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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

民国期间陕西关中旱灾

时间:2015-4-11 11:31:58   作者:代峰\编辑   来源:秦之韵文史   阅读:3578   评论:0
内容摘要:明宪宗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84-1486),西府各县连旱三年,“百姓流亡殆尽,人相食”。明神宗万历十三年至十五年(1585-1587),扶风、岐山、凤翔连续大旱,“民多逃移,饿殍载道”。明思宗崇祯十一年至十五年(1638-1642),大旱五年,波及千、陇,“木皮石面皆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道殣相望,十亡八九”。

    关中西府渭北高原,地形平缓,土壤肥沃,日照充足,发展农业生产潜力巨大,曾经孕育了辉煌的古代农耕文明。然而这方土地水资源十分匮乏,有的地方人畜饮水都很困难,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府农民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与旱灾拼死搏斗的历史。
    干旱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自然灾害,而且危害程度高,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据《宝鸡市志》和西府各县县志记载,自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到1990年的1389年间,宝鸡共遇大小水旱灾年538年,其中纯旱灾年300年,水旱交错发生年96年。在这396个旱灾年中,一般干旱年114年,严重干旱年234年,特大干旱年达48年。夏旱春旱秋旱冬旱频繁发生,夏秋连旱、春夏秋三季连旱甚至全年干旱不为鲜见,而连旱三年、四年甚至五年的惨情亦可随便举出几例。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1484-1486),西府各县连旱三年,“百姓流亡殆尽,人相食”。明神宗万历十三年至十五年(1585-1587),扶风、岐山、凤翔连续大旱,“民多逃移,饿殍载道”。明思宗崇祯十一年至十五年(1638-1642),大旱五年,波及千、陇,“木皮石面皆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道殣相望,十亡八九”。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690-1693),西府各县连旱四年,“继以疫,民死大半,邑里坟墓丛增”。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三年连旱,“岐山恒旸不雨,赤地数百里,饥黎剜草根割树皮殆尽,饿殍满路;凤翔人民流离死亡,厥状甚惨,十八万三千余人,死去二万二千之众。”《扶风县志》载:“光绪二年至三十年(1876-1904) 二十九年间,县内有九年大早。境内夏秋作物因地干无法下种,粮价飞涨,草根树皮被吃光,至有食山中白土而死者甚多,亦有人相食之惨状。”
   民国年间的陕西大旱,关中西部受灾最重,有一首流传于民间的《荒年歌》唱道:
公元一九二九年,老天大旱降灾难
正月旱到九月半,水井池塘全枯干
遍地光秃草不见,十家九户不冒烟
老人饿死在家园,儿童饿死沟壑填
剩下男女青壮年,东奔西跑逃外边
民国廿年天道变,谁知蝗虫降人间
