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物
余子俊（？—1489）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明景泰年进士。明成化八年（1472）由西安知府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成化九年，他将延绥镇治所由绥德迁至榆林。他在职期间，苦心孤诣治理延绥，建树颇多。子俊莅任当年，即向朝廷上疏创办榆林卫学，开延绥一代学风。同年他率将士四万余人，历时三月余，补修旧有长城，使东起清水营、西至花马池全长一千七百七十里的旧长城连成整体，沿线增设城堡三十六座。余在榆四年，笃行明廷“屯垦戍边”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边备整饬，将具有军籍和罪谪者，迁移到榆林以充实边防，使蒙古鞑靼不敢轻举妄动，军民相安。同时他还大兴农田水利，开凿红山石渠，教民种植蔬果，以农养战，以战卫边。经他苦心治理，当地人口大增，屯田岁得粮六万多石，社会安定承平。成化十二年离榆，后升迁兵部尚书。逝世后，榆林官民建余肃敏公祠，以资纪念。
纪温 生卒不详，字宗直，祖籍安徽凤阳蒙城。明成化年举人。明初，其高祖戍守绥德卫。成化七年（1471）纪温举家由绥德迁居榆林城，后与巡抚余子俊在红石峡凿石开渠，引水溉田，榆人因此获利不少。余子俊创设榆林卫学，礼聘纪温主持教事。他规格严整卫学，训导生员有方，经他教授的门生多有成就，由此榆林文教大兴。温乐善好施，遇不能婚、丧出资相助，贫困不能归者济资遣发，人皆赞其功德。官至太仆寺少卿。
纪溁（1477—1514）字宗太，纪温弟，榆林著名医生。少壮时“商游淮扬间，克力干蛊”（肚子胀起的病）。对求医病人，他不视贱贵均精心医治，遇贫穷患者则义施药剂。溁治疾往往有奇验，治愈许多疑难病患者，故人称“纪一帖”。明弘治十八年（1505）纪溁以“子贵”被封征仕郎中书舍人。正德九年（1514）七月五日病卒，葬三岔湾之原。
曾铣（？—1548）字子重，明代扬州江都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嘉靖二十五年秋，蒙古鞑靼攻掠延绥等地，边塞告急。世宗委派曾铣总督延绥、甘肃、宁夏三边军务。曾铣到任后整饬军备，屡败鞑靼，获取马匹、军器无算，得世宗下诏嘉奖。铣认为鞑靼盘踞河套，屡屡南下攻掠内地，终为明廷心腹之患，上疏建议收复河套。铣率军入套，重创鞑靼，斩获甚多，鞑靼闻铣之名，望风而逃，退据黄河之北。随后铣复上疏复套8条建议，得到世宗嘉许，并拨银20万两，让其筹划复套事。但由于陕西、宁夏、延绥巡抚不赞成，复套事搁置。这期间，严嵩擅权，串通甘肃巡抚仇鸾上书皇帝谗说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响，将曾铣治罪。曾被解押到京，以交结近侍失陷城堡罪斩首，其子入狱，家属流放边塞，并将其部将李珍处死。收复河套遂成泡影。20年后，明穆宗给铣平反，追赠兵部尚书，谥号襄。
涂宗浚（生卒不详）江西南昌人，进士。万历三十四年（1606）任延绥镇巡抚都御史。到榆后，为保护榆林城北所设蒙、汉贸易的红山市，他于次年夏在红山之巅动工筑驻军台，万历三十六年（1608）竣工，取名镇北台。台呈四方形，巍然耸立，雄视四方，涂宗浚手书“向明”二字至今犹存。随后又在台东建款贡城。涂氏深谙程朱理学，曾刊刻过多种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整修书院，增置学田，并于万历三十五年续补刊印了《延绥镇志》。后总督山西，寻升兵部尚书。
谭吉（生卒不详）字舟石，浙江嘉兴人，进士。他同诸生试国子监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书舍人。康熙九年（1670）任榆林城堡同知。十四年，朱龙起事，吉与延绥镇副使高光祉、总兵许占奎率军民坚守榆林城独完。吉勤于读经，“其书斋架插十三经，注疏手施朱墨，始终无一误句。”他在榆期间苦心搜访，逐类编辑，重纂成《延绥镇志》，他不畏权贵，不饰词阿谀，秉笔直书，在该志中记载大量有关李自成起义之事，抨击杨嗣昌等贪官污吏。康熙十八年，荐试鸿博，报罢。旋迁山东登州府知府，未几卒。著有《尔雅纲目》、《守榆纪略》、《鸳鸯湖翟歌诗抄》等传世。
张玉麒（生卒不详）字正仁，榆林人。父鹏程，清顺治初授宁国副将职。康熙九年（1670），玉麒袭世职，授直隶保定参将。十四年秋，新河张可大发动兵变，玉麒以百骑夜袭敌营，败其万众。后晋升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沂州副将、温州总兵，后调守台湾。三十八年（1699），吞霄社土番叛乱，鸡笼、淡水、二澳等地闻风而动。他选将遣兵，直抵吞霄，擒获叛酋卓奇卓雾，处斩。接着授计部下，擒斩了各处叛首，海疆遂安。不久晋升福建省陆路提督印务，凡十二年，政绩卓著。御赐匾额“机宜果断”、“奕世承休”。
高拱乾（生卒不详）字临九，榆林人。其父高宗，行伍出身，以军功递升至永宁总兵。拱乾自称“世受国恩”，为萌生出身，就任广德知州。康熙二十九年（1690），升任福建泉州知府。三十一年，晋升台广兵备道，兼理学政。任职期间，他下令禁止高利贷者重利盘剥平民，并严禁奸商猾吏苦累土番（高山族同胞），颇得贫民拥戴。康熙三十一年他主持纂修了《台湾府志》，于三十四年告竣，全书共十卷，约十八万言。他还为台湾八景定名，并首作题咏。八景名为：安平晚渡、沙鲲渔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东溟晓日、西屿落霞、澄台观海、斐亭听涛。
陈璋（生卒不详）别号青琏居士，清康熙年间榆林城人。青琏幼入私塾，刻苦学习。及至弱冠，艺文超群，尤擅长书法，独具一格。他品行高洁，藐视功名利禄，推崇李太白才情，23岁离家远游四方，以诗酒自娱，兴之所至，即景生情，任意挥洒，题材多为吟咏山水，托物言志，有感而发。如《太白醉酒图》一诗：“好个风流李谪仙，常将白眼看青天。醉深不可骑驴去，横倒乾坤抱瓮眠。”又如“可怜垂老无归计，拟向西湖执钓钩。”和“强对芳樽歌一曲，琵琶声落泪沾裳。”等句，流露出他怀才不遇，落魄一生的境遇。晚年将生平诗文编纂成集。他旅居长安时，为城隍庙落成题送：“总鉴西都”匾额以示庆贺。（此匾拓片，已移镌于红石峡。）巡抚羡其书法脱俗超群，邀入衙署，许以千金易其落款，璋变色而起，愤然离去。后遇某道士，遂结伴云游，不知所终。榆林红石峡、刘千河香严寺及潮州韩愈庙等名胜，留有其“三山拱翠”、“一照天下”、“何必西天”等遗墨。传世有《青琏先生手稿》。
佟沛年（生卒不详）汉军正蓝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任榆林道。康熙初，榆林屯兵渐减，百姓逐末者多无以自给。沛年至，议以榆、神、府、怀远各边墙外地土饶广，可令汉族百姓与蒙民垦种“伙盘地”，以补内地之不足。得到清廷允许后，他会勘于各边墙，外展界石50里，得伙盘地数千顷。沛年露处于外者数月，亲划伙盘地界，并为蒙人定庸租征地课等事宜。又榆城北10里雄石峡凿石开渠，引榆溪河水灌田，榆民颂其功德。
王印弼（生卒不详）榆林人。勇武过人，入伍后累建军功，后提升为才官（训练士兵）戍守吴堡。乾隆四十五年（1780），奉檄接家眷前往新疆伊犁驻防。时其地盗匪侵扰，常有变乱。鉴此他严于治军，宽以待民，招抚边民；又整编保甲制度，铲除盗患，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地方。后连续递升守备、右营都司。王出身农家，精通农艺，尤善务树。为减轻百姓负担，倡导军垦，身先士卒，垦荒造田，以军养军。为解决水源，筹资在伊犁兴修水利，开渠二百余里，引水灌田。他常躬身垄亩，为军民传授种稻技术，开创伊犁种稻历史。他还给退役士兵拨给官田，让其自食其力。经他全面治理，伊犁军民共生共荣，边防长期稳定。本人廉洁为民，深为上下敬仰。后升任中营游击，寻卒。军民感其德政，立祠纪念。
叶兰（生卒不详）字澹园，榆林城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举人。后补官学教习，继授内阁中书，出任安庆府同知。其间知府屡次以所辖州、县要案委兰审理，颇称公允。后升迁池州、颖上二府知府，政声颇佳。又调任泗州知府。适逢淮水暴涨，所属五河、盱眙等县均遭水灾。次年又遭严重蝗灾，他受任于危难之际，发放贷款，拯民于水火。后修书院，立义学，修《泗州志》，政绩斐然。母丧后去职。孝满后选任广西平乐府同知，继任浔州知府，不久病逝。叶兰学识宏博，尤精书法。他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居家期间，见沙蔽榆城，曾捐献千金，开河刷沙。又捐俸银四百两置义田，以备荒年赈恤之资。另在城南设立义学，延师为地方贫寒子弟教书。又在京城建立榆林会馆，以便于榆林人赴京居住聚会，乡人咸感方便。
其孙叶沅，自幼颖慧，十五岁中秀才。后投效新疆，帮办军需。以成绩显著选授浙江会嵇县令。再调任山阴县令，以命案失察免官。沅文采横溢，为士林所重，有“关右奇才”之称。
近现代人物
一、军政人物
