力部队边打边退,他带领小分队纵横穿插,绕至敌后突然袭击,使敌腹背受敌,武工队仅一人牺牲、一人受伤,安全突围。后又有册村、栋村、杨家岭、良椽沟等战斗,均由于他指挥灵活、果断,予敌以重创。1945年武工队解散,他改任团参谋长。1947年4月12日在平遥金庄攻坚战中,负伤牺牲。
    刘正法
    刘正法(1910—1933),小名秤栓,刘家洼人。1928—1931年在同州师范上学,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塔冢小学教书,协助张鼎安领导澄城“警变”(见张鼎安传)。1933年2月,中共澄城县委成立,任常委,参加南乡农民的分粮斗争。6月,去陕北,在红26军政治部工作。9月初,派至旬邑县北侯区指导党和游击队的活动。9月21日午饭后,与区委书记樊奉贤去永乐镇,行至产场,与国民党甘肃正宁县赵世坤带领的民团相遇,二人跳沟时被捕。捕后,遭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骂不绝口,高呼:“共产党万岁!”直至在甘肃正宁县堡巷村被枪杀。牺牲当晚,党组织将尸体秘密掩埋。1958年由其弟刘正乾搬回原籍安葬。
    杨佩苇
    杨佩苇(1911—1986),名蕤,寺前镇梁山人。幼时在寺前济群小学读书,30年代末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在叔父杨美原的指引下,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0年5月在南京以“共党嫌疑”被捕,遭受拷打,坚强不屈,保护了同志。1931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两次作为上海学生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进行示威游行,参加捣毁《中央日报》的行动,是“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桥惨案被捕人之一。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持为失学青年举办的平民夜校,参与组织陕西“旅沪学生会”,出版刊物《秦声》,散发革命传单,揭露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罪行。1935年,学校党组织遭破坏,失掉组织关系后,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介绍革命青年投奔革命队伍,为建立革命武装筹集枪支。
    抗战开始时在西安省立女师任教,组织学生排演话剧,为进步报刊写文章,宣传抗日,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受当局迫害,离开女师。1938年至陕西省银行工作。1948年参加中共西安情报处工作,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西安解放前夕,领导省银行的“护行”活动,保护省行财产不受损失,受到市军管会的嘉奖。
    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西安市分行经理,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营业部主任。西北区行货币管理处副处长、私人业务处处长,西安市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顾问。解放初期曾兼任西北大学副教授。“文化大革命”中受严酷迫害,子女受株连,父亲杨子廉病危时亦不能接近。
    吴焕然
    吴焕然(?—1977),寺前乡吴家坡人。1927年考入陕西中山学院,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为西府工委负责人之一,后任兰州《西北文化日报》副总编辑。抗战开始回西安任《工商日报》总编辑,《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编辑。1942年因报导杀婴贩毒案被送劳动营(国民党管训革命人士的集中营),1943年任《青年日报》总编辑。
    由兰州回西安后为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成员,在情报处领导下与敌周旋。抗战胜利,利用与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的人事关系,进入南京会报秘书处从事活动。
    建国后历任西安市公安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工商经济晚报》总编辑、西安市工商联合会秘书长、西安市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去世后,1978年得到昭雪。
    其做报社编辑,编新闻稿与社论,随写随交排版,斐然成章。善作旧体诗,遣词不避俗俚,寓意深长,自成局格。
    袁黑娃
    袁黑娃(1914—1948),寺前镇人。抗日战争初期,在原杨虎城军队中任排长,随军至河北一带与日军作战。1939年脱离军队回家。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1941年在南酥酪被国民党逮捕,判徒刑3年,1943年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在寺前镇以开设布店作掩护,与游击队刘树合联系。1948年5月为给游击队送弹药,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5月19日,被枪杀于寺前镇南门外,临刑骂不绝口。
