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陕西历史

西安事变后20万东北军去哪儿了

时间:2014-8-29 7:35:20   作者:吴志荣   来源:人民网   阅读:2320   评论:0
内容摘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近20万东北军经历了强烈的内部动荡后,被东调整编,然后分别投入抗日战场。

西安事变后20万东北军去哪儿了

1、蒋介石借张学良告诫东北军诸将:军队都是国家的,要接受上级的指挥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有五个军一个师近20万兵力。张学良被扣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就如何营救张学良产生分歧,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由于不满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以和谈手段营救张学良的主张,于1937年2月2日派兵刺杀了王以哲。随后,王以哲所属东北军各高级将领对少壮派或予看押,或予驱逐,或听任自行逃离,大批激进的少壮派分子被处分或清洗,这一事件致使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浮动,对前途顾虑重重,为了能控制这支军队,防止其溃散,蒋介石安排东北军将领探视张学良,一来借张学良之口说服东北军,以安军心;二来让他们死了想要张学良回去主持大局的心。1937年2月16日,张学良给东北军高级将领写了一封信,他告诫说:“目下状况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3月3日,蒋介石又让东北军代表周福成、霍守义、吴克仁(王以哲死后任67军军长)等6人到溪口见张学良。张氏再次告诫他们:“你要知道,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将来东北军就是一连甚至一排的被分别调到任何地方去作战,都要接受上级的指挥,这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军人。”
    另外,蒋介石之所以能顺利地将东北军从一支军阀部队转变成为了真正听从调遣的国家军队,跟张学良这个主帅被蒋介石扣押关系极大。比如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就曾私下对部属们讲:“张副司令已经成为人质,他的生命安危,系于东北军的强弱和存亡。为了维护张副司令的安全,东北军必须团结起来,保持战斗力,行动上要谨慎,不要走错一步。”后来于学忠所部霍守义师投靠了汤恩伯时,他选择忍让仍是出于此种考虑:“东北军流浪飘泊,处境悲惨,为了抗战,为了张汉卿所主张的抗战到底的光辉业绩,我不能与汤恩伯争长论短,我们只有忍让,顾全大局。……汉卿从1936年12月起到现在不得自由,我们都是他的部下,怎能不怀念他,又怎么能再闹乱子,给他身上添加污点呢。”

2、1937年初东北军奉命东调后被缩编,八个师的番号被撤销,蒋介石把三个给了八路军
   借张学良安抚军心之后,蒋介石开始其整顿东北军的计划。首先,他将东北军分别调往豫、皖、苏3省(骑兵军未动):第49军(军长刘多荃)调驻河南南阳、方城、新野一带;第51军(军长于学忠)调驻江苏淮阴、淮安及安徽蚌埠一带。第53军(军长万福麟)仍驻保定及其附近地区。第57军(缪澄流)调驻河南周家口、淮阳、西华一带。第67军(军长吴克仁)调驻豫鄂边区正阳、罗山、武胜关一带。骑兵军(何柱国)暂时留驻陜西。
   完成东调之后,南京政府随即在1937年4到6月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虽然原军建制不动,但由原来的每个军4个师、每师3团的甲种军,缩编成每个军两个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的乙种军编制,只有骑兵第2军保留3个师。压缩后的东北军8个番号被撤销,并将原属于东北军的番号115师、120师、129师划拨给了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将117师、118师、119师番号划拔给了中央军,归蒋介石指挥的第1战区直辖。这样,整编后东北军的实力只相当于原来的三分之二。为了防止东北军聚集后不受节制,在之后的抗战和国共内战中,东北军既没有组成军团,也没有组成集团军,而是以军或更小的作战单位被分割使用。从此,东北军真正成为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国防军,不再是给某一姓某一人看家护院的私人军队。

