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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

民国军阀刘镇华的一生

时间:2013-11-15 9:25:12   作者:米暂沉   来源:文史资料   阅读:8004   评论:0
内容摘要:刘镇华,河南巩县人,清末附生,兄弟七人,他居长。辛亥前他由当时直隶省保定府的法政专门学堂监狱科毕业后,充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的庶务长,参加了当时反满民族革命的活动。由于他是豫西人,民党派他担任和王天纵等人的联络工作。
  刘镇华这个既不算大、但也不算小的军阀,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河南解放、刘茂恩(刘镇华的五胞弟)率领其残部和全家逃往台湾为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先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刘镇华作了八年陕西省长,兼了三年督军,还加上围攻西安八个月(同时围攻三原六个月)。国民党统治时期,刘镇华作了长时间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茂恩又作了河南省主席。对于刘镇华的起家和活动加以叙述,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民国军阀刘镇华
          民国军阀刘镇华
    谨以陕西人的身份,就个人记忆所及,加以叙述。但我对于刘镇华在大革命以前这一段历史知道的较多,因此着重叙述这一段;刘镇华在北伐以后的历史以及本文叙述不尽翔实的地方,希望熟悉情况者再作补充。


                              以出卖民党、投靠袁世凯起家

    刘镇华,河南巩县人,清末附生,兄弟七人,他居长。辛亥前他由当时直隶省保定府的法政专门学堂监狱科毕业后,充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的庶务长,参加了当时反满民族革命的活动。由于他是豫西人,民党派他担任和王天纵等人的联络工作。

    陕西的辛亥起义,发生在那一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即阴历九月初一日),是武昌首义以后响应最早的省份之一(另一省是湖南,也在同一天,其他地方都在此以后)。而河南由于清政府的统治力量较强,虽然在这一年的阴历十一月初三日曾在开封闹过一次,但经清政府捕杀了一批人就被镇压下去了,一直没有搞起来。

    陕西辛亥起义之后,清政府派了毅军赵倜向潼关进攻。当时陕西军政府派了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伯英)和敌人在陕豫边境进行拉锯战。潼关失而复得者三次。在张钫第一次打出潼关的时候,刘镇华、丁同声和王天纵等河南民党人士,率领豫西一带的民间自发武装组织先后参加了张钫的秦陇复汉军,并随同张钫的部队对清军第二镇王占元部、第六镇周符麟部和毅军赵倜部共两万余人作战。

    刘镇华参加张钫部队后,初任大都督府书记官,办理文案;后来升任参议,担任对外交涉事宜。

    民工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决定裁兵减政,原因是军队太多,系统复杂,地方的财力实际上负担不了;另一原因是当时以为皇帝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用不着这样多的军队,若干军人纷纷解甲归田,或者辞去军职,前往日本留学。

    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的部队,除一小部分是由原来的正规新军改编的而外,绝大部分都是各地方的自发武装组织,其中以豫西一带人为最多,原来就是跟刘镇华、王天纵这些人来的。

    在裁兵方针之下,张钫部队需要裁下来四五千人之多。一下子裁编下来这许多人,如事先没有适当的安排,势必影响到地方治安。当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由张钫向袁世凯保荐,以刘镇华为豫西观察使(后改道尹),并把裁下来的军队改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分驻在豫西河南府属、汝州属、陕州属二十二县(即现在的阌乡、灵宝、陕州、新安、渑池、洛阳、巩县、汜水、嵩县、登封、临汝、宝丰、鲁山、夹县、卢氏等县)。因为这一地区靠近嵩山,就把这一支部队名之曰镇嵩军,归豫西观察使统辖。这样刘镇华就以豫西观察使兼了镇嵩军的统领。统领之下编三个标,第一标分统柴云升,第二标分统张治公,第三标(即骑兵标)分统憨玉琨,此外还有一个炮兵营,全部共计四千余人。

    刘镇华对于清末官场钻营奔走、投机取巧的一套非常娴熟。他既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兼军事的地位,又有豫西一块地盘,就一方面对袁世凯表示忠顺,取得袁的信任;一方面整饬与扩充镇嵩军的部队,以厚实力,因而不久就搞成了一个小的军事集团,成为豫西一隅的封建主。

    袁世凯和民党闹翻之后,发生了所谓二次革命。黄兴派杨体锐前往豫、陕联络民党,策划反袁。杨体锐带了黄兴致刘镇华和陕西民党负责人张凤翙、张钫的信件,路经河南,先见了刘镇华,投交了信件,然后转往陕西。作为民党的刘镇华,在杨体锐走后,却派人赶到灵宝杀了杨体锐,把杨带给张凤翙、张钫的信件拿来向袁世凯告了密,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卖了民党和把他介绍给袁世凯的当年直接长官张钫。刘镇华就这样取得袁世凯的信任,进一步参加了进步党,成为袁世凯盗国称帝的忠实拥护者。陕西督军张凤翙的垮台和张钫的被袁世凯的一度拘禁,都与此有关。

    一九一三年白狼(亦称白朗)在豫西起事之后,刘镇华首当其冲。因为他对白狼剿办不力,被袁世凯下令撤职,戴罪图功。到了白狼在陕甘受挫,再回豫西、行将瓦解的时候,刘镇华在陕、豫交界的富水关、太平沟打了一仗,结果吃亏不小。及至白狼在鲁山病殁,刘镇华派人掘尸枭首,而对他的上级报告,却说是他如何派人秘密打入白狼内部,侦知白狼行踪,因而派部队里外夹攻击毙的。刘镇华就这样骗得袁世凯的相信,明令开复原官,授陆军中将,并得到勋五位的表扬。从此,刘镇华进一步露出头角,成为袁世凯面前的一位红人。后来虽有人向袁揭露刘镇华谎报军情,但袁念其在富水关作战尚称奋勇,免予置议了事。

                                投机取巧,盘踞陕西八年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盗国称帝,激起了全国人的反对,而刘镇华却始终支持袁世凯。当时陕西的督军是袁的亲信、被称为“陆屠户”的陆建章。陆为了对袁效忠,在陕西杀人如麻。著名的陕西民党王绍文、南南山、张深如等十八烈士,就是被陆建章杀掉的。陕西民党以井勿幕为首的护国战争,在陕西叫做“逐陆之役”。在这次战争中,因陆建章的儿子承武(少文)所率领的真“中坚团”在富平县被胡景翼打垮,陆承武本人并被活捉,陆建章迫于他的儿媳(当时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女儿)大闹,不能不请出地方人绅景涵九、郭希仁、寇锡三等和英国浸礼会的邵牧师出来讲和。条件是:一方面陆建章让出陕西督军给陈树藩,另一方面,陕军交出陆承武,并保证陆的家族生命和财产安全离开陕西。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十章中所说的情况(见该书第二册202页),与事实不符。

    陈树藩当时任陕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因剿办白狼有功,是陆建章剪除异己后剩下来的唯一的一支陕西部队。陈树藩曾对陆建章递过门生帖子,对陆极其恭顺。陈一方面树立了独立旗帜,骗取得督军的地位;一方面为了对得起老师,护送陆建章携其眷属和在陕西掠夺的大量金石、字画、古玩、烟土,满载了三千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出了潼关。

    陈树藩骗得督军地位之后,就倒行逆施起来。在袁世凯死后,他有一个电报还说“项城为中华民国不祧之祖,共戴之尊”,引起了陕西人极大的不满。以后段祺瑞当国,陈树藩以保定速成学生的资格,作了安福系反动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成为督军团活动的重要分子之一。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冬,就发生了以耿直、曹世英、胡景翼、张义安等为首的反对陈树藩的战争。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就成立了以于右任、张钫为总、副司令的统一的陕西靖国军。

    一九一七年冬天靖国军围攻西安的时候,陈树藩岌岌不可终日,就以陕西省长的地位,换取得刘镇华领他的镇嵩军入陕来支援。这个时候,刘镇华也早已投到段祺瑞门下,和陈树藩属于同一派系(安福系)。陈、刘既商量好这样办法,段祺瑞自然同意了。于是刘镇华率领了他的镇嵩军开进了陕西,表面上对陕西人说他是出来调停,实际上他一到陕西就担任了陕西省长的职务,并立即派出镇嵩军增援陈树藩的部队,到户县和张义安作战。

    陈树藩借外力以自保,引起陕西人的极大不满,也成为陕西省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六年长期祸乱的根源,在陕、豫两省间种下一个时期内互相报复的种子。

    一九一八年冬,北洋政府为了消灭在当时比较进步的北方靖国军,动员了八省的军队,向陕西靖国军发动了总攻击。刘镇华的镇嵩军就成为八省军队中的豫军。此外还有直军张锡元、奉军许兰洲、甘军陆洪涛、川军刘存厚、绥远军、晋军等,连同陈树藩的陕军共为八省军队。在这样复杂的混战中间,刘镇华以省长而且领有一部分军队,极尽其纵横捭阖之能事,从而扩大了他个人的势力。

    一九二○年直系军阀曹琨、吴佩孚打败了安福系之后,为了扩大直系的势力,以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带领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自兼,后改任阎治堂)、第七师吴新田、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旋改为第十一师)入陕驱逐安福系残余势力陈树藩。就在这个时候,刘镇华一方面秘密向直军表示忠诚,愿意帮助直军解决陈树藩;一方面仍对陈树藩表示支持。最后,他出卖了陈树藩,使直军很快地占了西安。刘镇华的省长地位不只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趁火打劫,扩充了他自己的力量。

    阎相文作了陕西督军,整天抽大烟不理事,甚至许多日子不起床。冯玉祥代替了阎相文的职权,陕西人叫做“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阎相文也号焕章)。刘镇华看准情况,一方面在冯玉祥面前表示艰苦朴素,听命唯谨;另一方面对阎相文、阎冶堂、吴新田却大量供给烟土,在一起吃、喝、嫖、赌,百方拉拢。对于阎相文、冯玉祥、吴新田、阎冶堂周围的一些人物,刘镇华也并没有放松工作:大一点的,固不必说;就是秘书、参谋,副官乃至马弁之类的小人物,刘镇华也都能处得很好,对他们称兄道弟,送这送那,以至于替他们安排家务,体贴入微。刘镇华在同这些人相处中,表现出惊人的耐性,这些人往往对刘镇华当面下不去,但他从不计较这些所谓小事,因而这些人和刘镇华都很接近。

    一九二一年夏冯玉祥诱杀了陕西一个军事头目郭坚,使陕西的军事局面陷入僵持状态而一时无法处理,吴佩孚对阎相文骂的很厉害,加上冯玉祥不断向阎相文要饷,逼得阎相文不久就吞了许多大烟自杀了。

    阎相文自杀之后,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当时有许多陕西人判断,以冯的作法,刘镇华这一回恐怕再维持不下去了。但其结果并不如此;刘不只维持他的省长地位,而且在冯离开陕西时,还把督军交给了刘镇华。