    彭志超
    彭志超(1914—1950),又名彭建仓,交道彭家河人。县第一高小、澄城中学学生,曾在醍醐韩家庄学校教书,1936年7月去延安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蒙汉骑兵部队工作,思想坚定,英勇善战,1944年任骑兵一团政委。1950年调至绥远五川县之郑友三部队,任骑兵团政委,对原部队进行改造,被叛匪杀害。
    雷振伯
    雷振伯(1915—1945),雷家洼村人。四岁时父亲去世,16岁即为人做长工。
    1940年6月去鄜(今富)县参加革命。1944年初,由刘树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刘树合一起回澄城开展游击活动。二人在寺前镇城外夺得国民党乡公所短枪1支,在大壕营击毙两名土匪缴获短枪两支。10月,澄城武工队成立,任中队长,与国民党自卫队在刘家坡、义南等地多次战斗。1945年初,武工队撤上北山,夏历三月,他与袁黑娃南下取枪,四月初一,过路回家,次日晨不慎被国民党便衣黄耀武等6人包围。黄等要他缴枪,他说:“要我缴枪进县,除非我不出气了。”中午12时国民党保警队出动200多人将雷家洼村层层包围。他在窑内几次向外突围,至4时冲出窑门,腿部受伤倒地,仍双手持枪射击,直至牺牲。
    问水平 
    问水平(1915—1946),又名国华、王治,王庄白草垣人。1932年在王庄小学上学,在校长共产党员张鼎安影响下积极参加抗税斗争,带头痛打收税人员韦永康,又代表王庄小学与县学联张堃生等一起将税务局长韦子轩告倒。同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警变”后,国民党县政府派雷欣恺接任王庄小学校长。1933年受上级党组织指示,发动同学将雷欣恺赶走。1938年任地下区委书记、县委武装部长。1940年在尖岨教书,国民党县政府派十多名警察前来搜查,由于他平日工作细致,机密文件未被查出。后调马栏关中干训队学习,学习结业后,分配关中保安总队供给处任粮食股股长。旋调警1旅2团2连任指导员。1946年12月28日晨,他带领一个排在新宁县(属甘肃)西坡店子与国民党军队四个团遭遇。战斗至最后,他腹部中弹跌倒,将手枪交给通讯员,命令排长指挥突围,自己一个人掩护。俟敌人迫近,猛地翻身起来,拉开手榴弹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后,国民党因为他的皮肤、头发都带褐色,特意拍了照片,制造解放军中有苏联指挥官的谎言,欲焚毁尸体,被当地群众阻止。
    张桃儿
    张桃儿(1915—1947),赵庄南湾里人,农民,共产党员,县游击队队员。1947年10月24日,在俿儿佃领导群众分国民党仓库粮食,被国民党县自卫团包围。当场,他向敌人大骂:“你们不要苦害老百姓,我是共产党员,分粮是我主持的,老子参加游击队八天,你把老子枪毙了。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从容就义,群众无不感动落泪。
    李育才
    李育才(1916—1946),又名李践,交道北社人。县第一高小毕业,曾在平民工厂当工人。1937年9月去太原,加入少年先锋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参加决死队,在1纵队35团任班长,10月调任政治工作员。1939年任3团5连连长,与日军转战于襄陵、汾城、汾阳、交城、太原等地,常拚刺肉搏,至鞋底被子弹打穿。曾俘获日军士。1941年8月升任副营长,12月在单独行动中与日军遭遇,枪坏被俘,解往东北,坐牢,做苦工,受尽折磨。1942年8月组织突围脱险。1943年3月回到原决死队,任团参谋长。1944年调为军事教员。1945年调任晋绥八分区清源、太原、徐沟三县游击大队长。1946年10月,带领一个营与阎锡山军队三个团作战,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作战,后因伤势过重牺牲。
    拜志修
    拜志修(1916—1951),大荔李家村人。1938年由东北大学肄业,至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驻守中条山)总部任宣传队副队长。1941年至重庆加入中统特务组织CC,后曾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陕西省政府民政厅视察、白水县县长,1946年5月调任澄城县县长。
    在职一年又十个月,指挥其保警队、自卫团多次清剿共产党领导的县游击队。1947年10月,命令自卫团副团长曹宏基带领140余人,一度占领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冯原镇城。
    枪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及无辜群众达12人。1947年10月14日亲身去王庄将俘虏的游击队侦察战士贺启堂、王三娃、刘清汉、魏德明、吴刚子等5人杀害,割下人头,带回县城,悬挂四城门示众。先后将革命进步人士杨生春、谭道亮、杨文岳长期关押,非刑拷打,并将杨生春之老母关押数月,几乎丧命。将革命干部薛印合、雷茂才家中财物查抄一空,全家无处安身。县参议会副议长孙次青因在会议上对其买枪征粮弊端提出质询,而被无理扣留。
    在职期间,贪污买枪、征粮等项小麦达500余石,私分查抄刘士根家之白银16斤,白洋100余元。
    拜本人亦自知罪恶多端,引起群众义愤,为保护自己,由其家乡一带招募土匪、无赖100余人,编成不在编制以内的特务队。该特务队在拜的纵容下,到处乱抓乱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947年收麦天,特务队陈根荣带领十余人,以寻找妻子为借口,至陈家醍醐,大肆抢劫奸淫,将韩某妻党氏轮奸后,又向阴户塞进辣椒面,企图将其致死,行为之残暴,甚于野兽!
