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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

棋盘式布局的唐代长安城

时间:2014-8-27 5:07:51   作者:武伯纶   来源:西安史话   阅读:2963   评论:0
内容摘要:唐代长安城是按事先统一的规划,逐步施工修建的。城内的皇宫、官署、市场、居民坊里,各有专区,相对集中。这与汉长安城结构很不规则,宫殿、官署分散,占用面积达全城三分之二以上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唐代长安城是按事先统一的规划,逐步施工修建的。城内的皇宫、官署、市场、居民坊里,各有专区,相对集中。这与汉长安城结构很不规则,宫殿、官署分散,占用面积达全城三分之二以上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唐长安的宫城约占全城总面积的百分之三点七,皇城约占百分之六点三。它们在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这无疑是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唐长安城内没有只准皇帝行走的驰道,大大便利了居民交通往来,也是比汉长安城优越的一个方面。 
    前边说过,宫城位于靠北居中的位置,用来表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太极宫处于几重城墙的包围之中,真正是深垒坚壁,密封绝缘,也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色厉内荏,害怕人民的心理。宫城南正门名叫“承天门”,意思是从这里承接天子的旨意,可知当时在城市设计和给建筑物命名上,都是煞费了苦心的。 
    皇城又名子城,位置在宫城南面,是朝廷官员办公的地方。城内南北七街,东西五街,排列着尚书省、御史台、鸿胪寺等官署。唐代尚书省故址,在今天西安市西大街靠近钟楼的社会路一带。 
    唐长安城中的一百一十四坊,以承天门大街为分界线,东西各占一半。其中,除去东、西两市各占两坊的面积和城东南角让曲江池占了两坊之地外,实际只有一百零八坊(后来建筑大明宫增修道路改变的坊数,不计在内)。城内南北十一条大街,东西十四条大街,交错在坊市中间。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莱畦”,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了长安城内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 
    王公贵族和大官僚第宅,占据着各坊最好的位置。由于大明宫和兴庆宫都修在城东部,影响得权贵们后来纷纷在承天门大街以东的地区谋求住处。据说,其中以兴庆宫北侧的永嘉坊一带“贵气特盛”,因而争抢着往那里住的人也最多。郭子仪一家,就占了亲仁坊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大明宫南边的近十个坊,是宦官聚居的地方;崇仁坊因为北街正当皇城的景风门,与尚书省的选院相近,又与东市相连,因而各地来长安等候考试的士子,大都住在这里。他们“昼夜喧呼,灯火不绝”①,使这里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坊里之一。而承天门大街以西的坊里,就比较荒僻冷落。那里主要是一般小官吏和商人、市民的居住区。 
    在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和精心安排下,长安城里布满了庙观寺院,很多坊中还不止一所,它们同样占据了大量的面积。如大兴善寺、玄都观、昊天观分别占据了靖善坊、崇业坊和保宁坊的全部土地;西南角的和平、永阳二坊,也全部为总持寺和庄严寺所占据。还有很多寺院,占了一坊的一半或四分之一的面积。寺僧靠宗教迷信剥削人民,众多的寺庙,无疑造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 
    长安城内的街道宽阔笔直。文献记载,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宽三百多步,合今天四百多米,是城中最宽的街道。承天门大街又名“天街”,由于它穿过了皇城的朱雀门,因而也叫“朱雀门大街”。朱雀门大街是长安最主要的干道,宽达一百五十米。当时最窄的街道,也有二十五米左右。 
    唐长安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城市,除了曲江池等游览场所外,对市面绿化也很注意。大致街道两旁,遍植槐树。从“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②的描写,就可以想见当时这里古槐成行,绿荫蔽日的情景。住在靖安坊的元稹曾有“落叶添薪仰古槐”③的诗句,也说明长安街上的槐树是很多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唐代长安的皇宫、官署与市民居住区有了严格的区别;前两者占据了城中最突出的位置,表现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思想。这一点也体现在坊里制度上,当时各坊都有围墙,坊门定时开闭。居民居住的每个坊里中都设有里司一人,管理本坊的事务,主要街道两侧各坊和城内四角,遍布王宅、官邸和寺观。整个布局,反映了唐代长安实际是一座由官僚地主和僧侣围绕着的,以皇家贵族为中心的封建城堡。 