    前边说过,刘镇华非常娴熟于投机取巧、钻营奔走的一套,在陈树藩作督军的时候,刘镇华和陈树藩一样,穿着长袍马褂,扣子不扣。到了阎相文入陕以后,刘镇华看清楚“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就很快的改变了办法,穿一套布制服、布鞋,很早地就起来跟他的军队上操场。甚至于基督教的礼拜堂甲,刘镇华也常去,至于邀请冯玉祥由外地弄来的一些著名基督教人士如马伯援一类人物到他的部队讲话,更是常事了。到冯玉祥接任督军的时候,刘镇华居然成了冯的结拜弟兄。有时开什么大会,刘总是跟冯一同出席,状甚亲密。冯在大会讲话的时候,常常当面赞扬刘省长的政绩和为人。这些事实证明,刘镇华已取得冯玉祥的信任。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的时候。冯玉祥奉曹、吴的命令,带领他的第十一师开往河南和赵倜作战。冯在临行以前,他的督军职务既没有交给陕西人,也没有交给和他一路到陕西的直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和第二十师师长阎治堂,而是交给了刘镇华。这其间固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曹、吴的意见,吴新田、阎治堂在直系的资历尚浅,刘在陕时间已久,且有一些军事力量等等,但冯玉祥在这一处置中,还是只有一定的作用的。这说明刘镇华投靠直系的成功,更说明冯玉祥对刘镇华的信任。从此,刘镇华成为陕的督军兼省长,陕西省最高的统治者,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达三年之久。

                                  “刘兼座”的“政绩”

    “刘兼座”在八年省长、三年兼督军的这一期间,在陕西究竟作了些什么事呢?

    一、在军事上,刘镇华以陕西人民的血汗养活与扩充了他的镇嵩军,拐回头来用镇嵩军打陕西人。从一九一七年冬天跟陈树藩打张义安起,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和阎治堂、吴新田打杨虎城使靖军军最后结束止,刘镇华的部队是麻役不从的,对陕西人作了残酷的屠杀。此外,他还拉拢收编一部分为陕西人所反对的军人败类,如将麻振武(即麻老九)改编为镇嵩军第六路,就是显著的例子。

    二、任用了一批河南人在陕西作官发财。根据平时陕西邮政局(那时铁路还不通,也没有银行)的统计,由陕西给河南、特别是河南巩县,嵩县的汇款数字,特别突出,汇水之高,据邮局的职员谈,是极少见的。这说明刘镇华及其部队在陕西剥削的一斑。

    三、在政治上,刘镇华自始至终是拉拢在当时的政冶分野上属于保守落后的一批官僚文人,来和比较进步的地方人士们对抗。如以马凌甫为省议会议长,并由马转而组织起一部分右派议员,当时有所谓“马腿”、“马尾巴”“马头”等等,以支持他的政权。此较进步一些的议员则组织了“正谊社”来反对刘镇华的暴政。此外,以刘楚材为建设厅长,勾结陕西旅外学生团体“进化系”的落后分子,利用他的胞弟刘老六在欧洲留学的方便,以富费或私人津贴拉拢收买陕西在欧洲的少数留学生。他还杀害了陕西进步人士彭仲翔(世安)等。

    四、在文化教育方面花样更多了,刘兼座是常以他在陕西文化与教育方面的建树自负的。这里只谈几件突出的事情:1、刘镇华任内所委任的教育厅长先后有郭希仁、马凌甫、杨西堂、景志傅等落后人物,致西安的教育情况,死气沉沉,远远地落后于刘镇华统冶地区以外的渭北和陕北。2、和郭希仁一批落后人物大搞孔教会,命令各校学生参加祀孔。 3、以陕西人民的大量金钱,成立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西北大学,聘请他的河南老乡傅铜(佩青)来作校长,安插一批落后文人和河南老乡。4、最有趣的在一九二四年那个时候,刘镇华还“好心地”为陕西人请来康有为到西安“讲学”。康到西安后,刘镇华待以上宾之礼,他躬亲陪同康圣人(当时陕西人是用这样带有讽刺性的名子称呼康有为的)坐着轿子游览古迹名胜,到处作诗题字,在孔教会讲学等等。这还不算,有一天,省长公署通过教育厅长景志傅命令西安各校师生到易俗社听康圣人讲演。当然对于康有为这样的人,西安的学生也并不怎样陌生,在教育厅的通知公布以后,学生群情哗然,认为“刘兼座”在和学生开玩笑。经过学校当局的说服动员和威吓,学生们既不敢不参加,也还想借此机会看看“骨董”。那一天是教育厅长景志傅主持大会的,“刘兼座”也站在台上。经过主席对康有为的道德文章大事吹嘘一番之后,康有为出台了,白发白须,穿着一件兰缎长袍、青马褂,头上带一顶瓜皮帽,帽顶上缀二个很大的红色帽结。他这种怪样子一出现,立即引起学生们的哄堂大笑。康圣人倒没有什么不安,“刘兼座”看见情况不好,站起来很严肃地命令学生镇静听讲。康圣人开腔了,他满口广东话,因而请了一位陕西富平人张某作翻译。康讲的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的“则”。康第一段刚讲完,翻译正在翻译的时候,学生们就纷纷退席。刘镇华命令门口的卫兵阴止,这还不行,有的学生从窗子跳出去跑了。最后刘镇华令军队包围了易俗社,这才勉强留下稀稀拉拉的一些人听完了讲演,这一幕好歹就此了结。更糟糕的是康圣人此番到陕,不只吞没了外多人请他鉴定的金石字画一类文物,而且还准备把西安卧龙寺一批宋版佛经带走。消息传出之后,引起了陕西省内外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反对,电报、传单、宣言、警告等等文件满天飞,一时反对康圣人盗经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是康圣人盗经不成,梢然离陕以去;“刘兼座”也弄得非常难堪。

                                  投奔阎锡山,伺机再起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在北方出现了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为首的国民军,推出安福系头子段祺瑞为执政。刘镇华在这个时候,就命令他驻在豫西的部队解决了吴佩孚的一些军队,以表示他和国民军的合作与拥段的“诚意”。于是,刘镇华又背离了直系,再回到安辐系。

    一九二四年冬,当胡景翼被任命为河南军务善后督办、沿京汉线南下的时候,刘镇华所属的憨玉琨部(这时已编为第三十五师)驻扎在郑州和黄河南岸,希图阻止胡景翼南下。因胡部已派另一支部队由郑州黄河下游北岸渡河占了开封,并在黄河以北的漳河打败了直军寇英杰部,憨玉琨才把他在郑州的部队向西撤退,集结在洛阳以东地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景翼到郑州就了督办职务。

    胡就职以后,为了统一河南的政冶军事,首先需要和刘镇华研究解决憨玉琨的驻地问题,曾经请张钫从中调解。胡的条件是:让刘镇华把憨玉琨部调到陕西,胡部在陕的部队调到河南,互换防地,使彼此的军事行政都能统一起来。这样,陕人治豫,豫人治陕,互相帮助与合作,为地方作些有益的事情,照说,问题是可以这样解决的。但是憨玉琨坚决不同意,刘镇华表面上依违两可,实际在支持憨玉琨。原因是:刘镇华在这个时候,主要以陕西人民的血汗,已经把他的镇嵩军由原来的四千余人扩充到十万以上,远比胡景翼当时实力雄厚,加上又有段祺瑞对刘的某种支持。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初,就爆发了所谓胡憨战争。

    战端既启,刘镇华以出巡为名,把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他自己督饬在陕西境内所有镇嵩军去增援憨玉琨。经过黑石关、虎牢关等地的几度的激烈战斗之后,战争很快地以刘、憨失败而告终。结果,憨玉琨在嵩县发狂以死,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运城,成为阎锡山再一次对付国民军的工具。

    刘镇华到了山西运城,被阎锡山收留下来,到有利时机再放出去,作为在政冶上投机取巧的筹码;并且掌握到象刘镇华这样一类在军事政治上有作用的人物在自己手头,对外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或者作为对外讨价的工具。阎锡山收留下刘镇华后,不到一年时间,又把他放出去打垮了岳维峻。跟着阎锡山又收容下岳维峻,又一年工夫再放出岳维峻到陕西。隔了两年,阎锡山又把冯玉祥诱骗到了山两,然后再放出冯玉祥和他一路反蒋。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是玩惯了这一套手法的。

    刘镇华在山西受到了阎锡山的优待。阎答应在一定的时候对刘镇华帮忙。在直奉两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酝酿联合消灭北方国民军的时候,刘镇华通过阎锡山和张作霖、吴佩孚取得联系。于是刘镇华又回到直系,而被任命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

                                    卷土重来,围攻西安

    一九二六年初,河南督办兼国民第二军军长岳维峻率领他的部队败退到豫西,准备回陕西的时候,刘镇华便以豫陕甘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在豫西招集散在各地的镇嵩军旧部、土匪、红枪会、大刀会,并以阎锡山供给的少数枪支和大量山西兵工厂造的炸弹。把这些乌合之众武装起来,在陕州、灵宝地方,打垮了岳维峻的部队。岳维峻只身逃往山西,成为阎锡山的俘虏。当时的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虎臣)和国民第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洁,因到河南援应岳维峻,也只身由灵宝过河经山西,化装逃回陕西。


    刘镇华就这样很快地编组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部队,计张治公一军、王振一军,梅发魁一军、柴云升一军、张得胜一军,此外还有一些直属部队和特种兵。刘镇华指挥这一支十万人的部队西向潼关进发,演出了一场历史上少有的围攻西安八个月的残酷战争。 

    在这个时候,陕西关中地区的情况是这样:

    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的部队,因为不属于国民第二军岳维峻的系统,始终未离开陕西,依然是一支建制完整、战斗力非常强的部队,当时正在西路和吴新田的第七、第八两师作战。

    除杨的部队以外,其他陕西军队几乎全部属于国民第二军系统,当岳维峻和直奉两系军队作战时,所有精锐部队都开出潼关到前线作战。这时留在关中地区的几乎都是一些留守部队,系统极其复杂,力量也非常分散,没有人可以统一起来指挥作战。而由关外缴械归来的军人,虽然满腔悲愤,但败军之将,惊魂末定,急切中还顾不得筹划如何抵抗敌人。

    加上在陕西境内还有和敌人勾结的内应,一方面是当年“刘兼座”豢养的一批所谓地方大绅,在这个时候大肆活动。散布失败谣言,以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少数军人已经和刘镇华有了勾结,如在同州的麻老九匪部,当刘镇华以往在陕西的时候,曾被刘收编为镇嵩军第六路,胡憨战争之后,由李云龙又收编过来。就在这紧急关头,麻老九再一次接受了刘镇华的编制,驻蒲城的缑章保的情况,亦复如此。

