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战国秦长城修建沿用历史研究

陕北战国秦长城修建沿用历史研究

    陕北地区处于传统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地带，其以北又居于黄河“几”字形弯道之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多个朝代修筑的长城经过此地区。2009年4月，笔者有幸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联合组成的陕西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队，对陕北地区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发现该段长城涉及到后世不同时期的沿用问题，前人的一些认识值得商榷。

一、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的具体走向

    战国秦长城即秦昭襄王（又称秦昭王）长城，秦统一六国之前就已经筑成，其目的是防备秦国西北部边境地区游牧民族的侵扰。该长城横跨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四省区的十余个县市，整体呈西南—东北走向，总长度约1700公里。其中经过陕西省部分，前人虽有发现，都是个别段落，整体情况尚不明确。此次调查表明，秦昭襄王长城共经过吴起、志丹、靖边、横山、榆阳、神木等六个陕北区县，全长约455公里。

    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的具体走向是：由陕甘交界处的甘肃省华池县边城梁穿越省界进入陕西省吴起县庙沟乡大涧村，然后沿洛河和泾河的分水岭向东偏南延伸，至梨树掌村后向东北沿洛河支流三道川和杨青川进入志丹县约12公里，由志丹县金鼎镇马莲崾岘沿罗平川、杨青川和向薛岔沟间的分水岭越洛河支流薛岔沟出志丹县再次进入吴起县，然后由大路沟沿红柳河和洛河间分水岭向东偏北，直至吴起县五谷城乡赫家沟出境进入靖边县。吴起县和志丹县处于典型的黄土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干旱少雨，人口稀少，是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保存最好的区段。长城进入靖边县新城乡老坟崾岘后，沿芦河和延河的分水岭白于山山脉向东偏北延伸，经湫沟、柴崾崄、火石梁、碾道湾、柠条湾到达天赐湾，再沿芦河与大理河分水岭继续向东北延伸。此时长城已进入毛乌素沙漠南缘地区，至杨桥畔镇草沟村瓦渣梁后出境进入横山县。横山境内的秦长城并非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沿芦河与黑河则分水岭的岭脊制高点向东北延伸，而是沿芦河西侧岸边的台地向东北发展，正好位于明长城和芦河之间，距芦河平均约1公里。长城由横山县清河村越过无定河出境进入榆林市榆阳区。从此开始，秦长城穿过明长城，向东北平行发展一部分，在芹河乡黄沙七墩至麻黄梁镇十八墩段约30公里长的距离内，两条长城重合，为明长城沿用秦长城部分。出十八墩后，秦长城开始位于明长城外侧，沿榆溪河的支流头道河子，经砖窑河村、二墩村、三卜树河村、柳巷村、杜家窑子、吴家窑子、钵钵梁、贾石畔等村落后一直向东北延伸，至红柳沟后沿其南岸发展，由香水村越沟进入神木县。神木境内的秦长城经芦沟与红柳沟之间沙漠区域向东北延伸过秃尾河，再由秃尾河东岸的支流团团沟与喇嘛沟之间的分水岭向东北发展，沿窟野河（乌兰木伦河与勃牛川汇合后称为窟野河）西岸向东北，越过勃牛川与乌兰木伦河的交汇处后一直沿勃牛川西岸北上，经油房梁、石应塔、生地峁、特麻沟等村后，由大柳塔镇贾家畔出境进入内蒙古境内。

    此次调查澄清了前人的一些认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战国秦长城在靖边县大路沟乡分叉[1]，调查表明没有分叉；有的学者认为，秦长城经靖边天赐湾东行进入安塞北部，沿大理河，再经横山、子洲、绥德而止于无定河南岸[2]，这种说法显然有误。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大都位于大分水岭的高地和河流岸边台地，这对防守极为有利，也是后世不断对其修缮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秦末汉初对战国秦长城的沿用

    关于战国秦长城的后世沿用，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汉“故塞”长城就是沿用的战国秦长城，但是因为文献记载言语不详，又缺乏明确的实地考古支持，因此对此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议。经过此次调查，我们认为，从秦末到汉初武帝以前这段时间，战国秦长城一直作为一道重要防线来被利用。

    让我们先回到当时修筑这道长城的历史背景来看。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由此可知，这道长城的最初修筑同义渠戎有关。义渠戎是居住在当时秦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部族，在秦孝公以前时叛时降，到秦惠文王时，义渠戎的势力有所增长，于秦惠文王三年（公元前335年）曾在洛将秦军战败。在公元前318年六国联合伐秦之际，义渠戎趁机向秦进攻，并取得了胜利。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曾出兵伐义渠戎，因为力量所限只得了数城便草草收兵。随着秦国的不断强大，秦的战略主攻方向始终是山东六国，但是来自西北部的义渠戎是其后患，在秦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后，秦攻占了义渠大量土地，为了防备其残余势力卷土重来而修筑了长城，秦的西北部防线从此开始稳固下来，专心向东发展并逐渐灭掉六国。