    根据有关资料可知,唐长安城中约有一百多万人口。由于封建时代皇帝与人民严重对立,因而对皇宫所在的长安城采取了特殊严密的管理措施。长安的地方长官不仅品位很高,而且权力也很大。统辖京城的京兆府设有京兆尹一人,这是从三品的大官。城内以朱雀门大街为界,东边归万年县管辖,西边归长安县管辖,这两个京县的县令,也都是从五品的官员。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宫城驻扎有左、右龙武军等共十个军,约十万人。他们的待遇特别优厚,经常仗势欺人,侵害人民。皇城里又驻有左右骁卫等十六卫部队,各设大将军、将军数人,负责宫廷、皇城守卫,以及京城昼夜巡查。皇帝上朝时,这些人穿着特制衣服警卫戒备,上朝百官都受他们的监督和指挥。 
    长安城各城门、坊角,都设有武候铺,根据具体情况,驻扎着不同数目的军队。城门、坊门按时开关。在通往城门的大街上设有街鼓,天将要明的时候,擂鼓后坊市开门;日暮时,擂鼓关门。每到夜晚街鼓响过后,所有行人都必须回到坊内,这就是唐诗中所谓“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的情景。相传唐代楚州刺史裴思训的儿子裴翛然,是个道士,他喜欢饮酒作诗。唐玄宗时的一天夜间,裴翛然在擂鼓之后醉倒在街上,吟诗说:“遮莫冬冬鼓,须倾满满杯。金吾如借问,但道玉山颓。”也是指擂鼓禁街事说的。夜里街使、骑卒到处巡行呼叫,并有武候铺武士巡察暗探,往往对犯夜的人处分很重。每年只有元宵节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坊门大开,可以点起灯火在大街上行游。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中的“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指此事而言。 
    安史之乱后,最高封建统治者对宫廷的安全,更加失去信心,故多次发布命令,禁止一般人在家里私藏或出门携带武器。 
    唐王朝对于长安的建设和管理,着重在于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安全,而对于一百多万长安人民的生活疾苦并不关心,因此有许多重大困难始终没有解决。例如长安城中有从城南来的清明渠、永安渠、黄渠,有从城东来的龙首渠,有从城西来的漕渠。这些渠水流进城里后萦回曲折,汇集成很多池沼,对于调节气候、便利饮水、美化环境,有很多好处。但由于排水防洪问题没有良好解决,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六月连日大雨,长安城内平地水深四尺以上,国中大饥。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暴雨,……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一坊五百余家具失。……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年)六月,京师大雨,街市水深三尺,坏庐舍二千家,含元殿一柱陷。”城内道路虽然宽阔平整,但老百姓所走的并不象通王公大臣家的大街那样铺有沙子,因而碰到雨天,就泥泞不堪了。 
    再如粮食问题,由于皇家贵族和官僚地主不断兼并土地,霸占水利,压榨人民,因而号称沃野千里、“陆海”之地的关中平原,也不断发生饥荒。虽然唐王朝利用漕渠转运外地的粮食,把部分负担转嫁到江淮人民身上,但漕运非常困难,运费高昂,往往是“用斗钱运斗米”。因而每逢天灾,粮价照例暴涨,城里也不断发生饿死人的现象。“(高宗)上元初,京师旱,米斗值数千,死者甚多”④,以及“(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京师人相食”⑤,就是很好的例证。 
    唐代皇宫需要的物品,原来由官府负责在市面上购买,到唐德宗贞元(公元七八五——八〇五年)末年,改由宦官直接到市上去采购,当时把这叫做“宫市”。宦官在开始还带着皇家的文书,后来干脆什么证据也不带,只说是“宫市”,就用低十几倍的价钱,硬把人家的东西拿走。由于这些人常常来到市场上左右一望,就把需要的商品白白拿走,因而人们把他们叫做“白望”。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载了一件当时发生了的事情:一个农民用毛驴驮着木柴到长安市上去卖,碰上宫里买东西的宦官,只给了几尺绸子。宦官叫农民把柴送到宫门口,又向这个农民索取“门户钱”,农民痛哭流涕,将几尺绸子还给了宦官,但宦官还不答应,说要用他的驴把柴运进宫去。农民乞求说:“我有父母妻子,全家人就靠这头驴过活。现在把柴白送给你们,你还不答应,我只有死了。”真正是“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白居易在《卖炭翁》中,也详细记录了一位老人的不幸遭遇:“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无疑也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  
    封建制度本身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在长安表现得最为突出。盗劫、暗杀等类事件层出不穷,而且作案者大都可以消遥法外。王建的《羽林行》诗:“长安恶少出名子,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量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即说明那些歹徒多是受皇家庇护的。 
    长安城中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直到唐王朝终了,一件也没有能够认真加以解决。 

①宋敏求:《长安志》第八卷。 
②白居易:《寄张十八》。 
③唐元稹:《三遣悲怀》其一。 
④《旧唐书·李皋传》。 
⑤《旧唐书·高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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