二十一年夏未完,霍乱瘟疫将人缠
死人又是一大片,十室九空断人烟
这次特大旱灾,西府各县从民国十七年( 1928)秋开始一直绵延至二十二年(1933),局部地区旱至二十三年夏(1933),创大旱七年的历史奇迹。
   民国十七年(1928),旱灾开始,涉及西府各县。《宝鸡市志》载,这一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夏秋收成全无;陇县秋大旱,秋禾尽死,斗麦20元左右,人兽相食,灾情之惨,数百年所未有;千阳秋粮无收,秋播困难;凤翔秋无雨,冬无雪;岐山自夏经秋未雨,无禾,二麦失种;扶风秋旱,夏未收,秋未种,农民濒于饥饿;麟游雹旱相继,民命无望。” 《千阳县志》记载,此年秋粮无收,而且小麦因干旱致十二月下种,次年二月才发芽。《眉县志》载:“春至秋,滴雨未落,井泉涸竭,渭水断流……树皮草根,采掘己尽,树多枯槁,遍野苍凉,不忍目睹。”
紧接着的民国十八年(1929),一下子把旱灾推向高潮。《宝鸡县志》对旱情作了详尽记述:“民国十八年,热风时起,全县自春至秋,滴雨未降,亢旱十二个月,井泉涸竭,河水断流。渭河平时通舟舸,当年河道行马车。多年老树大半枯萎,夏粮收成不到二成,秋粮颗粒未登,赤地千里,遍野苍凉,不忍目睹。地主豪门乘机抬高粮价,斗麦由四五角钱猛涨至二十元(银元)。灾民卖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草根树皮掘食己尽,饿殍遍野。灾民们拖儿带女,白天乞讨于宝鸡街道(今宝鸡市)晚间露宿檐台。不少人口吐黄水,陈尸道旁。国民政府在西门外(今宝鸡中学地址)挖两个深坑,名曰‘万人坑’,抛尸坑内,任其腐朽。”“人心恐慌,壮者逃散四方,老弱转乎沟壑,举村逃亡者,不一而足。”
   在城镇,饿疯了的饥民不择手段。有人刚买的锅盔馍被饥民抢走,眼看就要追上了,饥民竟将馍扔进马尿并踩上一脚,被抢者只好作罢,饥民返回来从尿里拣起馍,用衣袖擦擦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少人挖食观音土(俗称“板板土”)。观音土质地虽细,可终究是土,吃多了,肚子下坠,人便慢慢死去。
   据岐山80多岁的离体干部王晓文回忆,岐山县城东门外即今杏园村有一“万人坑”,益店镇东门外有一“万人坑”。岐山益店妙景一郑姓人卖地卖妻,将4岁的儿子装入风箱埋了,自己外逃,杳无音讯。下张庄一饥民把妻子卖掉,将一双儿女抛入枯井。儿子被富户张宏信救出,一直活到2001年去世,只是脸上一直留着一块疤痕。碛雍原一刘姓母亲为保住亡夫的香火,把四岁的女儿压进水盆溺死。后来当了游击队长的周肇岐的妹妹,就是因为吃了哥哥刚讨回来还在碾子上碾的稻谷死掉的。岐山故郡老人何志锐回忆,自己原先给地主放牛,年馑到了地主也不让他放牛了。父亲领着他和两个弟弟一路要饭逃到天水。生活不下去,就把一个弟弟卖给人家,换回50斤苞谷和一块银元。回家后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想儿子落下一身病。他们全村十几户人家,年馑中有四门绝户,五家流落在外,六家卖儿卖女。有人把七八岁的小女儿卖人,东家使她不如一条狗,在磨坊磨面人还没磨盘高,竟然被骡子踏死。
   许多妇女被迫卖身养家糊口,或三元或五元也不讲价钱,甚至只要一口饭吃。当时有歌谣道:“进了千阳县,屄比米汤贱!”人贩子趁机贩卖妇女。当时多有甘肃人来关中买老婆,但不准带孩子。岐山右卫营村的严克勤,当时在虢镇的省立西府中学上学。他曾亲见一甘肃回民骑驴至虢镇街上的“人市”买走一个妇女,硬夺下她怀中的孩子扔在石板上。