    拜志修于1948年3月27日澄城县解放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1年2月由澄城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报上级批准,同月28日执行枪决。
    刘仲棣
    刘仲棣(1917—1936),又名耀先,王庄太贤人。县立第一高小21级学生,学生运动的先进分子。1932年考入省立第一职业学校,参加共产党在一职的外围组织前卫社。
    1934年春,在良周村教书,3月由张鼎安介绍加入共产党。暑假,党组织以西北区教育会名义派他和孙次青去参观南京燕子矶小学、上海山海工学团,学习陶行知的办学经验。此时新文字运动正在兴起,由于他和张德才、吴建初等的积极传播,澄城是全国新文字运动成绩最好的县份之一。
    “西安事变”时,任县保安大队文书,参与组建抗日牺牲团并负责与保安大队之间的联系。1936年12月30日与张绍安、张鼎安在崖畔寨一起牺牲。
    弥生发
    弥生发(1917—1951),赵庄上阳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去西北党校学习,后任鄜县(今富县)某区组织科长,调益民商店经商。抗战胜利后任高窑子农场训练班指导员。1946年调至韩城,在姬文超领导下开展游击活动,曾摧毁敌白马滩保公所。当年10月任黄南游击支队副队长,与宜川、洛川敌军多次激战,予敌以重创。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任武工队队长,1948年改编为解放军某部12团任副团长,后改属新四旅19团。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8月在战斗中牺牲。
    李蛋儿
    李蛋儿(1919—1947),化名谭晋西、李振西,西社村人。曾在王庄小学上学。1945年冬去马栏教导队学习,加入共产党。1946年11月,陕西省委派遣一支18人组成的武工队,开展澄城、韩城、合阳三县的游击活动。武工队穿过耀县、蒲城、白水三县,至澄城边界,遇到国民党白水、澄城两县保警队及乡保壮丁的围剿。突围后,韩城、合阳队员返回本县。澄城队员5人于腊月十八日转移至柏树峁,又被县保警队包围。他们从村东冲出,至石曲村外,利用敌军演习的工事与敌人抗击。敌人倚仗人多势重,十分嚣张,狂呼“抓活的”。他们沉着应战,从中午坚持至天黑,出敌不意,从工事南侧,安全突围。此后,刘振中等3人在县北一带活动,他与韦东堂去白水、黄龙边界活动。1947年2月27日,与韦浪东率领白水游击队在南却才被白水县保警队包围,突围至村口,他腿部负重伤,为掩护韦浪东等脱险,奋力爬上墙头,向敌人大骂:“老子就是李蛋儿……”,引敌人靠近,扔出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
    赵万成
    赵万成(1920—1946),又名余志贤,赵庄高原人。1939年由王丙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1940年受中共洛川特委指示,以请长工为名,掩护孟树林领导黄龙山南部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与孟树林同时调回特委,送延安西北党校学习。1946年春,参加西石楼、水河一带武工队的活动。不久,回洛川特委,任武工队指导员,在黄龙山区活动。7月,武工队由韩城返回黄龙,行至孙家沟门大岭陷国民党军埋伏,在战斗中牺牲。
    薛印合
    薛印合(1920—1948),又名薛仲舒,罗家洼西永固人。1937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关中分区淳耀照金区委宣传委员。1945年在朝邑、澄城边界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任澄城县工委副书记,同年调任澄城游击支队一大队教导员。1948年9月2日配合西北野战军三纵队侦察敌情,在合阳防虏寨被包围,战斗牺牲。
    张 曙
    张曙(1921—1942),又名张印五,刘家洼良周村人。“西安事变”时,在刘家洼小学上学,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被称为“红孩子”。参加抗日牺牲团后,当选为澄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学生代表。“崖畔寨事件”后,去铜川参加红二方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东渡黄河与日军作战。1938年任120师教导团青年干事。1939年2月,教导团与津南自卫军一起返回冀西根据地,派黄荣忠和他去自卫军帮助工作。自卫军行至史家庄遭日伪军突然袭击,指挥人员无作战经验,不知所措。他立即协助黄荣忠整顿部队与日军展开战斗,使自卫军转危为安,顺利到达冀西根据地。1940年任716团(老虎团,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营副教导员。1942年某日,带领一个连攻击岚县侯家埝日军据点,他手提匣枪,冲锋在前,战斗取得胜利,头部负伤牺牲。
    高绪章