    在上述情况之下,陕西东路门户——潼关就不战而为敌人所有。潼关不守,从潼关至西安近三百里间,敌人长躯直入,如入无入之境。到了四月初,刘镇华的匪军就兵临西安城下,著名的坚守西安战争,从此开始。

    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安城内只有督办李云龙所属第十师的一个旅,四个独立团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共计还不到五千人。李云龙刚由关外归来,一部分人建议暂时放弃西安,徐图整理反攻。就在这样举棋不定的时候,西安一批过去受刘镇华豢养的地方大绅就组织了一个什么“和平期成会”,派出代表去见他们当年的“刘兼座”表示欢迎。为了使刘镇华更体面一些,他们请刘镇华稍停一下,等西安原来的李、卫部队全部撤走之后,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刘雪帅”(刘镇华号雪亚,当时一部分人乃至吴佩孚给刘的电报都这样称呼)进城。刘镇华从这些所谓地方大绅方面已了解到西安城内的情况,满以为西安已在掌握之中,自乐于在盛大欢迎之下,来一个入城式,那确实体面多了,也就同意了这样的办法。

    刘镇华原来所率领的镇嵩军,本来就是豫西一带的一个惯匪集闭,和孙士贵、王泰、崔二旦之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镇嵩军过去在陕西各地驻防情况,陕西人是领教过的,不过那时毕竟还叫做军队,而且有他的正常供给制度,刘镇华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也还不能不加以约束,因而作恶还有一定的限度。但这一次情况变了,从出台的人物来看,还不外是张老平(治公)、柴老八(云升)、王老五(振)等人物。因原来的镇嵩军已在胡憨战争中溃散,急促之间,又搞起十万之众,分子构成更极其复杂。他们在号召的时候且有“打到陕西去升官发财”的说法。加上当时刘镇华虽然在吴佩孚领导之下,但吴也并没有那末多的钱给刘镇华打发这十万人的开支,事实上刘镇华也就不能不让这些乌合之众“就地征发”了。这末一来,刘镇华部队所过之处,庐舍为墟,陕西东路各县人民,遭受到惨重的灾难。

    刘镇华的部队对陕西人民大肆屠杀,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胡憨之战刘镇华就失败在陕西军队手里,所谓刘镇华的高级干部,都是身遭失败的人,时间很短,记忆犹新,到这时候进入陕西,具有翻身报复的思想,因此对陕西地方蹂躏更甚。

    刘镇华匪军的暴行激起了陕西人民的愤怒;陕西人民要继续生活下去,就必须和刘镇华匪军拚命。人民的要求,很自然影响到陕西军人,于是各军事领袖在陕西三原开会,研究联合抵抗问题。

    前边说到,杨虎城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在当时是陕军唯一的建制完整的部队,不只战斗力极强,而且和当时陕西的进步力量合作得很好。当岳维峻、李云龙、田玉洁被刘镇华截阻在豫西的时候,杨虎城在西路得到消息,立即放弃了对吴新田的迫击,把部队撤到三原和临潼、渭南河北地区,准备出兵潼关,接应岳维峻被困之师。但是因为岳部在灵宝、陕州失败很快,而麻老九在同州作了敌人的内应,以致潼关又告不守。因此,现在所要考虑的已是西安守不守的问题了。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当时陕西进步力量(即国共合作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一九二四年夏天,在陕西就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当时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负责领导的是魏野畴、雷晋笙。到了一九二五年,学生运动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一九二五年九月九日以吴新田部顾琢堂旅打伤陕西省第一中学学生为开端的躯逐吴新田运动,陕西青年开始走上了革命战线的第一线,和杨虎城的部队配合起来向敌人斗争。到了这一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以后,更把陕西的青年运动推向高潮,和全国青年运动打成一片。当时就在三原杨虎城部队驻地成立了陕西学生联合会,指挥全省学生运动。随着驱吴运动的胜利,青年学生远动有了轰轰烈烈的开展。

    另一方面,杨虎城的部队里一九二五年在耀县设了三民军官学校,学侠部分军官是杨部保送黄浦军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并任命陕西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为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吕佑乾、刘含初都在学校教政治课。杨的部队就这样和进步力量密切地联合起来。
    
    在敌人兵临城下,谣咏繁兴、部分地方大绅筹备欢迎刘镇锁华入城,当局者撤守未定这样危疑震撼情况之下,杨虎城召集他的高级将领李子高,姬汇百、孙蔚如、冯钦哉、魏野畸等人在三原开会,分析局势,研究对策。结论是:刘镇华在吴佩孚支持之下,大举入陕,这是吴佩孚、张作霖整个反动军事计划的一部分。姑无论就当前的全国形势来说,或就陕西人民的愿望来看,对刘镇华给以迎头痛击,都具有革命意义。以当时的军事力量密切和群众的革命运动配合起来,胜利是确把握的。

    杨虎城就根据上述分析,在渭北进步力量热情支持与西安各进步团体欢迎之下,率领了他的一部分军队很快地进入西安,稳定了战局,这是刘镇华初料所不及的。

                                    西安攻守战

    杨虎城的先头部队是四月十六日从西安北门进城的。正在等候西安绅士欢迎入城的刘镇华,发现杨虎城的部队(这一部队自从一九一七年参加靖国军起,部队的军帽是红圈,一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特殊标志还保存着;刘镇华原来率领的镇嵩军一到陕西,就和戴这样军帽的部队作战,继续不断地互相对垒达七八年之久,因之极容易识别)。从三原向西安移动,大为惊讶,立即命令他在三树弯一带的前线部队向西安东部进攻。原在东部的守军,受到压迫,纷纷向城内撤退,情况极其危急。杨部入城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息吃饭,就出东门应战,才把战局暂时稳定下来。至此,刘镇华对于被欢迎入城的此较体面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命令他的部队开始向西安城的南北两方面移动,准备采取包围西安的办法。

    杨虎城率领他的幕僚和卫队等于四月十八日由三原到达西安。这个时候,三原、西安间大道南段的东侧,已经受到敌人的威胁了。几天之后,西安的东、南、北三方面已为敌人包围起来。

    杨虎城及其部队的进入西安,稳定了西安的人心。根据当时敌我的力量估计,决定作长期固守计划,开始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别派兵固守。

    到了五月十五日,敌人占领咸阳、西安间的三桥,西安遂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止,西安和外界完全失掉了联系,不只人的进出断绝了,而且因当时部队设备很差,城内守军没有无线电设备,于是连通讯联络也完全断绝了。在这一长时间内,为了对外打通一条交通线借以了解情况,虽曾组织过几次突击,终以受到敌人的强大阻击而没有成功。因此,只好根据最初所估计的总的国内政冶形势,根据陕西人民的愿望,以革命的热情,和装备较优、数量大于自己十倍的敌人“盲目”地打下去。

    敌人在将西安四面包围之后,绕城一周挖了宽深各六公尺的外壕,并加筑围墙一道。从此,除飞鸟外,再也没有人可以越出包围线一步了。长时期的战事,就从此打了下去。

    西安是主要战场,敌人的绝大部分兵力就放在这里,进行继续不断的攻击。敌人用以包围攻击西安的兵力,约计七万余人;而城内的守军,根据兵站的统计,还不足一万人。敌人在吴佩孚补给之下,加上阎锡山大批重火器的供给,装备远较守军为优,就在这样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守军坚持八个月之久,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在八个月中,有下列几次重要战斗:

    一、东关的地道战:东关战场,因地形关系,从战争开始一直到胜利为止,始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敌人设在韩森冢的炮兵群,就专以东关我军阵地为轰击目标,并在城外掘地道多处,企图轰炸城墙。杨虎城部的卫队营奉命担任东关防务,在城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敌人的地道轰炸,敌人几次挖掘地道,都被我军发觉,予敌以重大打击。

    二、东北城角之战:七月二十二日,敌人在炮兵掩护之下,以敢死队一千余人由东北城角架云梯登城,梯上悬白布赏牌,编有号数,由柴云升署名盖章,并加盖关防,第x号云梯第一名赏洋一千元,第二名赏洋八百元,第三名赏洋五百元,以鼓励进攻,同时在护城河下掘地道涵洞输送援兵,直薄城下的少数敌兵且已上城。城上守军仓卒应战,短兵相接,战部极其惨烈。杨部补充第一旅旅长姬汇百、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蔚如都带着自己的卫队加入战斗。战斗从上午六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下午九时,才把敌人打退。敌人伤亡甚众,我军亦牺牲极大。孙蔚如司令在这一战役中受了伤。

    三、小雁塔争夺战:小雁塔为我军固守南城重要据点,由李云龙部刘文伯旅防守,敌人先后集中重兵攻击占领过两次,均经我军组织反攻克复。这是南面的主要战斗。

    四、西北城外大白杨、潘家村的突围战役:我军为了打通一条交通线,与三原的李旅长子高,泾阳的田师长玉洁、咸阳的姜旅长宏模取得联系,曾几次组织突击部队进行突围。最主要的是九月二十日的一次,先由各部队挑选精锐近一千人,由李、杨总副司令移往西北城角的广仁寺亲自指挥,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分途进攻。激战三日,占领了大白杨、潘家桐等处。终以敌人集中重兵反攻,我军在惨重牺牲之后,不能不尽弃前功,仍返回城内。

    除以上主要战斗外,吴佩孚在汀泗桥、羊楼司、汉口、汉阳连续失败之后,把他的空军转移到北战场。九月二十六日敌空军曾到西安上空低飞示威,投掷炸弹,发散传单,对李云龙、杨虎城的首级悬赏十万元,以诱惑恐吓。

    三原为陕西渭河以北重镇,即杨虎城入省以前的司令部所在地。杨率队入省后,即以三原防务交给他的第五旅旅长李子高和陕军第二师师长田玉沽。刘镇华以梅发魁为北路总指挥,并加上陕军叛军麻老九部,拼凑成一个师又六个混成旅,由渭南渡河,向杨部冯华堂、王玉柱部及丑彦俊、甄寿山、张祥生等部在相桥、田市、栎阳、小石等地的部队进攻。后来,刘镇华以久攻西安不利,转欲先取泾阳、三原,以绝西安的外援,遂再加派王老五(振)所部,加入渭北战场。至此,三原以东地区的陕军被迫撤退。敌人于六月二十六日兵薄三原城下。八月五日以后,三原亦陷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战争的艰苦,敌人在战地的奸淫烧杀情况。和西安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时间稍短而已。十月初,冯玉祥部孙良诚的援军到达陕境以后,刘镇华为了准备和援军作战并巩固后路,十月十二日才被迫撤了三原之围。我军在三原战场和敌人作战,先后达六个月之久。

    在敌人包围西安的期间,驻咸阳的李云龙部姜宏模旅,驻兴平、凤翔、礼泉一带的卫定一部的党毓昆、党海楼、王宝发、陈发荣等部,在四月和八月曾经联合起来,组织过两次援应西安的战斗,终以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而且装备极差,结果都被敌人阻击退回,对西安守军没有发生重大作用,最后只能在咸阳和敌人隔河炮战而已。