    当时各县均设有赈务分会之类的救济机构,专司筹集募捐、义赈和收容灾民之职。也有民间人士自发救灾,如扶风县天主教司铎张指南于二十八年在绛帐大营村创“育婴堂”,收容遗弃之女婴。十八年一月,岐山邑绅们“凑捐杂粮七十余石,在城里组织贫民救济所,以救城内及附近饥民。但至三月益形不支,经项前任招集各机关会议,就地筹洋七千六百余元,自县城及外镇分设粥厂六处,嗣改城内粥厂为妇孺收容所,并附粥厂在内”。(《赈济碑》)灾民凭政府发的牌子每天去粥厂领舍饭。后待赈日亟,奈地瘠民贫,一时筹不出,县府便派两人为驻省办事专员,四方呼吁,请上海、华北等慈善团体资助。岐山赈务分会华洋义赈县支会后在岐山共设妇孺收容所三所,收男女孩童及贫寒妇人1600名。每所设义务管理、伙夫、杂役15人,共计1645 人。从民国十八年八月三所全休人员于第一收容所合影看,被收容者破衣烂衫,许多儿童赤裸双脚。照片说明记道:每人每日两餐,日食麦面10两。孩童男学竹工,女习纺织,幼稚者由所内妇女保育。但当时国力贫弱,灾情广泛,救济只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多大作用。《千阳县志》载:十八年“县赈谷400余石,不济其饥,饿毙者十有一二。”二十年,“县拨款三千,赈济饥民,犹杯水车薪。”
    民国十八年的旱灾,据当时陕西省赈济会统计:凤翔、扶风、岐山、眉县四县原有人口628588人,死亡达186322人,出逃43440人。据各县县志记载:凤翔原有203485人,死亡95314人,出逃10251人,灾民84819人。岐山原有173942人,死亡32891人,出逃15830人,灾民104974人。扶风原有160415人,死亡52170人,出逃12337人,灾民95005人。眉县原有90746人,死亡31020人,出逃5021人,灾民47843人。全县各村庄的户数大多减少一半。小法仪马家庄和城关段家庄灾前均为31户,灾后分别存13户和16户。横渠镇崖下村和槐芽镇东柿村灾前均为30户,灾后分别存20户和14户。金渠北堡村灾前19户,灾后余9户。麻家堡灾前100多户,灾后余50多户。可见十八年年馑严重程度,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提起民国十八年,眼泪擦不干”的歌谣。
旱灾中的百姓还一直遭受着兵燹、匪祸和狼灾。
    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刘镇华率震嵩军大闹秦川,省城周围各县整个笼罩在狼烟之中。在扶风盘踞五年之久、外号陈疯子的陈发荣连年横征暴敛,民国十五年时,他已将赋税预征到民国二十年。民国十七年陈发荣撤出扶风,岐山、凤翔的百姓却又饱受人称"党拐子"的党匪毓琨的侵扰。《岐山县志》记云:旱兆未形以前,凤翔党匪毓琨袭攻岐城不克,愤率逆党一万余众盘踞岐邑。时值夏孟仲两月,不惟乡间旧有粮储掠夺净尽,即当年所收新麦亦劫运一空。而同年4月在千阳,中原(南寨原)民团团长张子英训练民团百余人,联络土匪与驻军许天兴抗衡。七月八日,许倾巢而出北上中原大举报复,枪杀民众6人,伤10余,纵火焚民舍百余间,毁登场小麦千余石。(《千阳县志》)连年兵燹致西府各县百姓数年之存储竭尽,家道空虚,元气大伤,加之“匪势蔓延,讫灾期终始末或少息”。(《岐山县志》)面对接踵而至绵延几年的大旱荒,他们根本无力抵抗。民国十九年“蒋冯阎大战”,国民军不断征调过境,支应浩繁,地方混乱,县长多由驻军委派,尽情搜刮。一年之内,四易县长。许多百姓被迫从军“吃粮”。十九年二月,武功农民百余人随黄彦文军,从麟游至扶风韩家沟城时,被“硬肚团”劫去全部粮物,30余人被杀。催款逼粮的趁火打劫,兵痞进村抓鸡逮狗,差役和警察在乡间派饭又要鸡蛋。一妇女从麦糠中辛辛苦苦簸出了二升麦子,正好来了收款的给抢走了。土匪明火执仗进村抢劫,闹得守在家里的人日夜不安。离城较远的村庄,无粮者饥,有粮者被匪劫去亦不得食。如岐山东北乡群众,因怕土匪而逃奔他乡,入其村有虚无一人者,有仅存二、三者。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天灾人祸将百姓逼上绝路,于是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扶风、岐山、凤翔、宝鸡等县成千上万的农民肩扛锄头犁杖扫帚等农具,连续几天从各方汇聚起来,将各县县城团团围住(宝鸡称作“拥衙门”),以示“罢耕”,迫使县府免粮免款。这就是著名的“缴农”运动。
