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方音中演变的地名

参观周灵台时遇到的“阿”字地名

　　户县秦渡镇北阿底村的西周灵台遗址，至今有三千多年了。

　　我到了秦渡镇打问“阿底村”在什么地方？却无人知道。后来才问清楚，那个村子叫“窝底哈”，写为阿底下，意思是村子就在灵台底下。当我找到灵台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西安周边“阿”字打头的地名很多，可能与长安的方音有关，还得认真研究一番。

　　“阿”字打头的地名念“窝”，是古长安人的读音，也是一个遗留在民间的古音。小时在课堂上老师领着我们读杜牧《阿房宫赋》时就念“窝旁宫赋”。古版书上“旁”字和“房”字几乎很接近。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深厚的城市，地名里往往深藏着较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虽然经过长期演变形成现在的文字，而民间却保留了远古时的读音，阿房宫就是一个例子。

　　“阿”字地名这样有古气，引起我的注意，查一查“阿”字古代是什么意思？最早《诗经·大雅》有《券阿》篇，第一句话是“有券者阿”，就是说“有券着城墙门洞者的城邑”，阿就是城。齐国官书《考工记》记述西周镐京城墙的规格时，就称为镐京的“城阿之制”。

　　于是我把西安带“阿”字的地名查了一遍：发现蓝田县华胥镇骊山西坡有一村庄名阿氏庄，当地村民读“窝氏庄”。清雍正《陕西通志》和武伯纶《西安概述》等书记载，华胥镇这个地方在远古时华胥氏生了女娲、伏羲，阿氏庄就是女娲氏庄，为女娲氏所居地。骊山顶上的人祖庙就供着华胥、女娲和伏羲氏。另外，蓝田县白鹿原上孟村镇也有个阿氏庄，与怀珍坊连村。村民说：“村中古庙钟铭文上写着，商朝时有名叫哲芳的人在此炼铜，后人纪念他，取名怀哲坊。阿氏村即女娲氏村。”

　　“纪”字地名与古老的狄寨原历史

　　一千七百年前，一个叫郭钦的朝官给晋武帝上书，请重视关中的民族问题。他说：“关中人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就是说当时关中的人口比率中戎狄民族占一半。当时的古村名能留到现在吗？白鹿原上大兆镇旁的留村是原留村乡政府驻地，北边有戎店村。留村是汉民住的村子，十六国大动乱时没有迁走；戎店就是戎民住的村子。

　　一些“纪”字打头的地名是因古音读“狄”为“纪”改成的。如灞桥区狄寨镇当地人今天还读为“纪寨镇”。所在塬亦称“纪寨原”。狄寨镇附近另有狄村，当地人也叫纪村。西安西郊原长安县纪杨乡的纪杨寨，古志写为狄杨寨。十六国时，关中氐族建立前秦王朝中杨氏是关中氐族第一大姓，人称氐杨村，古长安人发音“纪杨”，现在写成了纪杨寨了。又如，一千六百年前的十六国时，多次从甘肃宁州将羌族人迁到白鹿原上，其中一次就5000户，唐初在白鹿原设宁民县，对羌民实行专门管理。宁民县实际以甘肃宁州来移民而得名。《梁书》记载：康宦家族从西域康居中迁到白鹿原，一部分以国为姓，在今大康村的五康村一带。另一部因康居国国王姓白而姓了白，如今天白鹿原上的白枝村。唐代诗人白居易祖籍为下邽北支白村，他的胞弟白敏中在唐朝是宰相级人物，自称祖籍西域康居国人，因康居王姓白，以白为姓。“支”也是当时西域迁来的族名。此村相对渭南的北支白称为南支白村，现在写成南枝白村。解放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长寿先生写过一书《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关中部族》，如果按他考订的羌村来查，今天白鹿原上狄寨镇周围一半村名是羌村姓氏形成的村名。

　　地名向高雅文化演变

　　西安回民读音较重，如门字读为“媒、埋”。位于北桥梓口街(今大麦市)东侧有营里寺，是明清专为军队上的回族同胞礼拜的寺院，因门楼十分壮丽，俗称大门寺。年长月久，因“门”字回民读为“埋”就将大门寺演化为大麦市了，即今大麦市街。大约在明代前从宁夏河西走廊迁来一批人住在西大街北侧，取名河西巷。当地坊民为了与迁来的人和谐相处，改为和西巷。后来和西巷演变为学习巷。为什么和西巷能演变成学习巷呢？原来，既有回民发音的原因，也有地名向高雅文化转变和教诲人民向善的倾向。比如回坊上的早慈巷，隔一堵墙紧靠明清乡试的贡院(今儿童公园)。贡院开拓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是考取举人的考场，为了防止越墙舞弊，仿照唐代考院遗俗在院墙头插满枣刺，因而得名枣茨(刺)巷。1917年把枣刺巷雅化为早慈巷，有“慈爱之心，早发长寿”之意。