刘厚基（1840—1877）号福堂，湖南耒阳人。少年习武，扶弱抗强，乡里有贤名。咸丰八年（1858）在左宗棠麾下从戎，前后转战于湘、桂、川、黔数省。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晋升千总等职务。同治二年（1863）由川入陕。四年随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深入新疆，将入侵之沙俄军队驱逐出境。六年率部进驻鄜、延。时回民起义军攻占绥德，榆林危急。他督师北上，先克绥德，后援榆林。同治七年（1868），调任延榆绥镇总兵。是时，境内回民起义军出没，扰民甚烈，他次第剿除。为巩固边防，安定社会秩序，他与毗邻伊盟蒙军缔结攻守盟约。由于连年战争，地方百废待兴。他体恤民力，亲率将士修复城垣衙署，巩固城防。他还动员军民筑堤疏渠，扶持农业。为兴教育，培植人才，重修榆阳书院。期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助银二百两，并颁书“北学其先”以资鼓励。一时榆林学风蔚然，文武乡试中榜名额剧增。他还集资重修北京榆林会馆，设立牛痘局，修葺寺庙衙署及地方公益建筑。榆林绅民为其修建德政牌坊。
光绪元年（1875）冬，他与同僚编印《战功事略》、《图开胜绩》、《纪恩慕义》共八册，记述其战功和德政。光绪三年病故，时年三十八岁。同年继任总兵谭仁芳奉旨在榆林建“刘公祠”。
胡鼎彝（1854—1926）字味笙，榆林城人。光绪八年（1882）举乡试，十八年（1892）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改编修，充任国史馆协修，镶黄旗官学查学官。榆林人称其“胡翰林”。二十七年（1901）他出任湖北学政，新旧学并举，学风蔚然。秩满述职，遣河南省任用，历充省仕学馆总教习、学务公所总务课长、陆军小学堂总办、道口粮货捐局总办、河南劝业道等职，他在河南怀庆府期间筹办沁河埝工有功，加二品顶戴。时英国商人在焦作开办煤矿公司，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他据理力争，维护主权。在劝业道任职时，备历艰苦，筹办开封商场。保障地方，在汝宁功绩颇著。民国初年充任豫北总办，兼河南法政学校校长。胡生平为官清廉，刚正不阿，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兴办教育，倡导新学，奖掖俊彦，资助贫士，深为士林所钦敬。民国15年（1926）在开封病逝。
高枫（1854—？）字润生，榆林城人。性至孝，持身不苟，尤嗜学，书无不读。光绪五年（1879）举于乡，十二年（1886）殿试二甲，随后出任福建清流、屏南等县知。在清流任职时，匪乱大起，书院残毁，枫下车即捐资为重建斋舍，延师教士，振清流学风。补官屏南时，该县人民苦役甚多，枫裁革殆尽。凡百姓讼狱，随到随结。在任七载，境内大治。旋提山西定襄县知。未及赴任卒于京城。后人高普照、高普烽等学有成就。
杨昆山（？—1912）原名杨厚德，四川人，榆林辛亥革命首领。初为清廷驻榆新军士兵，哥老会成员。1911年初，宁夏哥老会派员来榆，整饬组织，杨为其骨干中坚。而帮会组织遂成反清锋镝。是年秋，先后传来武昌、西安起义捷音，杨等乃利用新军对官府克扣兵饷之不满情绪，于10月2日晚起义，推翻清廷在榆统治。起义军公推杨为首领，更名为杨昆山，为“秦陇复汉军洪汉军分统”，市民安居如常。接着传檄各县，怀远、佳州、神木、府谷、米脂等县均拥戴反正义举。11月初，秦陇复汉军大都督张凤翔委任杨为复汉军榆林一带地方步兵统带，杨奉委改衔。中旬，以侯应龙为首的封建残余势力突然作乱，被革命军迅速粉碎。之后，河套安抚使裴宜丞阴谋攫取榆林大权，与原清道台杨卓林狼狈为奸，诽谤昆山，致使其处境日艰。1912年4月，张凤翔召杨赴省面商陕西绥靖事务，杨带卫队数十人南下。行至宜君县苦泉梁时，突然遭到省当局派出的郑庠所带队伍的伏击，杨昆山中弹身亡。
余天祥（1875—1916）字瑞卿，榆林城内人。清末任镇川堡经制，兼理民讼。辛亥革命后，仍留驻该镇。民国2年（1913）升任榆林巡防队副。次年，有匪众800多人，自伊盟窜入榆林北乡罗家湾一带，烧杀淫掠，天祥奉命率部征剿，因匪兵众多，天祥等被困于白河庙小山之上。入夜，天祥暗遣士卒抹哨成功，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匪巢猛攻，众匪死伤狼藉，溃散逃遁，北乡匪患即除。民国4年，山西惯匪刘三林子率众300余西渡黄河骚扰，危及神木官碱局。天祥率百余众前往防守，与杭锦旗队长莽肯协同作战。追歼刘匪至府谷黄河畔，旋即渡河埋伏。及匪众渡河，伏兵突起，大获全胜。之后匪部复犯杭锦旗，天祥与莽肯两部协力夹击，活捉匪首。民国5年，省嵇查员李振甲招抚黄龙山悍匪王廷桂（外号穿山甲）部属，意欲来榆安置。但匪众野性不改，沿途多有骚扰。榆林早有戒备，官绅将众匪暂安置城南关外。余天祥、高镇五、白伯英等出城款待安抚，被王匪全部羁留为人质，提出城内支付军需品与银饷等无理要求，扬言如不照付，即行破城。天祥暗遣人进城送信：“希加强防守，勿以我等被羁为虑”。后城内警备营出击王匪，击毙匪首王廷桂，余匪向南逃遁，挟持余天样、高镇五、白伯英至归德堡，白伯英得匪一马夫相助逃脱，余、高惨遭杀害。官绅在新明楼底给他们立碑纪念，并在东山刘公祠设牌位祭祀。
井岳秀（1879—1936）字崧生，陕西蒲城县人。清武庠生，陕西武备学堂毕业。早年酷爱武术，广结江湖游侠，驰名关中。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共创陕西支部。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被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3年北上榆林，妥善处理了“神团”反洋教及帝俄企图分裂伊盟的阴谋，旋返关中。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率部北上榆林，沿途剿灭盗匪。1917年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其后近20年，他一直驻榆独掌陕北军政。驻榆期间，他始则依附北洋军阀曹锟，后与阎锡山订约，借阎之力设立军官教育团，建立炮厂，并与伊盟各旗缔结友好。1931年蒋介石将井部改编为86师。投靠蒋介石后，仍独揽榆林军政大权，横征暴敛，残酷剥削人民，生活上骄奢淫逸，先后娶大小老婆9个。政治上极端反动，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诱杀石谦旅长，制造榆林东山惨案，米脂十里铺惨案，瓦解红二十四军，发动延长、石湾、瓦窑堡、靖边等反共流血事件多起。红24军军长窦世雄、政委谷维一、参谋长蒲子华，一些县党组织领导人崔明道、王兆卿，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绥德县委书记白明善、陕北游击大队长任志远等均遭其杀害，还株连无辜群众多人。井主政陕北期间，他筹措经费，倡办地方教育，创立榆林女师、职业中学、师范、扩充榆中、创办《上郡日报》等，还筹办了陕北地方实业银行，资助和鼓励民办工厂与服务行业，并设商号“裕惠号”和“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以及“神木官碱局”等企业，初步奠定榆林轻工业的雏形。1936年2月1日夜因手枪失火毙命，卒年58岁。
高双成（1882—1945）字立卿。祖籍渭南人，后移居蒲城。早年经井岳秀、井勿幕兄弟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随军入山西境内与清军作战，勇猛顽强，屡建战功，此后30多年间，因精于治军，晋升至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兼陕北警备司令，86师师长。1937年中共派周小舟来榆会晤，面陈抗日方略，他欣然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双方达成联合抗日协定，并在延安设立办事处，与中共保持经常联系。抗战爆发后，高部扩编为22军。中共方面的高岗、王震、肖劲光、南汉宸等曾先后赴榆与高双成共商抗日救亡大计。1937年秋，高部张云衢团开赴绥远抗日前线后，他力排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将该部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五县连同安定县防务一并移交八路军接管。1940年春，日寇在晋西北发动大规模扫荡，山西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准备撤到黄河西岸作战略退却。蒋介石获悉后，急电高双成派兵堵截宋家川、螅蜊峪渡口，阻止八路军西进。高接电后，转告毛泽东：“请放心，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随后，高托词无兵可派，未执行蒋的命令。不久，晋陕绥边区副司令陈长捷奉重庆方面之令，率部进犯陕甘宁边区。在战事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他与南汉宸商讨对策，采取得力措施，使其阴谋破产。朱总司令曾赞扬他：“高双成虽是行伍出身，但很有远见。他敢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是位有正义感的爱国军人。”1945年初，他病逝于榆林。中共派曹力如、刘文蔚等赴榆吊唁，并赠送挽联：“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勋，救国友谊传来讣告悼善邻。”