   那时到处都是狼,它们根本不怕人,小孩子不敢出门上街,妇女们不敢去地里挖野菜。《千阳县志》载:二十年“春,恶狼三五成群,跳墙入户,伤人害畜。县长线润田出榜,猎狼1只,重奖10元。于是群起打狼,狼害渐息”。《岐山县志》载:民国二十二年至翌年,“境内多狼,每每二三成群,孩童被食一日数见。”王晓文回忆,年馑中他家乡一带有一只黄狼,牛犊一般高大,凶恶得很,百姓惊恐不安,家家把黄狼称为“黄爷”敬在屋里,后来才由县上组织人枪杀了黄狼。岐山侯家湾一女孩被狼抓出肠肚,无法可救,父亲无奈忍痛埋了她。
    十八年冬,人们又遇到冻灾。岐山“十二月大风雪,饥民多冻死。”扶风“是年农历十一月至翌年正月,多次大雪,有些地方积雪深丈余。饥寒交迫,死人甚多。”千阳“降雪近尺,严寒,人畜疫疾,树木冰冻脱皮多枯死。”眉县人黄天寿编有《陕西荒年歌》:
天降下冷冻劫真个罕见,这景况铁石人见也心酸
冻井水冻死树冰如铁板,自下雪到雪消七十三天
众百姓不晓得怎过此关,这劫中又冻死人民千万……
民国十九年冬至二十年初的冷冻更是惨烈。《岐山县志》载:“十九年冬,大风雪,天气酷寒,饥民、树木多冻死。”先是十九年十一月初旬大雪七日,平地积雪深及人胫。腊月初六又降大雪,雪止气温持续下降。次年正月十四、十五又降大雪,雪片大如铜钱。北部山区道路阻塞,隘口雪深丈余,渭河封冻二尺,百年柿树、石楠树亦被冻死,牛、羊、猫等家畜家禽冻死无数。许多人冻去手指足趾甚或冻死。
   雪虽大,却未能缓解旱情。天气寒冷,雪不是消融入地,而是从地表慢慢风干。天气冷冽,黑霜伤禾。《宝鸡市志》载:十九年二月,陇县陨霜,禾苗枯槁,生计全无,外逃饥民三万余。四月,麟游全县被霜,麦禾尽萎。夏收将临,千阳迭降严霜,夏亩产仅十余斤。宝鸡县金陵川以北,小麦全被黑霜所杀。霜冻接着春旱,眉县“夏麦被风吹枯,收成仅充月余之腹。”饥民开始大量外逃。通往汉中、凤县、甘肃的大道小径,逃荒人蚂蚁般绵延不断,人人破衣烂衫,号哭声震旷野。《宝鸡市志》载: “民国十九年,岐山春饥,民逃往汉中、甘肃者络绎于道,有夫鬻其妇,留子女不能养者,有父母饿死,子女无依归者,有子女讨饭与父母相失者,也有父母故意弃子于路者。诸凡伤心情者,惨不忍睹。”
   民国二十年(1931),久旱又引起蝗灾。“三、四月间,岐山绿虫又起,田苗被啃尽枯,秋不能种。”七月,蝗虫自东向西遮天蔽日,害及西府全区。《宝鸡市志》载,这年“宝鸡旱象未减,蝗虫又生,蚕食二麦。”而局部性蝗灾年年发生。如陇县,十八年旱,蝗成灾;十九年秋蝗虫大作,“道亦布满蝗蝻,行人无隙着足”;二十年、二十三年均有关于蝗灾的记载。宝鸡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灾。“夜间,飞蝗瞄亮入室,扑灭农家油灯。蝗虫危害县境达两月之久,于八月十五、十六两日成群结队朝西南方飞去。”眉县十九年六至八月蝗虫为害,所到之处,遮天蔽日,夏秋禾苗啮噬殆尽。
民国二十一年( 1932)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陕西》第二卷第二期载《岐山灾荒未复》一文曰:“岐山不幸,旱匪虫水,连年为灾,夏秋田禾,虽云收获,有被蝗虫蚀尽者,有为暴水淹没者,种种灾异,实难枚举。全县平均收成不过二三分之数,逮种麦之期,灾重区域农民多因食尽籽种,兼无牲畜耕作,而田地就灾者,查有五百余顷,非赈不生之男女,确有六万余口。现届严冬,贫民妇孺,露宿野外,道路号哭,惨不忍闻,买衣无钱,购食无力,无衣无食,何以卒岁?若不设法拯救,恐数万饥民,难保生活。