                                     坚守西安纪实

    以下再叙述保卫西安战争中几个具体问题:

    一、部队的统一指挥与团结问题:如前所述,原在西安城内的军队,已经有两个不同体系的部队,一为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云龙部,一为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现在再加上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的军队,就有三个不同系统的部队了。论地位,则李云龙是当时陕西的军务善后督办,但是刚从河南锻羽归来,惊魂未定,究竟要战要走,胸无成竹,而且他的精锐部队,已在河南损失殆尽,留在陕西的为数无几,战斗力较差。论实力,则杨虎城是保卫西安的核心力量,而且有进步力量的支持与合作,政治上的号召力很大,主张向极坚决。卫定一向来是另外一个系统,地位和李、杨都不能此拟。凡此情况,刘镇华都了如指掌,而且正针对这种情况在做文章。因此,大敌当前,如何统一指挥与团结合作,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杨虎城在这里表现了极其谦虚与团结的精神。前边提到,在刘镇华入陕的时候,关中地区的陕军只剩下杨部这一支最完整而战斗力又最强的军队,杨本人带领进入西安的兵力约五千余人,而李云龙、卫定一两部在西安的人数总共还不到五千人。在分配防线时,杨的部队担任敌人攻击的重点东北两个方面,李部担任南面,西部压力较小,由卫部担任,并为了避免误中敌人声东击西的奸计,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杨虎城为了团结李、卫,在开将领会议时,提出取消国民笫二军、第三军名称,一律改为陕军,以李云龙为陕军第一师师长,在泾阳的田玉洁为陕军第二师师长,他自己任陕军第三师师长,卫定一仍任陕军第四师师长,并推戴李云龙为陕军总司令,杨自任副总司令。这样的安排,统一了军事指挥,团结了李、卫。为了军事上的统一,杨虎城命令他的部队把从靖国军开始时就戴的红圈军帽取消,和李、卫部队取得一致。这些具体措施,对坚守西安的取得最后胜利发生了重大作用。

    二、发动群众问题:保卫西安的战争不只符合于陕西人民的要求,也适应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但照当时的情况,不仅西安城内有所谓“和平期成会”的绅士在活动,而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地方也还收容有一批他过去在陕西所豢养的政客文人,所谓“土窑七贤”(因在十里铺地方,以土窑为住所,故名),他们里应外合,活动很力,加上守军中又有一些动摇分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缺少进步的群众力量的配合与支持,将会对战事发生不利影响。前边说过,那时陕西进步的群众组织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而杨虎城就是在进步群众的支持与欢迎之下进入西安的,军事力量与群众结合起来,这是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据记忆所及,当时西安城内的国民党——改组后国共合作的组织,非常活跃,设有国民党俱乐部,由王援金、赵葆华负责。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有黄平万、雷晋笙等人;团的负责人有吴化之等。此外,有学生联合会、青年生活社等团体,负责人有王林、王超伯、王文彬、张秉仁等。妇女组织的妇女协会,当时特别活跃,人也较多,计有李馥青、王观德、王观政、秦德君等人。在坚守西安中,这些组织在发动群众,支持军队方面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如在五卅惨案的一周年,在西安已被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西安的进步团体在易俗社召开了群众大会,一方面是敌我对打的隆隆炮声,一方面是大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声,声势非常雄壮。在杨贡城支持之下,西安被围期间,各学校始终没有停课,暑假期间,因外地学生不能回家,在学生联合会主持之下,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夏令讲习会,各校师生参加的达一千余入,学习方式是讲授社会科学,分组学习与讨论,这在西安是空前未有的事情。所有这些群众活动,不只对坚守西安发生了配合与支持作用,而且为坚守西安胜利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整个革命运动树立起骨干,因而一九二七年春天,西安的革命活动此之其他地方,显得特别热烈活跃。

    三,坚守与投降问题:在刘镇华兵临西安城下的时候,放在陕西人面前的只有坚决抵抗与俯首就降两个前途,没有第三路可走。“和平期成会”的士绅们的所调和平,实际就是投降的另一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诱惑作用。特别是到了战事后期,食被告罄,死亡相继的情况之下,敌人以和平为名而实际是诱降的活动,使许多人发生动摇与困惑,似乎是敌人倒愿意和平,而西安当局却非打仗不可,因此才使得西安乃至陕西全省人民遭受到惨重的牺牲,牺牲的责任就应当归之于当时张坚守西安的人们。在一九二六年冬天,所谓“和平期成会”分子,就以这样说法煽感人心,从事活动,甚至竟有人向陕军总司令面前提出类似质问的意见。当然这种宣传与活动受到进步群众的坚决反击,学生团体针对着所谓和平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就在这样战争与投降、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中,杨虎城坚决地支持了进步群众的意见,枪毙了主张和平最力的西安大绅褚小毖。这一事件,镇压了投降活动,是坚守西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所谓和平问题了。

    四、食粮问题:在坚守西安中,最突出的困难是食粮问题。西安陕西省会所在地,人口比较集中,那时城关居民约计十万人,一向靠各县供给食粮。经常的储存量最多只能供给三个月时间——这是刘镇华认为坚持围困,就可以不战而胜的主要根据。在这个时候,除进城的军队而外,西安近郊乃至附近各县的人民忍受不了敌人的奸淫烧杀,大量的人群,扶老携幼,逃入西安避难,这一批临时进入西安的人口,据估计达七、八万之多。迨敌人将西安四面合围之后,不允许任何人逃出城去,曾经有几次城内难民企图出城就食,都被敌人射击,受到伤亡而退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于作这种试探了。食粮供应,给当局带来了没法解决的困难:既要顾到军糈,也要顾到民食,在初期还勉强可以兼顾,如设些粥厂之类;到了后期就没法兼筹并顾了,甚至到最后发生了军民争食现象,引起了社会上一定程度的不满。在保卫西安战争胜利之后所举行的革命大祭会上,杨虎城送给死难军民的一付挽联这样写着:“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这正说明了他自己的心情。食粮问题,在夏天和秋天,还不算怎样严重,当时也还可以找到野草、树叶之类聊以充饥。一进入冬天,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向用作肥料的油渣,已成为比较好的食料,只能对机关团体分配一些,一般居民是不容易取得的。于是,所有可以吃的动物、皮革制品、中药铺的某些药材,都被吃掉。加以时值严冬,人民在饥寒交迫之下,因冻饿而死的很多,据当时警察局的统计,每天早起收集死尸常达到一千具之多;以死尸充饥的事情,也并不奇怪。在战争胜利后,检收死难军民遗体、遗骨五万余具,在城内的革命公园内堆了两大冢,由西安军政各界和居民负土掩埋,因名之曰“负土坆”,至今仍为游人凭吊的所在。

    在保卫西安战争进入后期、更加艰苦的时候,陕西人民得到了虽然还很遥远,但确实足以鼓舞人心的消息:一方面是北伐军节节进展,刘镇华的主子吴佩孚节节溃败;另一方面是冯玉祥、于右任由苏联归来,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冯并率领全军参加了国民党。这些消息说明敌人总的形势在崩溃,革命的力量在发展,增加了陕西人反刘胜利的信心。

    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的部队经过宁夏入甘,派出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马鸿逵、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合计四个师、六个混成旅,经固原、平凉东下,到了十月初旬,前锋到达陕西兴平。于右任且随同先头部队在十月十二日三原敌人溃退后不久就到了三原,组织了国民军第二、三联军总司令部。在西安以外的所有陕军有了领导中心,也有了消灭敌人的勇气。

    但是这些情况,被围在西安城内的军民却毫无所知,依然在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的情况之下和敌人战斗。到了十月十五日,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军开始向咸阳地区的敌人进行总攻,西安军民已能听见西北方面的隆隆炮声,其欢欣鼓舞的情况,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有非文字所能形容者。

    敌人毕竟还是顽强的,城外援军孙良诚的部队经过南口挫败,千里赴援,疲惫不堪,最初还受到相当的损失。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件事:

    孙良诚援陕总指挥部有俄顾问——那时是这样称呼苏联专家的——赛福林随同作战,孙良诚在军队受到挫败以后,准备暂时退却,把这个意见和赛福林商量,赛福林立即很严肃地对孙说:“什么叫做援军?西安许多万军民被敌人围困了这么久,日日夜夜在盼望我们,我们一失利就要退却,将何以对被围困中的军民,我不同意这样计划。”孙良诚这时仍坚持他的退却主张,赛福林顾问最后对孙表示:“我没有奉到退却命令,你要退却可以,但请你先把戏枪毙了,否则,你就不能退却。”这样一来,孙良诚没有办法,才又继续进攻。苏联军人的这一种精神,引起了陕西人的敬仰与感谢。经过猴儿寨、三桥四十余天的几度激战,敌人仍然继续顽抗。最后,因正面攻击无效,才派出奇兵一支沿终南山北麓向东迂回,抄袭敌人大本营十里铺,加上城内守军的出击,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刘镇华才率其匪军开始撤退。在这一天晚上,西安城内的全体军民兴奋得几乎很少有人睡觉。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还不亮,军民人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约而同走上大街欢呼,成千累方的茫无目的的人群涌出城门。有家属亲戚朋友被围在西安的陕西各县人民,在援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就带着吃的,穿的跟着军队,准备送进城去,在这个时候也涌进城来。出出进进的人群,把各城门和大街到处塞满了。出城和进城的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也都互相招呼,相对一笑;甚至于城外卖吃食的小贩,让人吃东西可以不要钱。在大量食物运入城内之后,久经饥饿的人们,在最初几天以内有一下子吃得过多因而至病乃至致死的事情。

    刘镇华的败军狼奔豕突地沿西安潼关大道向东溃退,互相践踏,途为之塞。陕西东路各县的人民纷纷起来,向刘镇华的匪军进行不断的袭击,讨还了他们的血债。

    刘镇华一直跑到河南陕州,才开始收容败退下来的残部,就分别驻在灵宝、陕州一带,从事整顿。

                               刘铁华在北伐以后的几幅画像

    一九二七年二月,冯玉祥到达西安,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于右任为国民单联军驻陕总司令,着手整顿部队,准备东出潼关,会师中原。就在这个时候,刘镇华获得了喘息机会。当时他看到吴佩孚已经从武胜关以南垮了下来,而奉军的部队已到郑州,就派人和奉军联系,希望向奉军投放。奉军方面并且派当年请刘镇华到陕西作省长的陈树藩(垮台后一直住在大连、天津)到刘镇华处,作奉军的代表人。于是,刘镇华又离开直系,投降了奉军。