郭长城（1883—1947）字维藩。祖籍常乐堡下柴塘人，后迁住佳县乌镇。清末秀才，光绪三十年（1904）入榆阳中学堂就读。三十三年（1907）年辍学在神木大保当小学堂任教。宣统元年（1909）被保送入省立优级师范就读。1913年出任殖边学校（榆中前身）校长。次年任榆林道保卫团副团长。1915年任道署督学。1920年赴北京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学习。次年任榆林自治模范讲学所主任教员。后任鄜、洛等县查勘员。1923年当选省参议会议员和省长公署参议。1927—1928年先后出任肤施（延安）、绥德县县长。他在绥德任县长时，正值国民党“清党”，省府电令郭逮捕共产党员马明方、贾拓夫等人，郭掩护马、贾等人离绥脱险。1929—1930年他任陕北皮毛公益捐局长，为兴办教育积极筹资，建办职中等，贡献甚多。1929年其名被列入“全国名人图笈表”，与郭沫若等名流并列。期间他在榆林先后保护营救过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杜岚、符治秦等人。1931年出任定边县长。次年春，安边堡东滩农民因争水利与天主教发生械斗，许多农民被打伤。事件发生后他为民请命，向省上呈报力主收回被天主教堂侵占的土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救亡活动，支持子女和亲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40—1942年，他响应中共佳县县委之邀，在白云山庙会及乌镇集市上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身体力行，踊跃捐献军粮。延安《解放日报》为此表彰报道，佳县县委并赠以“花好月圆人寿”寿幛。1944年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次年又被任命为边区政府参议。1946年，他受中共绥德地委、专署委派，携带进步书刊，赴榆做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于他社会交往广泛，在榆林上层各界中产生积极影响。他生平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曾领衔捐资集资兴建乌镇高小、石拱大桥等，先后帮助周济过杜聿明、张子芳（女，瓦窑堡人，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安建平（女，米脂人，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及许多贫寒家子女上学。其学生和群众分送“嘉惠士林”、“急公好义”、“利济行人”等匾。1947年在榆林城谢世。1950年迁柩葬于佳县乌镇。
郭有三子、四女。长子叙伦，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曾在甘肃省保险公司任职，1986年病逝，终年75岁。大女叙秩（1916—1941）又名毓霞，1931年在榆女师上学加入共产党后，同尤祥斋、张子芳等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春，叙秩同安建平化装为农村小媳妇，骑着毛驴到佳县乌镇一带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活动。同年夏叙秩到北平上学后，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关在监狱的尤祥斋。“七·七”事变后，叙秩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她与八路军二纵队新编第二旅旅长田守尧（安徽六安人，1943年3月17日在黄海小沙东海面与日军作战，壮烈牺牲）结婚，1940年奔赴苏北抗日前线。次年在一次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5岁。二女叙亭（化名余鹰）、三女虹琳，193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赴延安参加革命，叙亭于1944年不幸殉职，年仅22岁。虹琳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现离休。四女艳琳，1949年8月参加解放军，1978年离休。次子叙义、三子叙杰，分别于1939年、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他们都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贺明堂（1885—1953）又名耀斌，榆林城人。幼读私塾，后因家贫辍学，进“桐椿茂”药房当店员。业余自学中医。1919年，经人举荐，入榆林道尹公署任文书。他擅长书法，为当地名手，城内许多匾额、帖对、碑记出于其手。1925年，出任保安县县长。在任时，他事必躬亲，不徇私情，廉洁奉公。保安地瘠民贫，赋税繁重，他亲往榆林为民请命，当局终于降低了烟亩等杂税。为办学兴教，他慨捐银币400元，并聘请刘志丹担任校长。当地群众美其名曰：“善人县官”。时保安县成立民团，推选刘志丹任团总。与此同时，志丹组织游击队在永宁山开展武装斗争。土豪劣绅密报井岳秀，井指令县府缉捕志丹。明堂知悉后，连夜亲告志丹，得以脱险。1926年明堂在永宁山区购地两处，让农民耕种以解饥荒。1928年他回榆任井部秘书。其间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子宜、曹力如等五人被捕。他获悉后，托人照料和安慰，并亲见军法处法官苏裴生，缓刑不问，延至1933年由他保释。1930年，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张德生、刘澜涛在绥德秘密开会，被驻军扣押，后由他联系马济川、杜斌丞等营救释放。1942年，他出任榆林军粮办事处秘书，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甚密。1945年，特务怀疑其通共，几经抄家，因无确据而罢。榆林和平解放后，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专程拜望他，动员他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起，他先后被选为榆林市、县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省人代会特邀代表。1953年出任县文教卫生科科长。同年底病逝。
白伯英（1888—1971）又名中雄。榆林下盐湾村人。殖边学校（榆中前身）毕业后，上北京商校就读，其间结识了杜斌丞，遂成莫逆之交。后因家贫，辍学从教。民国5年（1916）在榆林县高等小学任教时，悍匪穿山甲率6百多匪徒围城。时城空虚，人心惶恐万状。他激于义愤，与警备营营副余天祥、团副高镇武3人出城与匪谈判。因事不谐，余、高二人殉难。他赖匪部一马夫相救逃脱，辗转回榆。全城官绅感其胆略，共赠“劲节可风”木匾一方，木联一副：“榆城特树坚贞志，桑梓咸钦义侠风”。1918—1922年，应杜斌丞之聘，在榆中任教，兼管庶务。其间对校园进行了全面规划整修，形成日后规模。同时，改建了榆师校舍。他追随杜校长，经常往返于陕北23县，筹集办学经费，为发展榆林教育事业不遗余力。1922年，经杨虎城、杜斌丞推荐出任定边县长。一年后卸任，改任陕北镇守使署中校参谋。之后任驻太原代表兼镇守使署采购军粮专员、府谷县县长、骑兵师稽察长兼陕北地方实业银行董事、陕北赈灾会会办、任陕北皮毛学务公益捐局局长等职。在此前后，井岳秀逮捕一批青年学生，其中有曹力如、王子宜等，经他多方营救，有10多人获释。其时，因省府历年拖欠榆林驻军86师巨额军饷，迫使该部向实业银行大量贷款，因无力偿还，致使该行资金乏匮，几至无法维持。该行本系陕北各县集资开设，榆林军政当局委派他赴省交涉，要求将两项账目兑转，银行由省方接收。经他一再恳请，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极力周旋，省长孙蔚如允其所请，将账目兑转，并由省行接收了实业银行。1937年，他出任榆、横、神、府禁烟局局长期间，领导修筑了大街马路砖砌和普惠泉水过街工程，居民感称方便。1944年，他被选为榆林县参议会副议长。次年又被选为省参议员。抗战时期，他还任邓总部和22军参议。由于他与国、共双方许多要人和陕北各县绅商及知名人士交往甚广，其在镇川开设的商号成为中共人员的食宿和联络之处，先后接待过王震、南汉宸、刘绍庭等人。1945年，他离榆去西安，下榻杜斌丞公馆。其时，他被特务列入黑名单监视。面对白色恐怖，他无所畏惧，于1947年参加了民盟。杜斌丞被捕时，他潜匿于广仁医院，方得幸免。杜先生遇难后，他忍恸置办衣棺，同家属将遗体暂厝长安。1949年胡宗南令在陕参议员逃台。他设计巧离机场迎接解放。解放后，西北军政委员会特邀他参政，参加了关中、陕南一些县、市的土改。此后任西北历史文物研究会会员、陕西省文史馆员、省人代会第一、二届特邀代表、西安市政协委员。
朱励生（1891—1955）原名维勤，幼在私塾上学。1910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1916年毕业后返回陕北，任陕北镇守使署书记（文书）。1919年以镇守使署全权代表身份，与李棠等赴北京向北洋政府参、众两院请愿，要求国会维持陕、绥原划旧界，制止由此引起的风波。在朝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该事件得到妥善解决。同年他出任榆林地区自治协进会书记。1920—1926年，他先后任佳县、绥德、靖边、延川、肤施（延安）、延长、安定县的县长。为政期间清廉谨慎，深得民心，绥德各界以“两袖清风”匾额相赠。1933年后任榆林县政府财务委员会主任、县参议员。1950年被选为榆林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并成为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52年任榆林县政府委员，并被选为省第二届人代大会代表。1954年被选为首届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