3、蒋介石六大措施控制和削弱东北军,防其通共投敌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将东北军分别调拨各个战区投入战斗。虽然经过改编的东北军各部已经成为国防军,但始终无法消除西安事变在蒋心中留下的阴影,他在随后的抗战和内战中不断对其进行控制和削弱。蒋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措施一:对普通官兵进行宣传教育。在东北军整编期间,国民政府军政部在下达的整编方针是:“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责任,以作收复失地之先锋为主旨。……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向东北军中委派政工人员,据49军军官马万钟回忆:“49军的政工人员,校级以上多是‘复兴社’在南京举办的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尉级多是‘复兴社’头子之一康泽主办的‘星子训练班’的毕业生且多系东北籍。政工人员积极主动地向部队军官们接近,表示亲切……大肆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此举收效甚微,马万钟说:“政工的恢复,官兵多是说:‘卖膏药的又回来啦!’……弥补不了西安事变的痕迹。军官们多是情不自尽地敬而远之。”
   措施二:重金收买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了让东北军诸将领听从调遣,蒋介石先是收买了东北军的元老王树常(张学良派到中央以代表东北军的,蒋给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名义)。东北军的整编正是在王树常的协助下完成的。他还帮助蒋介石说服、分化和拉拢东北军将领们,比如他分别请57军军长缪澂流、六十一七军军长吴克仁到庐山去见蒋面谈,对此二人,蒋各给以50000元重价加以收买。
措施三、将东北军各部星散四方,使其不能相互联络和抱团,有的则直接划归中央军及其他派系军队指挥。比如在抗战中,蒋介石下令将“旧东北军系以军为单位分割使用”,据此指示,万福麟的53军部署于平汉线北段的安固、永清一带,属第1战区;吴克仁的67军部署于津浦线北段,属第6战区;何柱国的骑2军部署于晋北,属第2战区;于学忠的51军部署于鲁南、徐州,属第5战区;缪澄流的57军部署于长江口北岸,属第3战区,刘多荃的49军调到津浦路北段,吴克仁的67军即转至平汉路。即便是同一只部队,也尽量使其分散使用,据马万钟回忆:“七七事变后49军开赴沧州布防,划归40军庞炳勋指挥,按当时的军事态势,49军应该也可以由刘多荃统一指挥,担当一个地区的防守任务。但是庞军长却把一个军分割使用,109师摆在沧县车站以北横跨津浦铁路要害担任防御,105师摆在沧县西北60华里的景和附近担任防御任务,归庞军长直接指挥,庞炳勋的40军摆在109师右翼的次要防御地区。”
措施四:派人进行严密监控,防止其通共。由于东北军在西安事变中与中共合作过,因此蒋介石非常担心中共对东北军进行渗透,因此他派人对东北军内部进行严密的监控。这种监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民政府通过政工人员和特务组织进行监控,比如1939年秋在鲁南,57军111师政治部就怀疑333旅有共产党人,就向333旅旅长王肇治要共产党员名单,王很抵触:“共产党脑袋上没贴标签,谁是共产党,我查不出来。”后来,王肇治被找借口撤职查办。再如蒋介石派其心腹周复派到鲁苏战区担任总部政治部主任等党政军要职,明显是用来监控于学忠的。另一种方式则是亲蒋的东北军将领对自己所属部队进行自我监控,防止中共渗透,比如57军缪澂流怀疑接任王肇治的333旅旅长万毅“是在西安东城门楼子受过马列主义训练的共产党人”。所以到山东后,他就把331旅旅长唐君尧调任为112师副师长,专门监视、考察万毅的政治面目和言行动作。”
措施五:让东北军与中共相互消耗。比如皖南事变中第25军(军长张文清,原系东北军108师师长)的东北军108师(师长戎纪五)就奉命参与攻击新四军,他们控制了新四军突围的要道之一鹿角山,新四军曾派干部与扼守隘口的644团交涉,要求让出一条路,虽然之前108师与中共渊源颇深,团长李世镜也很同情新四军,但慑于军令不管应允。于是新四军发起进攻,双方反复争夺隘口,644团居高临下,以强大火力封锁了山口。国军总指挥上官云相还打着108师旗号以谈判的名义将叶挺诱骗至108师师部当场扣押。经此一役,原本关系不错的东北军108师和中共反目成仇。