伏恳速拨款洋若干,俾资散放,而救灾荒。临电驰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本年春到秋九月未雨。三月十二、十三日,宝鸡县“大风狂吹,尘埃蔽日,寒气凛冽,黑露突降,禾苗尽枯。”四月十六日下午,岐山“恶风怒号,房瓦飞落,肃杀之气竞若寒冬,田禾生机难维持。”同日,眉县、武功、宝鸡、陇县“狂风怒号,昼夜不息”,“大风狂吹,黑霜突降,禾苗尽枯”。(据(《宝鸡县志》)狂风所到之处,百年老树为之摧折,凤翔一寺院50斤重的大铁钟被吹落地。黑霜后幸存的稀拉拉的麦子,根须被风吹得裸露枯死。年馑又起,再次出现大逃亡。“饥民载道,逃亡甘肃卖儿鬻女者众多。”(《千阳县志》)千、陇饥民逃亡甘肃、汉中,而关中饥民又涌进千、陇。这年又是死人无数,致有卖人肉包子者。
七月瘟疫又起。这一烈性传染病流行之炽烈空前旷古,当时译作“虎烈拉”,即今所谓霍乱。因染病者发热恶寒,上吐下泻,眼睛凹陷,抽筋转腿,又被叫做“转筋呼噜泻”。全省灾及57县,死亡十三四万人。而流行西府三月之久,各县村庄几乎家家不免。而传染最重的是铁路、公路沿线的村镇,如扶风的城关、杏林、新店和绛帐等地。人怕染疾而不敢出门,死尸无人掩埋,任其腐烂发臭,集市停顿达三月之久。宝鸡县仅虢镇每天死于此病的有四五十人。凤翔患者9000余人,亡6740余人。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
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又升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那时国民政府的防疫措施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如千阳当年霍乱流行,“患者死亡甚多”,但直到10月,“省分派防疫人员来县防治疫疾”,可以想见能有多大效果。实际疫病是随着天气渐冷后慢慢解除的。
二十二年(1933)上半年仍持续干旱。《宝鸡市志》载:四月八日,西府各县“气候乍变,寒冷若冬,是日大雪,连日又降黑霜,二麦遭害,叶茎枯萎,状如火烧,粮价陡增”。五月二日,宝鸡地区北部、中部又是黄风暴作。经过干旱、黑霜和大风,麦田亩收一、二斗算是有幸,饥荒依然。
到了这年秋季,千阳等县旱象结束。《千阳县志》载: “秋,雨量充沛,秋粮丰收,民饥缓和。”部分地区继续干旱,陇县春夏亢旱,而且“旱象为数十年所未见,秋禾尽行枯死。”《岐山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二年,旱灾复起,死亡较前尤甚,至廿三年麦收灾荒始转。”可见在局部地区旱灾一直到1933年夏才开始好转。
长达七年之久的旱灾,加上兵匪、冷冻、瘟疫、蝗灾、大风等等天灾人祸,其时间之长久,灾难之深重,在关中西府历史上前所未闻。大灾过后,幸存者多穴居破窑之中,衣衫褴褛,鹄面鸠形。大街上人影全无,房舍破烂,树木光秃,乌鸦呱呱,人世变成地狱。
西府地区的旱灾,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得到缓解。半个世纪以来,广大农民修水库,挖陂塘,开渠引水,特别是引渭工程、冯家山水库和石头河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加上大力兴办饮改水工程,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西府地区的农田灌溉及人畜饮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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