　　西安西郊有个聚驾庄，是著名地方史专家陈元方先生多年蹲点的村子，他把解放前后村子的变化记载下来，成为了解郊区农民变化的宝贵资料。他曾经叫我查一下聚驾庄的来历，村民说：“聚驾庄的村名，是古时有一天，几个皇帝来到村里聚会，故名聚驾村。”我查过清嘉庆《长安县志》，它对这个村名的来历有另一种记载，当时有北、东、西三个巨家庄，后来演变成现在的聚驾庄。

　　“家”字或“呀”字转音的村名有很多。“樊”村转音为“冯呀”村，原长安县樊村乡政府驻地冯家村(读为冯呀村)音与樊村同。樊村本是周宣王大将仲山甫封地。南边与樊村相连的村子现名三甫衙，就是以仲山甫为名的。

　　特别是“家”字转为“驾”字的村名，西安市各区县统计起来约有近百个。在封建社会以皇帝至尊，村中来过皇帝是一件光荣的事。雁塔区东部的等驾坡最为典型。明代，最初董姓人居此，得名董家坡，清初村东又聚居了许多别的姓氏人家，不愿随董姓人的村名，便谐音为东等驾坡，原来的董家坡便成了西董家坡，相近的两个村子叫法却不同。等驾坡乡改成现在的等驾坡街道办事处驻在东村，随了村名。特别是清嘉庆年间的《咸宁县志》也分开记有西董家坡、东等驾坡两个不同村名。后来群众编出一个故事说：唐朝某年，皇帝到白鹿原打猎，大臣在此等候皇上驾归，得名等驾坡。

　　像原长安县五星乡的梦驾庄更为出奇，说的是一村民夜梦皇帝到村，便将村名改成梦驾庄了。其实清嘉庆《长安县志》尚将此村称为孟家村。试问：一个村民做梦，全村岂能相信？看来“梦驾”只是“孟家”的谐音而已。又如长安区还有：苗驾庄说是苗王在此驻骅；落驾庄说是某皇帝在此停驾；惊驾庄说是某皇帝在此御马受惊；乳驾庄说是某皇帝年幼时在此村停留有乳娘给吃乳；护驾庄说是皇帝到村有人在此护驾等等，这类故事往往有名有姓、有年有月。其实经查考志书和古代碑帖，上述这些“驾”字村名都是瞿家庄、苗家庄、洛家庄、金家庄、茹家庄、胡家庄等的谐音。究其原因，一是封建社会人们有皇权思想，认为皇帝到村甚为光荣：二是原姓氏人家已不占该村主要人口，村民不愿沿袭原有姓氏：三是“驾”字地名故事的创意性好，易于流传：四是地名有向较高文化内涵转变的倾向。

　　岳村和韩愈的教育思想挂钩

　　长安人将“握手”常读“岳手”。长安区杜曲镇西有一个岳村，最初是唐文学家韩愈给儿子韩符修建的一所农村茅屋，让他离开繁华城市，在艰苦环境里读书，后来成了村名叫韩公庄，民间谐音为韩谷庄。韩愈的后裔定居在这里，晚唐时辅佐昭宗的宰相韩偓即此村人。韩偓以诗文著称。当时藩镇割据，政不出国门，竞相挟持皇帝，纷乱中韩偓力挽狂澜，但终不能挽救唐朝的覆灭。由于韩偓是一代名人，韩谷庄便改为韩偓村，简称偓村。又因古音将偓(WO)字读为岳(YUE)，明代已经将偓村写为岳村。清代、民国一些志书仍将岳村写为偓村，实际读古音“岳村”。韩愈的教育思想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上世纪日本小学教育界组成代表团来此村参观，曾捐资改建岳村小学。

　　地名历史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揭开演变村名的本来面目，对我们了解地名历史很有好处。就像岳村，当人们知道其历史后，村名和韩愈的教育思想挂钩，就有了文化内涵。

　　方音地名犹如繁星举不胜举

　　西安周围地名历史悠久，从古音方音形成的地名举不胜举。

　　1990年东郊三府湾村的两位老人写村史来找我，听说我年纪大对地名熟，特来问三府湾是古代哪个朝代的“三府”？我真的不知道。于是一块查《咸宁县志》，原来志书上写的是三树湾，到民国三十二年的《西京市区域图》上面还写的是三树湾。为什么现在成了三府湾呢？原来，当地人将“树”字读成“府”字。人们总想把自己住的地方说成级别高雅的住处，于是“树”字就演变成“府”了。从这次开始，我对西安存在的众多的“府”字地名产生了怀疑。带“府”字的街道和村庄很多，有的可能是古代的什么府，有的是“树”字形成的。雁塔区和未央区都有二府庄，查志书上过去写的是二树庄。长安、户县都有四府村，其地均生长柿树，可能系长安方音柿树村转变而来。而沣峪内的东富沟(有东富山庄)过去叫东树沟。