4、留在国军中的东北军各部的两种结局
  伴随着控制和削弱,国军序列中的东北军除投靠中共或被中共消灭外,主要有两种结局:
结局一:在战场上打残打散或因其他原因被撤销番号。当东北军在抗战或内战中成建制的消灭时,蒋介石往往会将其编制压缩或者撤销番号,这样东北军越打越少,自然对蒋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小。比如南京保卫战后,军长吴克仁、军参谋长吴桐岗阵亡,全军伤亡殆尽。随后国民政府将67军番号撤销,所辖部队缩编为第108师,由张文清任师长,编入25军。另一个师107师番号撤消。同时,军政部还诬蔑吴克仁军长投敌,不准给予67军殉国将士发抚恤金。再如蒋介石以莫须有罪名免去了六十三军军长、著名东北军将领冯占海的职务,只给了冯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政的虚衔,并取消了六十三军的番号,将其所部划归七十一军统辖。还有57军军长缪激流以通敌罪名被扣,57军番号被撤销。
结局二:被中央军消化。这主要有五种方式:
   A、把西安事变之后主动投蒋的东北军划归中央军各部管辖。比如西安事变时,驻洛阳的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接到张学良“破坏铁路,阻止中央军西进,将洛阳分校祝绍周全部官兵缴械”的电令后,向祝绍周告密。驻在潼关的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受冯的命令表示服从中央指挥,放弃潼关让中央军进逼渭南东部。“二二事变”后,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并与步兵第106师师长沈克发表通电,脱离东北军体系,投靠了中央军。乔方率炮8旅也表示“竭诚服从中央……效忠党国”。蒋介石趁机将这部分军队编入中央军。
  B、将原东北军将领撤职或调任,然后由中央军将领接管。比如1943年蒋介石将于学忠调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然后给其所辖的51军充实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将其“中央化”。1940年,将何柱国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其所辖骑兵军(仅剩骑三师及步兵旅)中的步兵旅调入李品仙的92军,将暂编十四师并入骑二军,由暂十四师师长廖运泽升任军长,骑二军也“中央化”了。1939年刘多荃的49军修水作战失利,蒋介石将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53军军长万福麟也在1944年调至湖南集训时被撤职。
   C、中央军各部极力拉拢和收编东北军。比如于学忠部霍守义的112师在1943年日军扫荡时畏敌退缩,被日军追的无处可去,师长霍守义召开军事会议说:“在苏北已站不住脚;去鲁南又太远;当汉奸太丢人;当新四军受不了那份苦;建议越过津浦铁路到皖北避难。”于是他擅自将部队拉到皖北阜阳投奔了汤恩伯。
   D、利用东北军补充部队的机会掌控东北军。比如1937年10月底49军在淞沪战场损失惨重,109师基本打光,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一大笔钱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然而刘多荃、赵毅没高兴多久,在下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完全指挥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闹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
   E、有些东北军因无法忍受上级苛责投奔中央军。比如据原111师师长孙焕彩回忆:“57军某旅长在临沂县中了敌人埋伏,损失两个连,缪澂流军长把该旅长破口大骂得不敢抬头。逼得该旅长铤而走险,只好到阜阳投效汤恩伯,离开了同乡同学患难相处的东北军。”

中共对东北军的渗透和争取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与中共的关系同样非常复杂。抗战时,中共一直很注重对东北军的渗透和争取。而国共内战中,东北军要么就是起义投诚被编入解放军部队,要么就是被解放军歼灭。

1、西安事变后中共的态度摇摆让东北军将领对其失去信任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甘,中央军大举西进。红军由于自身处境困难,不愿参加对蒋作战,因此积极主张联合抗日,通过和谈营救张学良。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少壮军官中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为了争取东北军少壮派支持,周恩来表示中共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他们均坚决主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少壮派发动了“二二事变”。这一事变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周恩来为了平息此事,当即着人将发动事变的苗剑秋、孙铭九等人秘密送到红军驻地加以保护。中共的这些举动深深刺激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少壮派刺杀王以哲乃是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东北军上层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他们开始对东北军内一些有威望的左派进行清洗,如53军军长万福麟软禁副军长兼119师师长黄显声,还坐铁甲车到徐州车站,要带走647团团长吕正操。57军军长缪澂流辱骂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扣押了627团团长万毅,理由是“查该员言论激烈,在此撤兵之际,恐生意外,着急即撤职,收监候审。”49军军长刘多荃指使葛延春杀了积极联共抗日的第1旅旅长高福源,扣押了有左倾思想的团长康鸿泰,赶走了团副王甲昌。在骑兵军,尊称陈诚为“恩师”的骑3师师长徐良扣押了力主联共抗日的第7团团长陈大章,其罪名是“思想左倾,包庇共产党,张学良的余孽”。不仅如此,对中共的疑虑加深还促使东北军诸将服从蒋介石命令东调,以防止“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这也成为之后很多东北军将领配合蒋介石反共的根源。