    在直军节节失利,冯玉祥的部队开始出潼关向东前进的威迫之下,刘镇华赶快把他的部队撒向临汝、鲁山、郊县、宝丰一带,避开风头,坐以观变,最后又脱离了奉军,决定请张钫出来向冯玉祥说话,表示希望回到辛亥前后他所隶属过的国民党。刘镇华把这叫做回到原来的“老路”。一九二七年夏,冯玉祥到了开封之后,经过张钫的疏通,刘镇华到开封去见他的盟兄冯玉祥。据说,刘镇华到了冯玉祥面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双足立正,向冯作了九十度的三鞠躬,每鞠躬一次,口里说一句:“镇华罪该万死”。冯以后对人说:“雪亚颇有悔悟。”

    刘在开封见冯之后,在开封住了一个时间。那时冯部将领群集开封,刘镇华就在这个时候大肆活动,请客、送礼、赌钱等等一齐都来,时间很短,居然使冯部一些高级将领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天杨杨虎城和孙良诚、石友三等人在一起谈天,顺便提到刘镇华的情况,石友三就对杨说:“我觉得刘雪亚这个人很不错。”杨听了颇为愕然。

    刘镇华既投降了冯玉祥,冯便把刘的部队拨归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指挥,驻在开封以东的柳河。在直鲁联军褚玉蹼,华宝章、徐源泉、孙殿英、张敬尧、袁家骥、刘志陆、潘自和等八个军于一九二七年冬天大举进攻豫东的时候,刘镇华部的姜明玉在战线后方睢县、宁陵叛变,把冯玉祥派到刘部作副总司令的郑金声虏走,送给张宗昌。郑被张宗昌枪毙在山东济南。这就成为一九三二年九月郑继成替父报仇,在济南杀了张宗昌的公开理由。姜明玉的敌前叛变,使河南东路整个战线受到严重的影响,连驻在归德的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这时杨虎城部队的位置,正在刘镇华部队的前边,得到这样消息,大为震动。

    一九二九年六月,蒋介石到北京会见阎锡山,北方将领纷纷到北京见蒋,杨虎城和刘镇华也都到了北京。杨住在两城的花园饭店,有人告诉他说:刘雪亚也在北京,问杨是否愿意去看看,杨拒绝了。有一天刘镇华却来到花园饭店看杨,他们从一九一八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先后对打达八年之久,这是第一次见面。刘镇华一见杨虎城,一面极热烈的握手,一面说:“对你老兄佩服极了,还是老兄高明,今天特来表示敬佩,希望多多指教。”短于词令的杨虎城,一时竟答不上话来。刘镇华见杨以后,连杨的随员也都分别拜访一次。刘镇华对于官僚政客的一套,确实熟练极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冯王祥的将领由宋哲元、孙良诚领街通电反蒋,刘镇华这时已把他的部队交给他的胞弟刘茂恩(刘老五)带领,随同唐生智对宋哲元作战。十二月唐生智称护党救国军反蒋的时候,刘镇华指使刘茂恩率领所部撤入山西,投降了阎锡山。

    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刘茂恩跟阎、冯打蒋,当豫东战事正酣的时候,刘镇华又指使刘茂恩在战场上诱缚自己的朋友万选才(阎、冯委任的河南省主席),献给了蒋介石,背叛了阎、冯。

    一九三四年刘镇华以刘茂恩的军队为资本,以政学系杨永泰为后台,作了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六年冬杨永泰被刺消息传来,刘镇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由安庆坐船去到武汉吊杨,在船上作了一篇祭文,已有苫块昏迷、语无伦次的现象。他到了武汉一下船,急急忙忙就到杨永泰的灵前,可是一声还没哭得出来,立即神经失常,对杨永泰的女儿口称嫂夫人,弄得杨氏的家族颇为难堪。

    刘镇华的安徽省主席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才由刘尚清接替。

                                  军阀末路和人民的裁判

    抗战开始以后,刘镇华这个神经病患者逃难到了西安。距西安围城事隔了十年多,但是西安人并没有忘怀当年刘镇华所给予他们的灾难。就在刘镇华东柳巷临时住所的门前,经常有当年受过灾难的人们率领着一些小孩子唱西安被围期间一些民间流行歌曲,如“西安被围八个月,老百姓死了四万多”一类。并且当时还有一些陕西军人因为过去曾经在灵宝、陕州遭受过刘镇华匪军的侮辱,以后又被围困在西安,对刘镇华的仇恨特别深,他们计划找刘镇华到西安革命公园的死难军民的负土坆前叩头致祭。刘镇华的家族看见情况不对头,赶快把刘镇华搬走,最初计划干脆离开陕西,迁到四川居住,后来因种种原因不得已而迁到陕南城固。城固当时是西北联大(由北京师大、平大改组而成的)所在地,刘镇华在那里经常胡说胡闹,已成为当时当地的笑话资料。更奇怪的是刘镇华对联大一位女教师经常写信求爱,甚至去找这位女教师纠缠,吓得这一位女教师惶惶然不知所措。在日军大举进攻河南,洛阳沦陷之后,刘茂恩在豫西卢氏县就任了战时河南省流亡省政府的主席,胜利后搬回开封,刘镇华也就迁到开封居住。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刘茂恩化装潜逃,刘镇华依然住在开封,被解放军在龙亭下边捉住,遣送回家。解放军不久撤出开封,刘茂恩这才回来筹划全家逃走的问题。到了开封第二次解放,刘茂恩再一次逃出开封,就把他的家属全部集中到上海,不久就逃住台湾。刘氏弟兄七人,除老二早死外,其余弟兄都跟着逃走了。闻刘镇华和刘茂恩已在台先后死去。

    刘氏弟兄在巩县家乡多行不义,人缘极坏。一九二三年刘镇华以陕西督军兼省长的身份,带了大批人马,回巩县老家埋葬他的父亲时,当地二十里以内的人民互相约定不帮忙,不送礼,使刘镇华颇为难堪。全国解放后,巩县人民要和刘家算帐,因为找不到对象,就掘开刘镇华父母的坟墓暴尸泄愤,仇恨之深可以概见。

    豫剧名演员常香玉和刘镇华同是巩县人,而刘镇华又是常香玉的祖父的学生。当常香玉开始演戏的时候,刘镇华怕丢了他的面子极力反对。但是这两个巩县人,对于地方救济公益一类的事情,常香玉总是慷慨帮助的,而刘氏弟兄不只一毛不拔,而且在地方欺压善良,剥削农民,在当地成一个显明的对比。

                                “刘兼座”的“政绩”

    “刘兼座”在八年省长、三年兼督军的这一期间,在陕西究竟作了些什么事呢?

    一、在军事上,刘镇华以陕西人民的血汗养活与扩充了他的镇嵩军,拐回头来用镇嵩军打陕西人。从一九一七年冬天跟陈树藩打张义安起,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和阎治堂、吴新田打杨虎城使靖国军最后结束止,刘镇华的部队是麻役不从的,对陕西人作了残酷的屠杀。此外,他还拉拢收编一部分为陕西人所反对的军人败类,如将麻振武(即麻老九)改编为镇嵩军第六路,就是显著的例子。

    二、任用了一批河南人在陕西做官发财。根据平时陕西邮政局(那时铁路还不通,也没有银行)的统计,由陕西给河南、特别是河南巩县,嵩县的汇款数字,特别突出,汇水之高,据邮局的职员谈,是极少见的。这说明刘镇华及其部队在陕西剥削的一斑。

    三、在政治上,刘镇华自始至终是拉拢在当时的政治分野上属于保守落后的一批官僚文人,来和比较进步的地方人士们对抗。如以马凌甫为省议会议长,并由马转而组织起一部分右派议员,当时有所谓“马腿”、“马尾巴”“马头”等等,以支持他的政权。比较进步一些的议员则组织了“正谊社”来反对刘镇华的暴政。此外,以刘楚材为建设厅长,勾结陕西旅外学生团体“进化系”的落后分子,利用他的胞弟刘老六在欧洲留学的方便,以官费或私人津贴拉拢收买陕西在欧洲的少数留学生。他还杀害了陕西进步人士彭仲翔(世安)等。

    四、在文化教育方面花样更多了,刘兼座是常以他在陕西文化与教育方面的建树自负的。这里只谈几件突出的事情:1、刘镇华任内所委任的教育厅长先后有郭希仁、马凌甫、杨西堂、景志傅等落后人物,致西安的教育情况,死气沉沉,远远地落后于刘镇华统治地区以外的渭北和陕北。2、和郭希仁一批落后人物大搞孔教会,命令各校学生参加祀孔。 3、以陕西人民的大量金钱,成立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西北大学,聘请他的河南老乡傅铜(佩青)来做校长,安插一批落后文人和河南老乡。4、最有趣的在一九二四年那个时候,刘镇华还“好心地”为陕西人请来康有为到西安“讲学”。康到西安后,刘镇华待以上宾之礼,他躬亲陪同康圣人(当时陕西人是用这样带有讽刺性的名子称呼康有为的)坐着轿子游览古迹名胜,到处作诗题字,在孔教会讲学等等。这还不算,有一天,省长公署通过教育厅长景志傅命令西安各校师生到易俗社听康圣人讲演。当然对于康有为这样的人,西安的学生也并不怎样陌生,在教育厅的通知公布以后,学生群情哗然,认为“刘兼座”在和学生开玩笑。经过学校当局的说服动员和威吓,学生们既不敢不参加,也还想借此机会看看“骨董”。那一天是教育厅长景志傅主持大会的,“刘兼座”也站在台上。经过主席对康有为的道德文章大事吹嘘一番之后,康有为出台了,白发白须,穿着一件兰缎长袍、青马褂,头上带一顶瓜皮帽,帽顶上缀二个很大的红色帽结。他这种怪样子一出现,立即引起学生们的哄堂大笑。康圣人倒没有什么不安,“刘兼座”看见情况不好,站起来很严肃地命令学生镇静听讲。康圣人开腔了,他满口广东话,因而请了一位陕西富平人张某作翻译。康讲的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的“则”。康第一段刚讲完,翻译正在翻译的时候,学生们就纷纷退席。刘镇华命令门口的卫兵阻止,这还不行,有的学生从窗子跳出去跑了。最后刘镇华令军队包围了易俗社,这才勉强留下稀稀拉拉的一些人听完了讲演,这一幕好歹就此了结。更糟糕的是康圣人此番到陕,不只吞没了外多人请他鉴定的金石字画一类文物,而且还准备把西安卧龙寺一批宋版佛经带走。消息传出之后,引起了陕西省内外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反对,电报、传单、宣言、警告等等文件满天飞,一时反对康圣人盗经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是康圣人盗经不成,悄然离陕以去;“刘兼座”也弄得非常难堪。

                                  投奔阎锡山,伺机再起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在北方出现了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为首的国民军,推出安福系头子段祺瑞为执政。刘镇华在这个时候,就命令他驻在豫西的部队解决了吴佩孚的一些军队,以表示他和国民军的合作与拥段的“诚意”。于是,刘镇华又背离了直系,再回到安福系。