陈鸿宾（1894—1943）原名生业，鱼河堡人。农民家庭出身。早年曾参加同盟会。1923年，经刘志丹等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在鱼河快活林建造住宅一所，内设暗室及通道，作为地下党秘密联络点。1925年，他联络开明绅士陈子中等集资创办了鱼河高小，次年又办起女子小学。1927年，受党组织派遣去延安串连，在安塞被民团扣留。后经刘志丹等联络刘占奎、唐彦民团队，全歼该民团后获救。1929年，他与刘志丹返回鱼河堡，掘出其父窖藏银洋1000元，购得步枪40余枝，运往保安。次年又以他父亲名义，在“便民”当铺借得银洋百元，筹足款项，购枪20余枝。事泄后，井岳秀派旅长刘润民带20余骑追捕，他临危不惧，使计脱逃。此后协助刘志丹在南梁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任游击支队长，屡建战功。1933年，受命前往甘肃搞兵运，在曹又参部下任连长。他往返于甘、宁、新、青等省区，串连12个连起义。事败后，国民党新十一旅缉拿他。适逢杜斌丞视察甘肃，得其相救返陕，在关中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活动。以后又组织了抗日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1937年，组织派他回榆林、延安、内蒙一带搞兵运，筹备枪支弹药，贡献颇多。1941年，榆林当局再次通缉他。当时他正在榆林收购硫磺及枪枝，住在普济寺巷。不料被特务告密，被捕入狱。囹圄三载，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于1943年秋遇害，年仅49岁。就义前，曾赋绝命诗一首：“素性喜豪放，遍奔西北方。念年革命短，三载羁囚长。无意屈囹圄，甘心上刑场。报国志未遂，洒血溅阎王！”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省天水市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在新疆参加了“伊犁起义”。1916年，在陕西参加了讨袁斗争。1918年，他与胡景翼等在三原创立靖国军，响应护法运动。1924年，他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同年出任国民军胡景翼部第7师师长。1936年，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出任总司令，他副之。1932年，他应杨虎城将军邀请，任甘肃首绥靖公署主任和新一军军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的立场。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出任第21军团军团长，坐镇榆林组建“伊东游击纵队”抗击日寇。1938年他晋升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抗战期间，他领导部队多次在包头、伊盟一带与日寇激战，保障了伊盟等地的安全。1939年，他奉命将成吉思汗灵柩移至甘肃，对稳定伊盟政局、团结各族人民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民族大义为重，反对分裂，坚持抗战，为便于联络，他在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指示部属“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中共中央多次派王震、南汉宸、杨明轩等前往榆林与他联系，达成友好相处、一致抗日的默契，挫败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阴谋。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高双成派兵封锁黄河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中共派刘绍庭来榆探问，邓、高答以“你回去告诉毛先生，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榆林终未发兵，以他故搪塞。皖南事变后，王震来榆，向邓重申“互助互让”原则。同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致邓亲笔信，晓以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大义。邓同意共产党的观点，在反共高潮中采取抵制态度。1942年陈长捷指挥所部欲犯边区，他以接济粮草困难为由，按兵不动，使之未能得逞。1943年，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电邀中共代表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终未发兵。同年夏，蒋电令他绕道宁夏到重庆开会，他有意取道延安，盘桓多日，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的接见，彼此倾心交谈，有“党外亲密的朋友”之称。他到重庆后，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呼吁反对内战，遏制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返榆途经西安时，为边区代购不少药物等物资，毛泽东致信称赞他：“八年抗战，行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抗战胜利后，他对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极为不满。曾在致朱总司令的函件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1947年春，胡宗南率部侵占延安，令邓派兵配合北上的董钊兵团夹击解放军。邓不愿与共产党对垒，表面上出兵三路虚张应付，并未接火。1948年底，平津战役期间，他应傅作义电邀，任傅的全权代表，到解放区谈判，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14条协议。北京解放后，他又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协助傅作义、董其武实现了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和平改编。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长期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68年在北京病逝。
邓的次女友梅，少年随母亲在三原上学时受革命思想薰陶，于16岁（1938）北上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就学，不久加入共产党。1944年因病到榆林休养。其间，她利用其特殊身份，向其父和当地军民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各项主张她还多方疏通社会关系，传递情报，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她为护送边区参议员刘绍庭而唾骂军统特务的事，被社会上传为一时佳话。终因病笃，于1947年春去世，年仅25岁，安葬在金刚寺南山岗。邓宝珊亲笔题写了“亡女友梅之墓”的碑现尚存。
曹又参（1901—1970）原名汉杰，红石桥乡曹家湾人。曾就读于榆中，后肄业于北京国民大学，与李子洲等过从甚密。1927年投笔从戎。1931年，加入国民党十一旅苏雨生部，先后任参谋、特务营长、第一团团长等职。其间，他与贺晋年、牛化东、李启明等结为至友，与地下党关系甚密，所部始终为共产党在陕北的兵运活动中心。1943年他通过高岗等人的关系，与中共西北局取得联系，由西北局拨付60万法币，作为该部活动经费。次年，原旅长陈国宾去世。邓宝珊择贤知人，委他为十一旅旅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窥察该旅可能有变，遂将他调回榆林总部，企图对该旅进行武力整编。遭他抵制，被左协中扣押。此时十一旅地下党组织紧急决定，由牛化东任总指挥，在陕甘宁边区警三旅的配合下，于12月25日拂晓起义。驻扎柠条梁的史钫城部意欲顽抗，双方形成剑拔弩张之势。邓宝珊见状，释放了他，嘱其相机全权处理。嗣后，起义部队攻克柠条梁，击毙史钫城，大获全胜。曹部被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十一旅，仍由他任旅长。不久，他去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因该旅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首次起义开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170余万官兵起义之先河，故而毛泽东称赞11旅是“火车头”。1947年，他经贺龙介绍入党。1946—1949年间，他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出任宁夏军分区司令员。1962年因反对浮夸风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平反。