2、西安事变后有些东北军部队想投奔红军却被劝回
   东北军东调时,有些部队想投奔红军,中共出于不想与蒋介石冲突和保存东北军内地下党等考虑予以拒绝,劝其接受国民政府整编,服从东调命令。比如10师的656团团长汲绍纲率部投奔红军,中共除留下汲绍纲本人外,将其所率部队经动员后退回东北军。抗日先锋队1支队1大队3中队投奔红军,中共也将同样原班人马,包括中队长张哲在内,全部动员回东北军。53军有些人想拉队伍西渡黄河,投奔红军,674团总支书记李晓初请示北方局,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千万不能拉队伍。(一)时机不成熟,这样做会破坏党的统一战线;(二)部队即使拉出来,不到黄河,就要散掉;(三)服从整编,分到各师的党组织要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一度也想拉队伍,派少校参谋孙立基前往红军总部联系,中共劝其以大局为重,使其放弃了拉队伍的打算。
为了保存东北军中的秘密党员,中共还想尽办法避免地下党组织活跃的东北军部队被整编掉,比如110师为抗日先锋队所组成,其中地下党非常活跃,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其撤销。中共东工委委员中校参谋解沛然亲自找于学忠疏通,说:“110师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他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110师直接归你指挥,如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可怎么对得起张副司令啊!”随后于学忠将110师缩编为四个营,按营或连的建制编到51军中,从而在东北军内保存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为抗战中中共与51军保持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3、抗战中中共如何渗透并争取东北军,以保持其影响
   抗战中,为了保持在东北军内部的影响力,避免与其产生摩擦和相互消耗,中共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合作与同情:
措施一、在东北军内发展秘密党员。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秘密党员来发挥作用,因此,组建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和发展党员至关重要。1937年5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东工委书记项乃光的发言中说:“东北军内秘密党员近300人”。此后在抗战中,西安事变时就亲共的111师师长常恩多、112师667团团长(后为111师333旅旅长)万毅、112师668团1营营长(后为672团团长)刘杰等先后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51军113师678团团长(后为339旅旅长)张炳南、677团团长王协一等人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680团8连地下党支部,在书记孙谦的领导下先后在该连发展了19名党员,而且将全连5名军官全部发展为党员。这些秘密党员对影响东北军高级将领决策,抵制蒋介石在东北军内部清共反共以及策动东北军投靠中共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措施二、积极主张营救张学良以赢取东北军认同。张学良虽然被拘禁,但其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力仍不容忽视,因此,中共就积极主张营救张学良,以此博取东北军将领的好感。比如1938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等人时,专门同他们商谈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对张学良的安全极为关切,希望东北军及东北人士利用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努力进行营救。同时,周恩来凭借黄显声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建议他在武汉帮其做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黄显声在武汉期间动员了两支“东干队”去延安。1938年2月2日,黄显声被陈诚诱捕。
  措施三:利用东北军对日军的国仇家恨,积极宣传抗日争取东北军高级将领。比如53军从冀南退入太行山,朱德总司令对53军参谋长赵锡庆说:“我们不会吞并你们的部队,请转告万福麟军长和各位师长放心,现在的共同目标是打日本,目标一致,前途远大!”1939年11月马占山在由重庆返回绥远哈拉寨时因打猎右手受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闻讯后立即将马占山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救护。12月22日,毛泽东设宴欢迎马占山,毛泽东讲话说:“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可以说,中共的这些友好表示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至少东北军高层将领很少愿意与中共产生摩擦和冲突。
   措施四、时刻警惕中央军挑拨东北军与中共的关系。据曾任51军军长和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回忆:“1941年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企图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共同反共,遭到走中间道路的于学忠的抵制。沈鸿烈派刺客在于学忠行进途中扔手榴弹。于迅速卧倒,只受轻伤。刺客随即跑进八路军防区。沈企图以此挑拨于学忠和八路军的关系。八路军将刺客交到鲁苏战区总部。刺客供称是受沈鸿烈党部委员李子虔持沈之亲笔信指使。经检查,那封信确为沈鸿烈之笔迹。于学忠乃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蒋介石把沈调回重庆。”
   措施五、将东北军视为“中间势力”,以拉拢为主。1940年,中共中央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通报了112师、114师、骑2军的有关情况,强调争取东北军的方针是:“必须认识东北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较可靠的友军,在国共斗争中基本上是一种中间势力,且有可能为我争取。打回老家去的迫切要求,对张汉卿的历史关系,对国民党瓦解和歧视的不满,对国民党不要东北的愤激情绪,对收复东北必须与共产党合作的认识,均为有利于我们争取东北军的政冶因素。虽然,部分东北军上层分子因军晌及地位等关系与国民党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但这绝不能看成是东北军的国民党化的表现。必须认清;我们对东北军的关系好坏,对于我们争取广大友军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因东北军曾是我们共过患难的友军,对其关系的长期维持友好,则使我党我军在其他友军中信誉增加,反之,则使许多友军对我发生畏俱。”