　　“余”字打头的地名多是由古“韦”字转化来的。“韦”字古音念余，比如长安区政府驻地韦曲，当地人读为余曲，读的是古音。原杜陵乡政府驻地兆余村，宋人张礼《游城志记》写为赵韦村。王曲的鱼鲍头，古书写为韦堡头。又如高陵县榆楚乡的榆楚村，清代时还写为韦楚村，今仍有韦姓人居住在那里。由“韦”字讹写了的地名在西安市内不下数百个，如周至西部的泥峪，宋《长安志》及以后各代县志都写为韦峪，现在写成泥峪，而群众称鱼峪。长安区韦兆镇当地老人还念“余招镇”。

　　“日”字读“儿”或“齿”，如户县西晋时的凿齿村，现读为凿日村，本系西晋著名文士习凿齿的故里而得名的，后又转写为卓日村。长安古村杏儿村，后写为杏日村，进一步改为训儿村，最终演变写为训善村，现在村内部还有叫训儿村的。

　　“车”读为“居”，如未央区徐家湾的车家堡，《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写为俱家堡，现村牌写为车家堡，地图亦标为居家堡。“车”字读的是古音，就像下棋里的车马炮，车读成居。灞桥区狄寨镇的东、西车村，读为曲村，村中近千户人家都姓屈而没有姓车的，“屈”是“车”字读音演化的。车姓也写为屈，是著名的羌族大姓。又如，唐代长安东市的“落车场”(位于今咸宁西路南侧)，相当今日的“停车场”，但古人读为“落居场”，现在仍读“落居场”，不过写为“乐居场”了。

　　“羌”字打头的村名多改为“姜、江、骞”等。也有将“羌”字折成双音“青羊”的。古书记载累计迁入长安附近的各族人有一百余万。后来人们将他们的聚居地称作羌村。如灞桥区新筑镇骞村，县志古籍曰：灞水至羌村入渭，即此村。而雁塔区长延堡姜村，出土唐诗人陈鸿为亡妻所立石幢，尚名羌村。长安县的十堡江村，也写为十堡姜村，与留村八村相靠，共称羌留十八堡。宋《长安志》称姜留村。十六国时战乱剧烈，原民南逃，新迁入者称原居民为留村，而迁入者则被称为羌村，互相对应存在，此种相对应的羌村留村遍布西安外围，而羌村多称为姜村或骞村。像户县的东宁羌、西宁羌两村，明代志书已是如此称呼，据考系甘肃宁州迁来羌民居此得名。而该村东侧的青羊寨，明代《户县志》则曰：“青羊寨盖为番人所居”,古人把少数民族称番人故有此说。

　　“尚家村”多由“常家村”转化而来。长安人将“常”读为尚(上)，斗门镇东的常家村以有西汉昆明池织女石雕像闻名，村民将常字读为“上”字，地图上也有写尚家村的，说明是古村。而毕原上的尚家村(尚村)，村中多常姓人。浐河道里的常家沟也读尚家沟。

　　“木竹”做地名时往往变成“母子”、“母猪”等字。长安县祥峪乡木竹坪也叫穆左坪、木贼坪。户县涝峪镇秦岭梁上的母子坪实际是木竹坪的转音。而周至县双庙子乡的母子坪也是木竹坪演化成的。解放前柞水县旧城名母猪坪，也是木竹坪的谐音。秦岭山沟中盛产中药材木贼，与众多的木竹坪地名有关。

　　长安地名中因读音发生变化的例子举不胜举，像秦渡镇对岸长安区的史鱼寨，古籍记为水寨，近代人们将“水”字分解为“史鱼”二字。唐代前将“吉祥”写为吉羊，细柳镇大吉村和大羊村在唐代从事宫廷建筑，在完工时建筑上多书写大吉大羊(读祥)，至今都是著名古建工程队所在地，西安钟楼大梁上就写“大吉大羊工匠”，然而羊字已很少有人读“祥”了，现在按普通话读大羊村。“原”也读“越”，如雁塔区的东三爻、西三爻两村，系元代炮兵元帅杨子江府第处，现有杨子江祠，村中有“离天尺五”壁碑，天指元代皇帝。杨子江是三原人，村名三原村，现讹读为三爻村。

　　东郊韩森冢本来是从皇孙冢演变来的，早在三百年前清嘉庆《咸宁县志》就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是由汉代的皇孙冢讹误而成的。韩森寨又是因韩森冢形成的。北郊的帽儿冢村是因村南有“帽儿冢”而得名的，宋《长安志》说：马冢本是汉腾公夏倏婴墓，旁边有马鞍桥所以人们称马冢。“马”字拖长音后来成了帽儿冢村了。

　　西安周围的很多地名把古音和方音带到今天，虽然有些经过辗转传写，失去原意，但仔细研究还是能够揭示出原貌。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需要地方灿烂文化的支撑，有必要将一些现知的整理下来，在一些街牌、村碑上注明其古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