其侄曹光胜（1914—1983）于1936年参加红26军，次年调至八路军115师。参加平型关战斗，孤身刺杀14名敌人，威震敌胆，火线入党。他参加过百团大战等大小70多次战斗。1944年升任三野某部团长。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淮海、渡江、黄桥和解放上海等著名战役。解放后在南京军区工作。1953年调至东海舰队，任海军通讯学院供给部长。1958年复员。
李志洁（1902—1972）又名士俊，榆林人。1918年考入榆中，品学皆优。1927年考入西安中山学院，接触了较多进步人士。不久，学院因“赤化”被封，旋受聘为省建设厅科员、省民政厅会计主任。1929年，改任吴堡县公安局长，不久辞职归里。时值陕北年馑，他积极参与赈灾活动。1931年经杜斌丞提携，到兰州供职，曾任数县政治视察员、灵台县县长。在致力于地方建设的同时，暗中同情革命，曾营救过高岗脱险。1933年，甘肃政局变动，辞职返回西安。其间，与张德生、常黎夫、贾拓夫等人过从甚密，多次冒险掩护革命者。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由杜斌丞、常黎夫等推荐，林伯渠、张德生帮助，出任宜君县长。他竭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八路军筹集粮秣军饷，并邀请中共代表参政议政，并多方设法制止国共摩擦事件。1938年，国民党以“附逆有据”撤去其职。在职时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回里几无余资。1941年，任陕北工业职业学校工厂主任。1943年，受聘先后出任国民党新编十一旅驻榆办事处主任和军法处主任。其间，与地下党员邓友梅、周济信等有密切联系，筹划兵运，并受中共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委托，积极串联十一旅起义。1945年10月，旅长曹又参毅然率部弃暗投明。他偕同曹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宴请。1947年，他随军转移，先后在榆横、绥德、镇川搞行政工作。1949年榆林和平解放后，他出任榆林县副县长、县长。他励精图治，使榆林工、农业生产及科学、文教事业有较大发展，他重视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曾于1954年向省委申请专项资金，修建自来水设施。并倡导扩建莲花池公园，改善市容。1959年他调任专署民政局长，首创当地社会福利院、敬老院。1960年起，他先后担任榆林农学院院长、农垦管理局长、并兼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文革”期间，他备受折磨，忧愤成疾而病逝。1979年为他落实政策，举行隆重追悼会。
朱子休（1908—1955）镇川人，192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米脂三民中学。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休学。1928年春，中共镇川区委发动有五、六百饥民参加的“吃大户”运动，朱子休积极参与。后土豪劣绅勾结官府，缉捕首要，他便与朱侠夫等离家出走到北平。此后，中共顺直省委派他去国民革命军第47军高桂滋部搞兵运。1929年入党。1930年返回镇川，任区委宣传委员等职。1931年，他领导群众抗租抗税，打击豪绅，遭当局通缉，当年底他离榆前往陇东在国民党的十一旅、三旅中做兵运工作。1933年，他参加红26军，先后任红三团供给处长、陕甘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指导员、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师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等职。1934年，肃反扩大化，他与刘志丹、马明方等均被打成“托派”，遭到迫害。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才获平反。1936年初，他随抗日先锋军进入山西，后被派往曲子县任军事部长。“七七”事变后，进“抗大”学习，后被任命为三边分区司令员。1941年，他到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后入中央党校学习。其间，他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获益良深。1942年，他任靖绥骑兵旅党委会书记、政委。1945年8月，朱子休随中央党校、抗大学员干部团开赴东北，出任四平省军区副司令员，以后相继担任过辽北省党委会委员、辽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嫩南军区副司令员、东蒙地委书记兼东蒙自治军第五师政委、黑河地委书记等职。1948年，到松江省任参谋长。1949年初，任四野第13兵团第47军第160师师长。同年9月调任湖南省常德军分区第一司令员。1950年4月，他到海南军区任参谋长。1952年8月调任武汉中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初，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同年10月逝世。1995年榆林市委为他出传书。
张德生（1909—1965）原名世德，字心馀，榆林城人。1924年考入绥德师范，其间受校长李子洲、教师杨明轩等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后在榆林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入榆中，毕业后任小学教师，经常掩护陕北特委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后任府谷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参加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后被捕入狱，后经马济川、杜斌丞等营救出狱。此后担任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长、陕南特委组织部长等职，亲自领导重建陕南地区党组织和工农红军。1934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陕西党活动情况。同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秋，他辗转到了川陕苏区，担任川北特委宣传部长。1935年夏，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分到左路军。其间他和李维汉、王首道等，与张国焘分裂革命队伍进行坚决斗争。以后参加了红军先遣队，与贾拓夫等一道，为红军确定战略目标，顺利到达陕北做出了贡献。1936年，出任三边特委书记。“西安事变”后，他随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同贾拓夫等共同恢复了陕西省委。此后历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关中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统战部长。1940年夏，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著名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统战部长。1947年调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兰州解放后，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在恢复国民经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都很出色。1954年，他奉调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50年代，他多次讲过，陕西的工业布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工业和生活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和肯定。他平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文过饰非。1965年，张德生因病在西安逝世。临终前，遗言将遗体献给医学部门研究。