    一九二四年冬,当胡景翼被任命为河南军务善后督办、沿京汉线南下的时候,刘镇华所属的憨玉琨部(这时已编为第三十五师)驻扎在郑州和黄河南岸,希图阻止胡景翼南下。因胡部已派另一支部队由郑州黄河下游北岸渡河占了开封,并在黄河以北的漳河打败了直军寇英杰部,憨玉琨才把他在郑州的部队向西撤退,集结在洛阳以东地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景翼到郑州就了督办职务。

    胡就职以后,为了统一河南的政治军事,首先需要和刘镇华研究解决憨玉琨的驻地问题,曾经请张钫从中调解。胡的条件是:让刘镇华把憨玉琨部调到陕西,胡部在陕的部队调到河南,互换防地,使彼此的军事行政都能统一起来。这样,陕人治豫,豫人治陕,互相帮助与合作,为地方作些有益的事情,照说,问题是可以这样解决的。但是憨玉琨坚决不同意,刘镇华表面上依违两可,实际在支持憨玉琨。原因是:刘镇华在这个时候,主要以陕西人民的血汗,已经把他的镇嵩军由原来的四千余人扩充到十万以上,远比胡景翼当时实力雄厚,加上又有段祺瑞对刘的某种支持。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初,就爆发了所谓胡憨战争。

    战端既启,刘镇华以出巡为名,把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他自己督饬在陕西境内所有镇嵩军去增援憨玉琨。经过黑石关、虎牢关等地的几度的激烈战斗之后,战争很快地以刘、憨失败而告终。结果,憨玉琨在嵩县发狂以死,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运城,成为阎锡山再一次对付国民军的工具。

    刘镇华到了山西运城,被阎锡山收留下来,到有利时机再放出去,作为在政治上投机取巧的筹码;并且掌握到像刘镇华这样一类在军事政治上有作用的人物在自己手头,对外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或者作为对外讨价的工具。阎锡山收留下刘镇华后,不到一年时间,又把他放出去打垮了岳维峻。跟着阎锡山又收容下岳维峻,又一年工夫再放出岳维峻到陕西。隔了两年,阎锡山又把冯玉祥诱骗到了山西,然后再放出冯玉祥和他一路反蒋。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是玩惯了这一套手法的。

    刘镇华在山西受到了阎锡山的优待。阎答应在一定的时候对刘镇华帮忙。在直奉两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酝酿联合消灭北方国民军的时候,刘镇华通过阎锡山和张作霖、吴佩孚取得联系。于是刘镇华又回到直系,而被任命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

                                    卷土重来,围攻西安

    一九二六年初,河南督办兼国民第二军军长岳维峻率领他的部队败退到豫西,准备回陕西的时候,刘镇华便以豫陕甘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在豫西招集散在各地的镇嵩军旧部、土匪、红枪会、大刀会,并以阎锡山供给的少数枪支和大量山西兵工厂造的炸弹。把这些乌合之众武装起来,在陕州、灵宝地方,打垮了岳维峻的部队。岳维峻只身逃往山西,成为阎锡山的俘虏。当时的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虎臣)和国民第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洁,因到河南援应岳维峻,也只身由灵宝过河经山西,化装逃回陕西。


    刘镇华就这样很快地编组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部队,计张治公一军、王振一军,梅发魁一军、柴云升一军、张得胜一军,此外还有一些直属部队和特种兵。刘镇华指挥这一支十万人的部队西向潼关进发,演出了一场历史上少有的围攻西安八个月的残酷战争。 

    在这个时候,陕西关中地区的情况是这样:

    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的部队,因为不属于国民第二军岳维峻的系统,始终未离开陕西,依然是一支建制完整、战斗力非常强的部队,当时正在西路和吴新田的第七、第八两师作战。

    除杨的部队以外,其他陕西军队几乎全部属于国民第二军系统,当岳维峻和直奉两系军队作战时,所有精锐部队都开出潼关到前线作战。这时留在关中地区的几乎都是一些留守部队,系统极其复杂,力量也非常分散,没有人可以统一起来指挥作战。而由关外缴械归来的军人,虽然满腔悲愤,但败军之将,惊魂未定,急切中还顾不得筹划如何抵抗敌人。

    加上在陕西境内还有和敌人勾结的内应,一方面是当年“刘兼座”豢养的一批所谓地方大绅,在这个时候大肆活动。散布失败谣言,以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少数军人已经和刘镇华有了勾结,如在同州的麻老九匪部,当刘镇华以往在陕西的时候,曾被刘收编为镇嵩军第六路,胡憨战争之后,由李云龙又收编过来。就在这紧急关头,麻老九再一次接受了刘镇华的编制,驻蒲城的缑章保的情况,亦复如此。

    在上述情况之下,陕西东路门户——潼关就不战而为敌人所有。潼关不守,从潼关至西安近三百里间,敌人长躯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四月初,刘镇华的匪军就兵临西安城下,著名的坚守西安战争,从此开始。

    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安城内只有督办李云龙所属第十师的一个旅,四个独立团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共计还不到五千人。李云龙刚由关外归来,一部分人建议暂时放弃西安,徐图整理反攻。就在这样举棋不定的时候,西安一批过去受刘镇华豢养的地方大绅就组织了一个什么“和平期成会”,派出代表去见他们当年的“刘兼座”表示欢迎。为了使刘镇华更体面一些,他们请刘镇华稍停一下,等西安原来的李、卫部队全部撤走之后,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刘雪帅”(刘镇华号雪亚,当时一部分人乃至吴佩孚给刘的电报都这样称呼)进城。刘镇华从这些所谓地方大绅方面已了解到西安城内的情况,满以为西安已在掌握之中,自乐于在盛大欢迎之下,来一个入城式,那确实体面多了,也就同意了这样的办法。

    刘镇华原来所率领的镇嵩军,本来就是豫西一带的一个惯匪集团,和孙士贵、王泰、崔二旦之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镇嵩军过去在陕西各地驻防情况,陕西人是领教过的,不过那时毕竟还叫做军队,而且有他的正常供给制度,刘镇华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也还不能不加以约束,因而作恶还有一定的限度。但这一次情况变了,从出台的人物来看,还不外是张老平(治公)、柴老八(云升)、王老五(振)等人物。因原来的镇嵩军已在胡憨战争中溃散,急促之间,又搞起十万之众,分子构成更极其复杂。他们在号召的时候且有“打到陕西去升官发财”的说法。加上当时刘镇华虽然在吴佩孚领导之下,但吴也并没有那末多的钱给刘镇华打发这十万人的开支,事实上刘镇华也就不能不让这些乌合之众“就地征发”了。这末一来,刘镇华部队所过之处,庐舍为墟,陕西东路各县人民,遭受到惨重的灾难。

    刘镇华的部队对陕西人民大肆屠杀,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胡憨之战刘镇华就失败在陕西军队手里,所谓刘镇华的高级干部,都是身遭失败的人,时间很短,记忆犹新,到这时候进入陕西,具有翻身报复的思想,因此对陕西地方蹂躏更甚。

    刘镇华匪军的暴行激起了陕西人民的愤怒;陕西人民要继续生活下去,就必须和刘镇华匪军拼命。人民的要求,很自然影响到陕西军人,于是各军事领袖在陕西三原开会,研究联合抵抗问题。

    前边说到,杨虎城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在当时是陕军唯一的建制完整的部队,不只战斗力极强,而且和当时陕西的进步力量合作得很好。当岳维峻、李云龙、田玉洁被刘镇华截阻在豫西的时候,杨虎城在西路得到消息,立即放弃了对吴新田的迫击,把部队撤到三原和临潼、渭南河北地区,准备出兵潼关,接应岳维峻被困之师。但是因为岳部在灵宝、陕州失败很快,而麻老九在同州作了敌人的内应,以致潼关又告不守。因此,现在所要考虑的已是西安守不守的问题了。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当时陕西进步力量(即国共合作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一九二四年夏天,在陕西就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当时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负责领导的是魏野畴、雷晋笙。到了一九二五年,学生运动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一九二五年九月九日以吴新田部顾琢堂旅打伤陕西省第一中学学生为开端的躯逐吴新田运动,陕西青年开始走上了革命战线的第一线,和杨虎城的部队配合起来向敌人斗争。到了这一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以后,更把陕西的青年运动推向高潮,和全国青年运动打成一片。当时就在三原杨虎城部队驻地成立了陕西学生联合会,指挥全省学生运动。随着驱吴运动的胜利,青年学生远动有了轰轰烈烈的开展。

    另一方面,杨虎城的部队里一九二五年在耀县设了三民军官学校,学侠部分军官是杨部保送黄浦军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并任命陕西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为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吕佑乾、刘含初都在学校教政治课。杨的部队就这样和进步力量密切地联合起来。
    
    在敌人兵临城下,谣诼繁兴、部分地方大绅筹备欢迎刘镇锁华入城,当局者撤守未定这样危疑震撼情况之下,杨虎城召集他的高级将领李子高,姬汇百、孙蔚如、冯钦哉、魏野畴等人在三原开会,分析局势,研究对策。结论是:刘镇华在吴佩孚支持之下,大举入陕,这是吴佩孚、张作霖整个反动军事计划的一部分。姑无论就当前的全国形势来说,或就陕西人民的愿望来看,对刘镇华给以迎头痛击,都具有革命意义。以当时的军事力量密切和群众的革命运动配合起来,胜利是确把握的。

    杨虎城就根据上述分析,在渭北进步力量热情支持与西安各进步团体欢迎之下,率领了他的一部分军队很快地进入西安,稳定了战局,这是刘镇华初料所不及的。

                                    西安攻守战

    杨虎城的先头部队是四月十六日从西安北门进城的。正在等候西安绅士欢迎入城的刘镇华,发现杨虎城的部队(这一部队自从一九一七年参加靖国军起,部队的军帽是红圈,一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特殊标志还保存着;刘镇华原来率领的镇嵩军一到陕西,就和戴这样军帽的部队作战,继续不断地互相对垒达七八年之久,因之极容易识别)。从三原向西安移动,大为惊讶,立即命令他在三树弯一带的前线部队向西安东部进攻。原在东部的守军,受到压迫,纷纷向城内撤退,情况极其危急。杨部入城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息吃饭,就出东门应战,才把战局暂时稳定下来。至此,刘镇华对于被欢迎入城的比较体面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命令他的部队开始向西安城的南北两方面移动,准备采取包围西安的办法。

    杨虎城率领他的幕僚和卫队等于四月十八日由三原到达西安。这个时候,三原、西安间大道南段的东侧,已经受到敌人的威胁了。几天之后,西安的东、南、北三方面已为敌人包围起来。

    杨虎城及其部队的进入西安,稳定了西安的人心。根据当时敌我的力量估计,决定作长期固守计划,开始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别派兵固守。