    高绪章(1927—1947),赵庄咸合人。1947年8月参加澄城游击队。在赵庄为游击队筹备粮食,被敌61旅俘掳,押至韩城石门杀害。杀害时敌人要他跪下,他昂首挺立,唾骂敌人:“你们今天杀我,明天你们就要被杀。革命的人民是杀不完的……”。
    张宏图
    张宏图(1928—1983),佳县人。1971年2月由蒲城县长调任中共澄城县委书记,1973年10月调任省贫协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在蒲城被打成“走资派”,关入“牛棚”。1968年5月,一部分干部群众得知他有被害的危险,夜间将他从县人委大院“牛棚”救出。来澄城后,他常以此事激励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于公购粮和返销粮,中央早有指示,既购不销,既销不购,但往年常常是夏秋超额交售公购粮,受到表扬,冬春群众生活困难,又伸手向国家要返销粮,徒劳往返。1971年,他按照澄城当年的实际产量,没有完成地区要求的数字。
    1972年,春耕大忙季节,地区“革委会”要澄城为石堡川水利上劳28000人,他认为水利是长期工程,不能贻误农时,澄城仅上劳不足4000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某,亲身来澄城坐阵,要县常委会立即作出上劳决定,并以去年澄城少交公购粮问题施加压力,常委会开至次日凌晨,仍无结果,空气越来越紧张。暂时休会后,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向省委反映情况。十余日后,《陕西日报》头版加按语:“领导走上第一线,劳力摆到第一线”全文发表了他的原信,支持大抓春耕生产,引起很大的震动。原县城街道,简陋僻塞,早不适应社会发展,但长期提不到议事日程。1972年冬,他经过周密考虑,提请县常委作出决定,带领干部群众,排除重重阻力,大干三个月,修通北起粮食局,南与澄合矿务局相接的一条径直的城区街道干线,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澄城的一批西北局的干部,处境很困难。住大赵家河的连庆溥,见河上便桥被大水冲毁,群众行走不便,拿出自己积蓄的两千多元钱,重新修了一座便桥。有人利用此事大作文章,认为连庆溥这样做是“走资派用金钱收买民心,为自己树碑立传”。连庆溥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张宏图对此非常气愤,说:“身处逆境,仍不忘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哪有这样的走资派。”以未经基层党组织通过为由,不予执行。又经过研究,将33名下放的西北局干部调县属单位工作,其中17人担任部局领导。
    对“文化大革命”中澄城“二十人声明”牵连的干部,他置《陕西日报》的《三评》于不顾,逐人深入了解情况,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又将其中11人安排到领导岗位。于是,有人说他主持下的澄城县委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子”。对此,他置之一笑。
    他工作深入实际,又紧密结合政策,一般作报告讲话,不用秘书起稿,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县检查工作,他只在笔记本上写了不足300字的提纲,而汇报时谈得十分生动具体。1972年县委工作会议,工作人员用两个多星期起草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总结报告,他认为没有达到理论高度,又来不及另写,开会时,他只用自己写的一份简单的提纲,作了三四个小时的报告,大家听过以后,都认为上了一次生动的理论课。
    他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去省地开会搭乘班车。从不提出对前来寻找他的亲友安排工作。
    连开耀
    连开耀(1960—1987),醍醐连家城人。1978年参军入伍,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10月由新疆军区调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任某部工兵连排长,曾38次至前沿阵地为步兵排雷、抢修工事。
    1987年1月4日,他带领突击队第二爆破队在两小时内,排雷22颗,开通156号阵地至167号阵地之间,长110米、宽1.4米的2号通路。他的指挥位置在165号阵地,因自己对通路熟悉,又主动引导突击队由165号阵地,进入167号阵地,无一触雷。1月7日,战斗打响,他迅速接近敌1号屯兵洞,向洞内甩进两颗手榴弹,将洞炸毁。正隐蔽时,忽发现另一战友被炸倒,他不顾自己胸部、背部也被炸伤,急忙冲上去抢救。刚将战友背起,又有一颗炮弹在身边落下,他又急用身体遮住战友,在炮弹爆炸时壮烈牺牲,荣立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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