少数东北军将领投靠或勾结日伪

1、原东北军将领投靠或勾结日伪的四种情况
东北军将领投靠日伪军的不多,主要由以下四种情况:
情况一、被上级解职后找不到出路,投奔日伪谋立足。比如57军缪澂流的副官处长李亚藩被缪解职后无家可归,就到江苏干榆县桃林镇投靠敌人,参加伪组织就把57军内部不团结、官兵厌战、拖欠军响、又缺乏弹药等情况,以及缪派遣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带三个步兵连去安徽阜阳领运弹药和军晌的详细情报完全出卖给敌人,以便换取敌人对他的信任。敌人追问是否属实,他竟以生命担保确实如此。这些情报给57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情况二、承受不住日军打击率部投敌。比如1943年6月原第57军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因承受不住日伪部队的扫荡压力,率部投降敌人,被汪伪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军,荣子恒为军长。
情况三、因西安事变被国民政府解职后怀恨在心而投伪。比如原东北军少壮派将领鲍文樾西安事变后被解职,抗战期间被周佛海拉拢,出任汪精卫伪政府军事委员、伪政府军政部长。他辩称投敌是为了反蒋,为张学良报仇。但幽禁中的张学良谈及鲍文越投敌之事则是满腔气愤,他在给万福麟的信中说:“知鲍文越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我们的田园,谁来要灭亡我们,918火药气味,他已竟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更是东北军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
情况四、还有一部分人借投敌之事与日伪暗通款曲,相互勾结。比如1940年缪澂流的333旅和666团的两个步兵连在李亚藩的勾引下突然哗变,被拉进干榆县参加伪组织。333旅万毅闻讯要动用666团全部兵力将其消灭,而缪澂流不但不同意,还让上校附员于文卿去干榆县桃林镇向汉奸李东坡求情,要求把两个连放回来。以此为契机,双方相互勾结。日本特务辛荣幸雄向缪澂流许以秋后不向57军“扫荡”,把两个步兵连放回等承诺,要求缪澂流与酒井师团签定“共同防共”的协定,以使双方“互不干扰”。这也是酿成常恩多和万毅发动“九二二”锄奸的原因。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轻率地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另外,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走向了新生。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谁能料到,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就此名存实亡了!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49军军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王铁汉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第49军前军长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l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斗均极为激烈。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以后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后来,张文清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108师所在的25军归黄百韬指挥,淮海战役期间,在大兴庄、两台子、大小牙庄、碾庄等地分别被华野4纵、13纵先后打击,直至全军覆没。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也就名实全亡了。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建国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

欢迎您投稿“秦之韵 陕西村史”公益网。 (投稿EMAIL:30999626@qq.com 在线投稿

相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