    到了五月十五日,敌人占领咸阳、西安间的三桥,西安遂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止,西安和外界完全失掉了联系,不只人的进出断绝了,而且因当时部队设备很差,城内守军没有无线电设备,于是连通信联络也完全断绝了。在这一长时间内,为了对外打通一条交通线借以了解情况,虽曾组织过几次突击,终以受到敌人的强大阻击而没有成功。因此,只好根据最初所估计的总的国内政治形势,根据陕西人民的愿望,以革命的热情,和装备较优、数量大于自己十倍的敌人“盲目”地打下去。

    敌人在将西安四面包围之后,绕城一周挖了宽深各六公尺的外壕,并加筑围墙一道。从此,除飞鸟外,再也没有人可以越出包围线一步了。长时期的战事,就从此打了下去。

    西安是主要战场,敌人的绝大部分兵力就放在这里,进行继续不断的攻击。敌人用以包围攻击西安的兵力,约计七万余人;而城内的守军,根据兵站的统计,还不足一万人。敌人在吴佩孚补给之下,加上阎锡山大批重火器的供给,装备远较守军为优,就在这样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守军坚持八个月之久,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在八个月中,有下列几次重要战斗:

    一、东关的地道战:东关战场,因地形关系,从战争开始一直到胜利为止,始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敌人设在韩森塚的炮兵群,就专以东关我军阵地为轰击目标,并在城外掘地道多处,企图轰炸城墙。杨虎城部的卫队营奉命担任东关防务,在城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敌人的地道轰炸,敌人几次挖掘地道,都被我军发觉,予敌以重大打击。

    二、东北城角之战:七月二十二日,敌人在炮兵掩护之下,以敢死队一千余人由东北城角架云梯登城,梯上悬白布赏牌,编有号数,由柴云升署名盖章,并加盖关防,第×号云梯第一名赏洋一千元,第二名赏洋八百元,第三名赏洋五百元,以鼓励进攻,同时在护城河下掘地道涵洞输送援兵,直薄城下的少数敌兵且已上城。城上守军仓卒应战,短兵相接,战部极其惨烈。杨部补充第一旅旅长姬汇百、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蔚如都带着自己的卫队加入战斗。战斗从上午六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下午九时,才把敌人打退。敌人伤亡甚众,我军亦牺牲极大。孙蔚如司令在这一战役中受了伤。

    三、小雁塔争夺战:小雁塔为我军固守南城重要据点,由李云龙部刘文伯旅防守,敌人先后集中重兵攻击占领过两次,均经我军组织反攻克复。这是南面的主要战斗。

    四、西北城外大白杨、潘家村的突围战役:我军为了打通一条交通线,与三原的李旅长子高,泾阳的田师长玉洁、咸阳的姜旅长宏模取得联系,曾几次组织突击部队进行突围。最主要的是九月二十日的一次,先由各部队挑选精锐近一千人,由李、杨总副司令移往西北城角的广仁寺亲自指挥,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分途进攻。激战三日,占领了大白杨、潘家桐等处。终以敌人集中重兵反攻,我军在惨重牺牲之后,不能不尽弃前功,仍返回城内。

    除以上主要战斗外,吴佩孚在汀泗桥、羊楼司、汉口、汉阳连续失败之后,把他的空军转移到北战场。九月二十六日敌空军曾到西安上空低飞示威,投掷炸弹,发散传单,对李云龙、杨虎城的首级悬赏十万元,以诱惑恐吓。

    三原为陕西渭河以北重镇,即杨虎城入省以前的司令部所在地。杨率队入省后,即以三原防务交给他的第五旅旅长李子高和陕军第二师师长田玉沽。刘镇华以梅发魁为北路总指挥,并加上陕军叛军麻老九部,拼凑成一个师又六个混成旅,由渭南渡河,向杨部冯华堂、王玉柱部及丑彦俊、甄寿山、张祥生等部在相桥、田市、栎阳、小石等地的部队进攻。后来,刘镇华以久攻西安不利,转欲先取泾阳、三原,以绝西安的外援,遂再加派王老五(振)所部,加入渭北战场。至此,三原以东地区的陕军被迫撤退。敌人于六月二十六日兵薄三原城下。八月五日以后,三原亦陷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战争的艰苦,敌人在战地的奸淫烧杀情况。和西安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时间稍短而已。十月初,冯玉祥部孙良诚的援军到达陕境以后,刘镇华为了准备和援军作战并巩固后路,十月十二日才被迫撤了三原之围。我军在三原战场和敌人作战,先后达六个月之久。

    在敌人包围西安的期间,驻咸阳的李云龙部姜宏模旅,驻兴平、凤翔、礼泉一带的卫定一部的党毓昆、党海楼、王宝发、陈发荣等部,在四月和八月曾经联合起来,组织过两次援应西安的战斗,终以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而且装备极差,结果都被敌人阻击退回,对西安守军没有发生重大作用,最后只能在咸阳和敌人隔河炮战而已。

                                     坚守西安纪实

    以下再叙述保卫西安战争中几个具体问题:

    一、部队的统一指挥与团结问题:如前所述,原在西安城内的军队,已经有两个不同体系的部队,一为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云龙部,一为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现在再加上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的军队,就有三个不同系统的部队了。论地位,则李云龙是当时陕西的军务善后督办,但是刚从河南锻羽归来,惊魂未定,究竟要战要走,胸无成竹,而且他的精锐部队,已在河南损失殆尽,留在陕西的为数无几,战斗力较差。论实力,则杨虎城是保卫西安的核心力量,而且有进步力量的支持与合作,政治上的号召力很大,主张向极坚决。卫定一向来是另外一个系统,地位和李、杨都不能比拟。凡此情况,刘镇华都了如指掌,而且正针对这种情况在做文章。因此,大敌当前,如何统一指挥与团结合作,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杨虎城在这里表现了极其谦虚与团结的精神。前边提到,在刘镇华入陕的时候,关中地区的陕军只剩下杨部这一支最完整而战斗力又最强的军队,杨本人带领进入西安的兵力约五千余人,而李云龙、卫定一两部在西安的人数总共还不到五千人。在分配防线时,杨的部队担任敌人攻击的重点东北两个方面,李部担任南面,西部压力较小,由卫部担任,并为了避免误中敌人声东击西的奸计,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杨虎城为了团结李、卫,在开将领会议时,提出取消国民笫二军、第三军名称,一律改为陕军,以李云龙为陕军第一师师长,在泾阳的田玉洁为陕军第二师师长,他自己任陕军第三师师长,卫定一仍任陕军第四师师长,并推戴李云龙为陕军总司令,杨自任副总司令。这样的安排,统一了军事指挥,团结了李、卫。为了军事上的统一,杨虎城命令他的部队把从靖国军开始时就戴的红圈军帽取消,和李、卫部队取得一致。这些具体措施,对坚守西安的取得最后胜利发生了重大作用。

    二、发动群众问题:保卫西安的战争不只符合于陕西人民的要求,也适应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但照当时的情况,不仅西安城内有所谓“和平期成会”的绅士在活动,而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地方也还收容有一批他过去在陕西所豢养的政客文人,所谓“土窑七贤”(因在十里铺地方,以土窑为住所,故名),他们里应外合,活动很力,加上守军中又有一些动摇分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缺少进步的群众力量的配合与支持,将会对战事发生不利影响。前边说过,那时陕西进步的群众组织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而杨虎城就是在进步群众的支持与欢迎之下进入西安的,军事力量与群众结合起来,这是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据记忆所及,当时西安城内的国民党——改组后国共合作的组织,非常活跃,设有国民党俱乐部,由王援金、赵葆华负责。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有黄平万、雷晋笙等人;团的负责人有吴化之等。此外,有学生联合会、青年生活社等团体,负责人有王林、王超伯、王文彬、张秉仁等。妇女组织的妇女协会,当时特别活跃,人也较多,计有李馥青、王观德、王观政、秦德君等人。在坚守西安中,这些组织在发动群众,支持军队方面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如在五卅惨案的一周年,在西安已被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西安的进步团体在易俗社召开了群众大会,一方面是敌我对打的隆隆炮声,一方面是大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声,声势非常雄壮。在杨虎城支持之下,西安被围期间,各学校始终没有停课,暑假期间,因外地学生不能回家,在学生联合会主持之下,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夏令讲习会,各校师生参加的达一千余人,学习方式是讲授社会科学,分组学习与讨论,这在西安是空前未有的事情。所有这些群众活动,不只对坚守西安发生了配合与支持作用,而且为坚守西安胜利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整个革命运动树立起骨干,因而一九二七年春天,西安的革命活动比之其他地方,显得特别热烈活跃。

    三、坚守与投降问题:在刘镇华兵临西安城下的时候,放在陕西人面前的只有坚决抵抗与俯首就降两个前途,没有第三路可走。“和平期成会”的士绅们的所调和平,实际就是投降的另一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诱惑作用。特别是到了战事后期,食粮告罄,死亡相继的情况之下,敌人以和平为名而实际是诱降的活动,使许多人发生动摇与困惑,似乎是敌人倒愿意和平,而西安当局却非打仗不可,因此才使得西安乃至陕西全省人民遭受到惨重的牺牲,牺牲的责任就应当归之于当时张坚守西安的人们。在一九二六年冬天,所谓“和平期成会”分子,就以这样说法煽惑人心,从事活动,甚至竟有人向陕军总司令面前提出类似质问的意见。当然这种宣传与活动受到进步群众的坚决反击,学生团体针对着所谓和平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就在这样战争与投降、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中,杨虎城坚决地支持了进步群众的意见,枪毙了主张和平最力的西安大绅褚小毖。这一事件,镇压了投降活动,是坚守西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所谓和平问题了。

    四、食粮问题:在坚守西安中,最突出的困难是食粮问题。西安陕西省会所在地,人口比较集中,那时城关居民约计十万人,一向靠各县供给食粮。经常的储存量最多只能供给三个月时间——这是刘镇华认为坚持围困,就可以不战而胜的主要根据。在这个时候,除进城的军队而外,西安近郊乃至附近各县的人民忍受不了敌人的奸淫烧杀,大量的人群,扶老携幼,逃入西安避难,这一批临时进入西安的人口,据估计达七、八万之多。迨敌人将西安四面合围之后,不允许任何人逃出城去,曾经有几次城内难民企图出城就食,都被敌人射击,受到伤亡而退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于作这种试探了。食粮供应,给当局带来了没法解决的困难:既要顾到军糈,也要顾到民食,在初期还勉强可以兼顾,如设些粥厂之类;到了后期就没法兼筹并顾了,甚至到最后发生了军民争食现象,引起了社会上一定程度的不满。在保卫西安战争胜利之后所举行的革命大祭会上,杨虎城送给死难军民的一付挽联这样写着:“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这正说明了他自己的心情。食粮问题,在夏天和秋天,还不算怎样严重,当时也还可以找到野草、树叶之类聊以充饥。一进入冬天,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向用作肥料的油渣,已成为比较好的食料,只能对机关团体分配一些,一般居民是不容易取得的。于是,所有可以吃的动物、皮革制品、中药铺的某些药材,都被吃掉。加以时值严冬,人民在饥寒交迫之下,因冻饿而死的很多,据当时警察局的统计,每天早起收集死尸常达到一千具之多;以死尸充饥的事情,也并不奇怪。在战争胜利后,检收死难军民遗体、遗骨五万余具,在城内的革命公园内堆了两大塚,由西安军政各界和居民负土掩埋,因名之曰“负土坆”,至今仍为游人凭吊的所在。