关于秦昭王筑长城的准确时间，《史记》没有明言，但《后汉书·西羌列传》中有秦昭王北灭义渠戎的准确记载：“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4]周赧王四十三年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距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尚有51年，在此期间，这道长城一直是秦在西北的重要防线。

公元前217年，秦始皇命蒙恬北逐匈奴，并修筑长城于黄河以北的阴山山麓。秦始皇长城的西部起点同秦昭王长城一样同起于甘肃临洮，其位置则向更北发展。此时，秦昭王长城的防御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其作为第二道防线应该还在被利用。《史记·蒙恬列传》记载：“暴师于外十馀年，居上郡。”[5]蒙恬在驱逐匈奴后带兵屯驻上郡。上郡的确切位置目前尚不知晓，大致在今陕北一带，后蒙恬被秦二世赐死于驻地，今陕西省绥德县城西大理河畔就有蒙恬墓，而这里就距以北的秦昭王长城不远，因此推测当时的这道防线还有士兵驻守。到了秦末，天下大乱，匈奴趁机南下，《史记·匈奴列传》载：“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6]经考证，朝那位于今宁夏彭阳县古城乡一带，肤施位于今榆林市榆阳区南鱼河堡附近，这两个地方正位于秦昭王长城所经沿线附近。《史记·匈奴列传》同时记载：“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7]古时的河南地即黄河以南“几”字形弯道内的大片土地，这里两次提到的“故塞”必是当时这里唯一的防线秦昭王长城无疑。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秦末匈奴南侵时就止步于秦昭王长城之前，此时的这道战国时期修筑的长城依然起到了阻止匈奴南下的作用。

    汉初，汉高祖经白登之围后，与匈奴定和亲之议，此后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四世，都采取守势。此时上距秦昭王长城的修筑时间仅六七十年，其保存情况也必然相当完好，因此汉修缮并沿用了秦昭王长城。《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关外置河南郡……缮治河上塞。”[8]《汉书》也记载：“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9]张维华先生认为，此处所言“河上塞”当在西北滨河之地，位置在陇西的洮水和黄河附近，而所修之塞即秦昭王长城。[10]我们赞同此说，从当时情势看，汉高祖欲与项羽逐鹿中原必先定关中，欲定关中必先固后方之防。当时，汉高祖的后方在汉中。此时中原内乱，趁机南下的匈奴与羌等都对其构成威胁，因此守住西北边防尤为重要，而守陇西，依靠战国时临洮水与西北部黄河所修的秦昭王长城就显得顺理成章。我们认为，汉高祖最初先修缮利用了秦昭王长城陇西部，在平定关中，统一天下后，在很长时间内修缮利用了几乎全部秦昭王长城来防御匈奴。从我们的调查看，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沿线都可见汉初遗物，包括典型秦汉风格的外绳纹内布纹瓦和大量盆、罐、釜等生活器具碎片，以及当时的武器铁铤铜镞等，我们在吴起县薛岔乡杨兴庄还发现了汉初的“榆荚半两”钱币，这些实物都说明该段长城在汉初确实是沿用的。汉武帝时，汉朝大规模出击匈奴，经过多次战争，匈奴“漠南无王庭”。此后，汉在秦始皇长城更北的地方又修了汉长城，秦昭王长城这时才逐渐废弃。因此，我们在沿线很少见到武帝之后的遗物。

三、隋长城对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的沿用

   虽然存在时间不长，隋也修筑了长城，而隋修筑的长城同样经过陕北地区。从考察情况看，我们认为在某些段落，隋长城沿用了战国秦长城。

   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建立隋朝。隋朝建立后，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势力仍十分强盛，屡犯边地，致使隋朝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在隋存在的短短三十七年间，见于史籍记载的修筑长城共有六次，其中隋文帝四次，隋炀帝两次。经过几次修筑，隋朝基本上形成了西起榆谷以东（位于今青海西宁西），中经朔方、灵武（今宁夏北部地区），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一道长城防线。从相关史籍看，有确切地名，涉及到陕北地区的记录有以下三条：

   《资治通鉴》：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11]这里的“东距河，西至绥州”当为“西至河，东至绥州”之误，即西起今宁夏灵武县黄河东岸，经陕西靖边、横山诸县东抵绥德，止于这里的黄河西岸。

   《资治通鉴》还记载陈至德四年（即隋开皇六年（586年）二月）“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过险要，筑数十城。”[12]此次筑城，从时间上看应该是上一年筑长城的延续。

《隋书·炀帝纪》：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    旬而罢……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已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13]

细考史籍，隋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曾沿边设夏（治统万，今靖边与内蒙交界处）、长（治长泽，今靖边境内）、绥（治龙泉，今绥德县城）、银（治儒林，今横山境内）四州，故开皇五年命崔仲方所筑的长城应该同这四个州有关。当时的绥州辖区应该包括今榆阳区一部，而隋大业三年所修长城也确切提到了榆林，而这些地方恰好是战国秦长城所经之地。因此，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道长城在此几乎位于同一地区，而隋长城从修筑时间上看工期都比较短，短时间内要在平地上修成长达数百里的长城几乎不可能。所以，综合考虑，隋长城的修筑在这一地区利用了原有的秦长城基础完全有可能。