朱侠夫（1911—1977）原名维昌，化名塞农。镇川堡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秋入绥德四师学习，接触马列主义。次年入党。“四·一二”政变后，他离校返乡，担任区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领导了著名的镇川抗“白地捐”和“吃大户”运动。1928年夏被迫离乡赴北平。后受顺直省委指示，到高桂滋部搞兵运，辗转于河北、安徽等地。1929年秋从北平返乡。此后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游击队，搞兵运，拉武装，积蓄革命力量。1933年他在镇川为游击队私买弹药时，被敌侦悉，潜往庆阳。旋被派往国民党17路军炮2团搞统战工作。1937年夏，入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到陕西省委搞抗日义勇军工作。1939年再返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任西北工作委员会干部科长，主管少数民族工作，次年改任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兼干部科长。1942年出任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1945年任米脂县委书记。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榆横特委统战部长、镇川县代县长、榆横特委副书记、中共榆林工委书记兼镇川县委书记。1949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谈判代表，赴榆谈判。榆林和平解放后，出任中共榆林地委副书记、榆林专署专员兼榆林市委书记。后又任地委书记兼榆林军分区政委。期间，他领导军民医治战争创伤，肃特清匪，恢复和发展生产。1950年夏，调离榆林。当年冬，出任甘肃省甘南工委书记等职，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巩固新政权不遗余力。1955年调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后升为省委书记。在青海8年间，他主管党群和民族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为开发柴达木盆地和建设新青海致力颇多。1962年冬回西北局接受审查，十年动乱中，先后在延安、泾阳、西安等地接受“改造”。1977年在北京逝世。1995年，榆林市委为他出传书。
朱敏（1912—1981）原名国藩，又名少候、朱鸿，镇川堡人，朱励生子。青少年时先后在家乡小学、米脂三民二中就读。1928年，米中被井岳秀查封，他欲赴北平参加革命，因家人思想守旧阻挠，他遂与家庭决裂，外出投身革命。1928年经朱侠夫介绍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辗转于河北、山东、北平、山西、上海、江苏、天津、陕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在极端困难的岁月里，为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开展兵运、工运、农运及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济难总会沪东区互济会秘书长兼营救部长、中共北平工委组织部长、冀南特委代理书记、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等职，曾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冬，在河北省遵化县国民革命军第47军的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时，因不满校方欺压学员，他挺身而出，向军长高桂滋控告校方打骂学员、克扣军饷、贪污受贿等劣迹，要求惩办首恶。斗争结果，校长被撤办，有劣迹教官被驱逐。1930年，他根据组织决定，在太原集资创办养蜂场，作为中共山西省委和军委的交通联络站，他以经理身份作掩护，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购买武器，传送情报，接待过往人员。同时负责与驻守在山西平定县的高桂滋部地下党的联络工作。次年，高部地下党发动兵变，成立红24军。1935年10月，他在遵化县任冀东特务组织部长时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抗战时期，他历任中共合水中心县县委书记、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地委常委、副专员、地委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陇东地委副书记、三边地委书记、绥宁工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调任银川军管会副主任、中共宁夏省委副书记等职。1953年，任西北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北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1954年冬，调至农业部，历任畜牧总局局长、部长助理等职，“文革”中，惨遭迫害，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9年后，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顾问等职。1981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二、文教科技人物
杨江（？—1855）字芍坡，榆林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乡试中举。曾任渭南、大荔县训导、教谕。任职期间，刚正不阿，重视教育，奖掖彦才贫生，颇得士民爱戴。他性格豪放，不受绊羁。公余博览群书，汇古通今，笃喜著作，文采横溢。少壮时，涉足关中，陕南、中原、江南等地，考察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往往有感而发，即兴成篇。其诗集《亦步斋诗抄》、《红晚堂试帖》题材多取于自然景观，或写山川之壮美，或抒吊古之胸臆，间或借物喻人，对社会痛斥时弊。论者以为诗宗少陵，律严法密。另有《榆林府志辨讹》、《河套图考》二书，引证资料丰富翔实，文图并茂，为研究榆林及河套历史地理很有价值的参考图书。咸丰五年客死于西安。死后其生平著作，由胞弟杨广文编纂，由关中书院刊出。
刘增泰（生卒不详）字镜川，榆林著名教育家。曾任榆阳书院主讲，人称“刘山长”。执教十五年，嘉惠士林，清末榆林所出举人、进士，皆其门生。后任贵州兴义知县、镇宁州知州，声誉显著。光绪三十年（1904）归里，着手编《榆林县志》、不久病故。著有《家训良规》。张季鸾跋云：所述皆教人以持身之道……微论在今日为良规”。
高普煦（1873—1924）字晴轩。榆林城人清末廪生。晴轩自幼攻读旧学，后随其叔高枫到福建就学，从名师研读经史，学习近代科学，尤长于数学。历充榆阳书院教习、山长，三原宏道书院教习。有“榆林人教数学者自晴轩始”之称。辛亥革命时积极推动榆林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从其自身和族人做起，倡导男剪辫，女放足。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地方士绅学子纷纷拥护国民政权。民国初年出任定边县长，任职期间关心民间疾苦，廉洁守职，颇得民心。后当选陕西省参议员。晴轩与本藉清末进士张立德以先贤刘增泰的遗稿为基础，拾遗补缺，撰成《榆林县志》稿，未刊。1915—1916年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校长。井岳秀就任陕北镇守使后，力争井捐助中学校大洋1400元，整修校园。晚年辞去公职，居家读书，教授子弟，并为地方学子辅导功课。