    在保卫西安战争进入后期、更加艰苦的时候,陕西人民得到了虽然还很遥远,但确实足以鼓舞人心的消息:一方面是北伐军节节进展,刘镇华的主子吴佩孚节节溃败;另一方面是冯玉祥、于右任由苏联归来,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冯并率领全军参加了国民党。这些消息说明敌人总的形势在崩溃,革命的力量在发展,增加了陕西人反刘胜利的信心。

    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的部队经过宁夏入甘,派出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马鸿逵、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合计四个师、六个混成旅,经固原、平凉东下,到了十月初旬,前锋到达陕西兴平。于右任且随同先头部队在十月十二日三原敌人溃退后不久就到了三原,组织了国民军第二、三联军总司令部。在西安以外的所有陕军有了领导中心,也有了消灭敌人的勇气。

    但是这些情况,被围在西安城内的军民却毫无所知,依然在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的情况之下和敌人战斗。到了十月十五日,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军开始向咸阳地区的敌人进行总攻,西安军民已能听见西北方面的隆隆炮声,其欢欣鼓舞的情况,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有非文字所能形容者。

    敌人毕竟还是顽强的,城外援军孙良诚的部队经过南口挫败,千里赴援,疲惫不堪,最初还受到相当的损失。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件事:

    孙良诚援陕总指挥部有俄顾问——那时是这样称呼苏联专家的——赛福林随同作战,孙良诚在军队受到挫败以后,准备暂时退却,把这个意见和赛福林商量,赛福林立即很严肃地对孙说:“什么叫做援军?西安许多万军民被敌人围困了这么久,日日夜夜在盼望我们,我们一失利就要退却,将何以对被围困中的军民,我不同意这样计划。”孙良诚这时仍坚持他的退却主张,赛福林顾问最后对孙表示:“我没有奉到退却命令,你要退却可以,但请你先把戏枪毙了,否则,你就不能退却。”这样一来,孙良诚没有办法,才又继续进攻。苏联军人的这一种精神,引起了陕西人的敬仰与感谢。经过猴儿寨、三桥四十余天的几度激战,敌人仍然继续顽抗。最后,因正面攻击无效,才派出奇兵一支沿终南山北麓向东迂回,抄袭敌人大本营十里铺,加上城内守军的出击,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刘镇华才率其匪军开始撤退。在这一天晚上,西安城内的全体军民兴奋得几乎很少有人睡觉。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还不亮,军民人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约而同走上大街欢呼,成千累方的茫无目的的人群涌出城门。有家属亲戚朋友被围在西安的陕西各县人民,在援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就带着吃的,穿的跟着军队,准备送进城去,在这个时候也涌进城来。出出进进的人群,把各城门和大街到处塞满了。出城和进城的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也都互相招呼,相对一笑;甚至于城外卖吃食的小贩,让人吃东西可以不要钱。在大量食物运入城内之后,久经饥饿的人们,在最初几天以内有一下子吃得过多因而至病乃至致死的事情。

    刘镇华的败军狼奔豕突地沿西安潼关大道向东溃退,互相践踏,途为之塞。陕西东路各县的人民纷纷起来,向刘镇华的匪军进行不断的袭击,讨还了他们的血债。

    刘镇华一直跑到河南陕州,才开始收容败退下来的残部,就分别驻在灵宝、陕州一带,从事整顿。

                               刘镇华在北伐以后的几幅画像

    一九二七年二月,冯玉祥到达西安,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于右任为国民单联军驻陕总司令,着手整顿部队,准备东出潼关,会师中原。就在这个时候,刘镇华获得了喘息机会。当时他看到吴佩孚已经从武胜关以南垮了下来,而奉军的部队已到郑州,就派人和奉军联系,希望向奉军投效。奉军方面并且派当年请刘镇华到陕西作省长的陈树藩(垮台后一直住在大连、天津)到刘镇华处,作奉军的代表人。于是,刘镇华又离开直系,投降了奉军。

    在直军节节失利,冯玉祥的部队开始出潼关向东前进的威迫之下,刘镇华赶快把他的部队撤向临汝、鲁山、郊县、宝丰一带,避开风头,坐以观变,最后又脱离了奉军,决定请张钫出来向冯玉祥说话,表示希望回到辛亥前后他所隶属过的国民党。刘镇华把这叫做回到原来的“老路”。一九二七年夏,冯玉祥到了开封之后,经过张钫的疏通,刘镇华到开封去见他的盟兄冯玉祥。据说,刘镇华到了冯玉祥面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双足立正,向冯作了九十度的三鞠躬,每鞠躬一次,口里说一句:“镇华罪该万死”。冯以后对人说:“雪亚颇有悔悟。”

    刘在开封见冯之后,在开封住了一个时间。那时冯部将领群集开封,刘镇华就在这个时候大肆活动,请客、送礼、赌钱等等一齐都来,时间很短,居然使冯部一些高级将领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天杨杨虎城和孙良诚、石友三等人在一起谈天,顺便提到刘镇华的情况,石友三就对杨说:“我觉得刘雪亚这个人很不错。”杨听了颇为愕然。

    刘镇华既投降了冯玉祥,冯便把刘的部队拨归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指挥,驻在开封以东的柳河。在直鲁联军褚玉蹼,华宝章、徐源泉、孙殿英、张敬尧、袁家骥、刘志陆、潘自和等八个军于一九二七年冬天大举进攻豫东的时候,刘镇华部的姜明玉在战线后方睢县、宁陵叛变,把冯玉祥派到刘部作副总司令的郑金声虏走,送给张宗昌。郑被张宗昌枪毙在山东济南。这就成为一九三二年九月郑继成替父报仇,在济南杀了张宗昌的公开理由。姜明玉的敌前叛变,使河南东路整个战线受到严重的影响,连驻在归德的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这时杨虎城部队的位置,正在刘镇华部队的前边,得到这样消息,大为震动。

    一九二九年六月,蒋介石到北京会见阎锡山,北方将领纷纷到北京见蒋,杨虎城和刘镇华也都到了北京。杨住在西城的花园饭店,有人告诉他说:刘雪亚也在北京,问杨是否愿意去看看,杨拒绝了。有一天刘镇华却来到花园饭店看杨,他们从一九一八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先后对打达八年之久,这是第一次见面。刘镇华一见杨虎城,一面极热烈的握手,一面说:“对你老兄佩服极了,还是老兄高明,今天特来表示敬佩,希望多多指教。”短于词令的杨虎城,一时竟答不上话来。刘镇华见杨以后,连杨的随员也都分别拜访一次。刘镇华对于官僚政客的一套,确实熟练极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冯王祥的将领由宋哲元、孙良诚领衔通电反蒋,刘镇华这时已把他的部队交给他的胞弟刘茂恩(刘老五)带领,随同唐生智对宋哲元作战。十二月唐生智称护党救国军反蒋的时候,刘镇华指使刘茂恩率领所部撤入山西,投降了阎锡山。

    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刘茂恩跟阎、冯打蒋,当豫东战事正酣的时候,刘镇华又指使刘茂恩在战场上诱缚自己的朋友万选才(阎、冯委任的河南省主席),献给了蒋介石,背叛了阎、冯。

    一九三四年刘镇华以刘茂恩的军队为资本,以政学系杨永泰为后台,作了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六年冬杨永泰被刺消息传来,刘镇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由安庆坐船去到武汉吊杨,在船上作了一篇祭文,已有苫块昏迷、语无伦次的现象。他到了武汉一下船,急急忙忙就到杨永泰的灵前,可是一声还没哭得出来,立即神经失常,对杨永泰的女儿口称嫂夫人,弄得杨氏的家族颇为难堪。

    刘镇华的安徽省主席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才由刘尚清接替。

                                  军阀末路和人民的裁判

    抗战开始以后,刘镇华这个神经病患者逃难到了西安。距西安围城事隔了十年多,但是西安人并没有忘怀当年刘镇华所给予他们的灾难。就在刘镇华东柳巷临时住所的门前,经常有当年受过灾难的人们率领着一些小孩子唱西安被围期间一些民间流行歌曲,如“西安被围八个月,老百姓死了四万多”一类。并且当时还有一些陕西军人因为过去曾经在灵宝、陕州遭受过刘镇华匪军的侮辱,以后又被围困在西安,对刘镇华的仇恨特别深,他们计划找刘镇华到西安革命公园的死难军民的负土坟前叩头致祭。刘镇华的家族看见情况不对头,赶快把刘镇华搬走,最初计划干脆离开陕西,迁到四川居住,后来因种种原因不得已而迁到陕南城固。城固当时是西北联大(由北京师大、平大改组而成的)所在地,刘镇华在那里经常胡说胡闹,已成为当时当地的笑话资料。更奇怪的是刘镇华对联大一位女教师经常写信求爱,甚至去找这位女教师纠缠,吓得这一位女教师惶惶然不知所措。在日军大举进攻河南,洛阳沦陷之后,刘茂恩在豫西卢氏县就任了战时河南省流亡省政府的主席,胜利后搬回开封,刘镇华也就迁到开封居住。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刘茂恩化装潜逃,刘镇华依然住在开封,被解放军在龙亭下边捉住,遣送回家。解放军不久撤出开封,刘茂恩这才回来筹划全家逃走的问题。到了开封第二次解放,刘茂恩再一次逃出开封,就把他的家属全部集中到上海,不久就逃住台湾。刘氏弟兄七人,除老二早死外,其余弟兄都跟着逃走了。闻刘镇华和刘茂恩已在台先后死去。

    刘氏弟兄在巩县家乡多行不义,人缘极坏。一九二三年刘镇华以陕西督军兼省长的身份,带了大批人马,回巩县老家埋葬他的父亲时,当地二十里以内的人民互相约定不帮忙,不送礼,使刘镇华颇为难堪。全国解放后,巩县人民要和刘家算账,因为找不到对象,就掘开刘镇华父母的坟墓暴尸泄愤,仇恨之深可以概见。

    豫剧名演员常香玉和刘镇华同是巩县人,而刘镇华又是常香玉的祖父的学生。当常香玉开始演戏的时候,刘镇华怕丢了他的面子极力反对。但是这两个巩县人,对于地方救济公益一类的事情,常香玉总是慷慨帮助的,而刘氏弟兄不只一毛不拔,而且在地方欺压善良,剥削农民,在当地成一个显明的对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转载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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