我们在靖边县天赐湾等地调查时，在墙体夯层中发现包含有秦长城上常见的外绳纹内麻点纹瓦片，在龙州乡黄草坬调查时发现该处有一些外绳纹内布纹的瓦片厚度较小，约为0.7—1厘米，墙体夯层约为0.09—0.10米，较常见的秦长城瓦片和夯层厚度有别，初步判断可能同隋长城在秦长城基础上修建有关。特别是在榆阳区麻黄梁镇十八墩调查时，发现该段明长城有墙芯部分，墙芯两侧又有外包夯土，土质和夯筑方式有明显区别，墙芯夯层厚0.10米～0.12米，夯土土质以黑沙土为主，质地细密、纯净、异常坚硬，墙芯底宽1.3米，顶宽0.8米，高1.8米。墙芯两侧外包夯土呈斜坡状，夯层厚0.10米～0.16米，土质以黄沙土混杂料礓石夯筑而成，土质疏松。更耐人寻味的是，在附近的墙体外侧发现了零星的典型秦长城常见的外绳纹内麻点纹瓦片。因此，我们推测此段长城很有可能是隋长城沿用秦长城，而明长城又在隋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此外，我们在陕北靖边、横山和榆阳的秦长城沿线部分地段，经常能够发现一些少量的灰、黑陶片及零星瓷片，明显为秦汉以后的遗物，推测也可能同隋沿用秦长城有关。

四、明长城对陕北地区战国秦长城的沿用

    曾有学者认为，靖边以北地区的秦长城几乎完全被明长城沿用。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该地区两道长城所处位置极为接近，而明长城沿用战国秦长城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据史料记载，陕北榆林地区的明长城属于当时的延绥镇长城，为明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所建。建造之前，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道：“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14]朝廷许可后，“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15]

   从上述材料看，余子俊提到的“旧界”很可能就是秦长城。工程量如此之大，四万人仅不到三月就完工，如果不利用前代旧有长城，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几乎不可能。从所经路线看，东边的清水营即今天的陕西省府谷县麻镇，西边的花马池即位于今天陕西定边以东的宁夏盐池县一带，中间所经的靖边、横山、榆阳和神木正好是战国秦长城的线路。从所处位置看，这几个县区都处于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再往西北就是沙漠腹地，不可能再往北修筑，而再往后则难以利用一些大分水岭及河流等优势地理条件。因此，秦长城和明长城所处的位置极为接近，这从我们的实地考察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很多地段，秦长城与明长城在相距不远的位置并行，且有时交叉后内外关系互换。例如在横山县，秦长城位于距明长城约1公里的内侧，但是穿越无定河后，秦长城又处于明长城外侧。而在榆阳区麻黄梁镇的二墩一带，从遗迹上看，两道长城仅相距五六十米。此外，由于秦长城修筑质量较高，且又有后世的修缮沿用，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大量的遗存，想必明时保存情况应该更好，所以明长城沿用秦长城是完全可能的。曾经调查过战国秦长城的彭曦先生就认为，陕北靖边县镇靖乡一带的明长城就少量利用了秦长城，将秦长城的墩台修葺为烽火台。[16]从我们的实地调查情况看，明长城沿用秦长城是大量存在的，除前面提到的十八墩石峁段明长城有明显的墙芯部分外，我们在芹河乡黄沙七墩至麻黄梁镇十八墩段约30公里的明长城沿线都找到了线索。其中在二十台段明长城发现了二次夯筑现象，内外侧土质和夯层厚度不一；在麻界村段明长城墙体内侧的山峁高地部分，可以看到大量明代砖块中夹杂分布有秦汉风格的绳纹、布纹和方格纹瓦片；还发现在明代镇北台所在的款贡城，四周墙体夯层厚度有明显差异，东侧墙体底部夯层厚度为0.05米—0.07米，其它三侧墙体夯层厚度为0.10米—0.12米，明显小于明长城一般的夯层0.12米—0.15米的厚度，在东墙附近和镇北台北侧的夯土台上都采集到了外绳纹内麻点纹瓦片，这些发现为我们证明明长城利用秦长城提供了有力佐证。

 

注释：

[1]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2]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3]《史记·匈奴列传》

[4]《汉书·西羌列传》

[5]《史记·蒙恬列传》

[6]《史记·匈奴列传》

[7]《史记·匈奴列传》

[8]《史记·高祖本纪》

[9]《汉书·高帝纪上》

[10]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44页。

[11]《资治通鉴·陈纪十》

[12]《资治通鉴·陈纪十》

[13]《隋书·帝纪三》

[14]《明史·余子俊传》

[15]《明史·余子俊传》

[16]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