王军余（1881—1969）又名庆图，榆林城人，清末贡生。1910年赴日本入同文书院暨川端画学校学习美术。期间，经张季鸾介绍，加入同盟会。次年国内爆发武昌起义，旋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任南京造币厂保管主任。不久，再度赴日，继续在原校学习。毕业后归国，得于右任资助，在西安创办陕西美术学校，担任校长，并兼省立一、二、三中学及成德中学、三秦公学、一师等校教席，倡导新艺术，被誉为“图画王”。此后，担任过省政府咨议，延长、清涧两县县长，为政清廉，为开发延长油矿及两地交通、文教事业颇有建树。卸任时，地方人士赠送万民伞、德政匾。他先后还担任过陕北镇守使署军法官、教育厅督学、榆林地方公益协进会理事长、救济院长、社会服务处董事、榆林县志编印委员会副主任、《陕北日报》副社长、省政府参议、专员公署参议等职，并兼榆中、榆师、职中美术教员。先后在教育界服务30余年。期间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曾掩护过高云亭等进步学生及来自解放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以画笔为武器，将耳闻目睹之日寇侵略惨状和国人可歌可泣之事实，赋诗作画，揭露日寇侵略我国的暴行，唤起民众，团结救亡。创作《国难漫画》、《血光漫画》漫画两集，约100余幅。他曾多次分赴各地巡回展出，激发民心士气。其作品曾得到于右任、徐悲鸿、马占山等人的高度评价。于右任有七律一首赞云：“致敬吾乡图画王，曾挥大笔救危亡。热情漫画人人爱，通俗新诗句句香。憔悴山河天欲泪，纵横风雨血生光。还期再造神州日，白首同临旧战场。”他还多次致书日本同学，揭露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呼吁他们识破政府的反动宣传，万勿参加侵华行动。其《国仇》诗云：“生逢板荡复何求，伏剑冲锋报国仇。莫谓吾侪须发白，精诚可断敌人头！”豪情壮志，跃然纸上。抗战胜利后，他得邓宝珊、左协中的支持，亲自设计领导修建了莲花池抗战胜利纪念碑和张季鸾的纪念碑。他娴习金石书画，兼擅词章，在文史诸方面造诣颇深。1947年去台湾定居。后与于右任、张大千共结诗画社，互相切磋，吟咏宝岛壮丽山河，期望祖国早日统一。1969年病逝于台北。其生平著作尚有《榆林地方简志》、《榆阳文化概观》、《榆阳见闻录》，诗集《浅吟纪实》及小说《聊斋新志》、《奇闻觉世》等。
崔焕九（1886—1957）又名映霄，祖籍绥德。20岁时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与杜斌丞为同窗好友。1909年毕业后，在绥德教育界工作。1919年，应杜斌丞聘请他担任榆中学监，兼任文书。他辅助杜校长勤恳治学，将榆中办成师资雄厚、陕北设施最先进的学校。1924年，刘志丹等学生毕业之际，请他题写“力挽狂澜”四字，镌刻于红石峡摩崖，抒发师生们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为世人所赏识。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调任榆林道尹公署二科科长，兼榆中国文教员。1927年出任吴堡县长。他体恤民情，力主削减税赋。大革命失败后，驻军索要欠饷，他愤而辞职北上，在榆中从教。1930年出任保安县长。1933年出任甘肃西和县长。1935年，任甘省民政厅及所属省会妇女教善所主任。1939年，陕西省赈委会拨款10万元，委派他回陕北主办救灾工作。他秉公办事，深孚众望。期间，他始终与中共地下党保持联系，先后将其子侄送往抗日前线及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曹力如几番来榆，商谈国共联防问题，他积极进言促成。1949年榆林和平解放谈判期间，他积极奔走，在宣传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安定国民党军政人员方面颇有功绩。当22军准备北撤包头时，他同王汉屏，郭式青等各界人士亲往22军军长左协中家中详陈利害，晓明大义，使左取消撤包头行动，为和平解放榆林起到积极作用。1952年他被选为省人民代表会特邀代表，后任榆中副校长。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榆林城人。父张楚林，前清进士，在山东省做过数任知县，后客死于济南。1901年初，季鸾随母扶柩回榆归葬毕，家境窘甚。他勤奋好学，先后在榆阳书院、礼泉烟霞草堂三原宏道学堂就学。190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主编会刊《夏声》杂志，鼓吹革命，走上“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道路。他留日近6年，对日本政治、经济深有研究。1911年初归国，应于右任之邀，赴上海助编《民立报》，制造革命舆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经于右任举荐，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告，同时发出民国以来第一条新闻。此后，他奔波于北京、上海之间，先后创办《民信日报》、北京《民立报》，主办《中华新报》，连续发表社评，揭露袁世凯、段祺瑞丧权辱国、妄图复辟帝制的罪行，引发轩然大波，为此两度身陷囹圄，后因国会抗议及舆论压力而获释。1926年，他在天津与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共同创办《大公报》，季鸾任总编辑，从此直到病逝，他一直主持笔政，长达15年之久。期间，他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力图使该报成为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反对伪满洲国，明确提出“对日无和平之可求”、“必须抗拒至最后时日。”1934年《大公报》副刊《国闻周报》突破国民党封锁，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在社会引起极大震动。从1935年11月起，该报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导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1934年，他回榆为其父举行百年冥诞。其间，先后到榆中、职中、女师等校作抗战爱国演讲；率先捐洋500元，倡导设奖学金；并倡办革新工艺厂等。“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鼓舞人心的好文章，如社评《最低调的和谈论》中深刻指出：“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在《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中分析：“日本侵略力有限，而中国抵抗力无穷，以无穷之抵抗，当有限之侵略，中国最后当然要胜利。”驳斥了悲观的“亡国论”，鼓舞了广大人心士气。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奖章。季鸾在国民党政府为其举行的庆功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不望成功，准备失败”的办报秘诀。并在社评中号召新闻工作者“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重庆《新华日报》为此赠送“同心协力”条幅，以示祝贺。同年9月，他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重庆逝世。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公葬。《新华日报》报道了公祭消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唁电中赞扬他“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图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1944年，其遗文由友人编为《季鸾文存》刊世。
姬伯勋（1898—1996）米脂县人。1921年榆林中学毕业后，返乡任教，与刘澜涛、安子文、常黎夫、尤祥斋等进步师生进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去职。1928年赴西安任杜斌丞秘书。1932年被委任甘肃靖远县禁烟善后局局长。1935年回米脂县任教育局长，为推动当地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期间他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并发动了驱逐反动县长等活动。1941年他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与李鼎铭等9人联名写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高度的评价，传为近代政治生活的佳话。他还倡办米脂“万合毛纺织厂”，出任厂长。1946年出任边区政府工业局副局长同年入党，后任米脂县长。1948年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1949年榆林解放后，担任陕北工业学校校长，并创办了榆林毛纺厂和制革厂，奠定本地轻工业的基础。同年赴京出席首届全国政协大会，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953年工校改为农校，他继任校长。此后主持校务17年，为国家培育出大批专业人才。他终生淡泊名利，一身正气，治学谨严，廉洁自律，能够广泛团结并倾身保护知识分子，堪为治校育人楷模。1965年起，调任榆林县政协副主席，并任省政协委员。1984年离休。1996年春以99岁高龄辞世。
高崇（1901—1951）又名高宗山，榆林城人。贫民出身。榆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毕业后返里在榆中任教，担任过总务主任、代理校长。期间，他极力阻止以中共党团学生为主发动的榆中“学潮”运动。1928年，榆林成立“陕北共立职业学校”，他出任校长。1929年，经省府批准，从天津购回20马力锅炉一台、9千瓦发电机一部，以及德国轻便纺织设备全套。1931年省主席杨虎城又在赋税及特税项下拨20000银元，进行扩建。高崇亲到天津购回制革设备一套，安装投产，开榆林机器毛纺织先河。由于该校办学有方，社会声誉日增。1936年，高利用暑假前往京、津订购50马力锅炉一台，日本提花织毯机二台，以及织毯，制革设备多部，至此校办工厂设备日臻完善。该厂产品很受陕甘宁及内蒙等地市场的欢迎。1941年延安边区工厂派员来榆，进行观摩，临行前，高无偿馈赠对方全套毛纺、制革资料。他在职中办学20年，培养的大批技术人才，分布于全国各地。1944年高兼任国民党榆绥区党务办事处主任，从事反共活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失败。在同年第一次解放榆林战役后，去西安。1948年绕道宁夏赴包头，在包头中学任教。1951年被解回榆林镇压。
吕玉书（1911—1976）榆林城人，出身于手工业家庭。曾在绥德四师学习。1931年，考入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选学毛纺、制革专业。1934年毕业归榆，抱着实业救国雄心，联络乡绅高少安及张季鸾等人，集资兴办革新工艺厂，自任经理。后因资金不足和时局动荡而倒闭。其后，他赴西安等地谋生，先后在省审计处，、凤翔县征稽所、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凤翔中学任职。曾加入国民党，但与张德生、常黎夫等过从甚密，提供情报，并动员和资助军校学生投奔延安。1945年归榆，在职中任教，并兼任实习工厂主任。榆林和平解放前夕，他多方宣传奔走。解放后，他为军管会成员，接收旧工业企业，旋即出任毛纺厂厂长。他领导工人克服重重困难，短期内恢复了生产。接着又带领技术员奔赴全国各地考察。1952年从天津、兰州购回设备，对毛纺厂进行扩建。1954年再次购回四台先进设备，使生产规模出现第一次飞跃。其后，该厂先后于1955年、1958年和1966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扩建，拓展厂址4万多平方米。同时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提高职工素质，完善管理制度。到1967年拥有4000枚纱绽，年产值206.97万元，成为我区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产品享誉全国。此外，他对地方工业建设多方献策，参加了面粉厂、水电站、火电厂、大修厂、水泥厂和氮肥厂的筹建。他是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人大财政审核委员，榆林县一到六届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文革”期间，他遭受冲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初，为他平反，不久去世。
田树楠（1912—1970）字蜀泉，榆林城人，为陕北水利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考入榆林职业学校。毕业后被校方保送到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市政水利系学习。193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历任四川省水利局助理工程师、陕西水利局测量队队长、陕北水利工程处技术科长、主任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灌溉科长、榆林地区水利局工程师等职。1940年，他从四川调回家乡，积极致力于陕北水利事业。1941年，他与冯大鑫、孙克绍等工程师，兴修定惠渠。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艰苦勘测，为工程修建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43年，该渠上段竣工，将无定河水引入灌溉良田。1942年，他们三位又联袂领导修建陕北第一座拦河大坝工程。他在整体设计、施工审定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水坝合拢之际，由于土坝渗水严重，投石堵口失败，他提出在拢口两端砌石槽，顺槽投放木板，闸住渗水，再在拢口中间河底上用石料砌暗渠，排除空水的建议，获得成功。1944年，以他为主，与冯、孙等工程师负责修建了定惠渠下段工程，以及八里塔土渠、党岔渡槽等，增灌12万亩水地。施工前，大部分技术人员外调，严重影响工程进度。他提出就地培训技术人员，主办了为期半年的陕北水利工程人员培训班。他亲自授课，为陕北培养了首批水利技术人员。解放后，他承担了榆惠渠、云惠渠、雷龙湾及红石峡排水闸、石峁永久性洪水坝、榆阳河滚水坝等工程的设计。“文革”期间，因工程事故入狱。狱中，他屡次上诉澄清事实，终未获释，最后含冤辞世。临终前，遗嘱女儿将生前珍藏的水利书刊和资料，献给地区水电局。1979年给他平反昭雪。
三、名医
朱豁嘴（生卒不详）一说原名朱胤，籍贯未详，清道光年间为太医院名医。后因故逃离太医院，自毁唇破相，乔装道人，隐姓埋名，亡命江湖。来榆林后，改姓朱，在城南太白庙隐居为民治病。他医术高超，医治疑难病患者甚多。相传某次在盐市巷口遇某家出殡，见其棺下滴有鲜血，遂上前询问死者死因，得知系一难产孕妇，急痛气绝，当下他令死者家人开棺，又稍作诊断，便取针刺入气绝之妇的胸口，即刻该孕妇呻吟复生。由此声名大噪。城内一名医忽得腿疾，多日自疗不愈，求治于他。他问明病情，只将原方中主味加重份量，服后病愈。对方问其故，答曰：“药力不达耳。”一次路过某当铺，见其中伙计神色憔悴，痛楚不堪。朱察其情状，当即劝其迅速返家。其人归后，竟至暴亡。事后探明其病因，乃因午饭过饱，又跳柜而出，将肠胃撑破而致死。朱医生仁术仁心，当地口碑盛传。他还修建药房，取名“药王洞”。又集生平验方汇为《珍珠囊》一书，惜未传世。
袁硕甫（1874—1941）字卿臣，榆林城人。出身医学世家，其祖父服周、父文澜均为榆林名医。硕甫幼习儒学，研习《内经》、《伤寒论》、《千金方》等医典，经父亲临床指导，潜心钻研，得其真传。擅治伤寒、温病、斑疹、疾痧、天花等，为民国年间榆林“四大名医”之一。民国初期，榆林时疫流行，他终日奔波，救治患者，痊活者不可胜计。患者冯五，患斑疹，神志昏迷，危在旦夕。经他诊治转危为安。某男得病后忽不能语，几经求医无效。他接诊后，断定系因元气不足，热蔽心窍所致，以“涤痰汤”加青黛、硼砂、僵蚕，重用人参，服药二剂病愈。他治学重视临床辩证，常言：“如用一纸验方可治病，则可不要医生，识字之人皆可行医，岂不谬哉！”他注重医德，恪遵祖训，对患者无论贫富，一视同仁。遇有赤贫者，常免费施药。他在城内开设“恒泰堂”、“恒济堂”中医药房，带徒授艺。曾应杜斌丞之聘，兼任榆中校医。他行医40余年，乡人称颂，所赠匾额甚多，有“大国手”、“艺精德备”等。著作有《伤寒抄本》、《时症经验总结》、《袁氏秘方》等，均遭散佚。有治疗斑疹验方20则、治男妇腰腿疼痛、寸步难行之验方“神仙双丢拐”传世。
李文正（1890—1983）字拙夫，榆林城人。出身于手工业家庭。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借行医之便，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反对军阀及封建统治的宣传，致力于工人运动。1925年，中共榆林地下党派他深入“惠记”地毯厂及木业、泥业、银业、理发业等行业中，发动工人与资本家、业主斗争。1927年初，本县成立总工会，他被推举为委员长。鉴于“惠记”工厂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童工。1927年春工会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生活条件要求，厂方竟然毒打工人，并封锁厂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李文正等人发动惠记工厂百余人总罢工。此举受到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声援。厂方被迫答应了大部分条件，罢工取得胜利。“四·一二”政变后不久，井岳秀进行“清党”，公开镇压革命，解散各中学学生会，通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并逮捕了李文正。他出狱后一如既往，继续策划和组织工运、学运、以及抗税、抗粮等斗争。他曾多次掩护过中共地下党人，并为他们提供情报和活动场所。因此遭到当局数次逮捕。抗战时期，他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解放战争中，他的胞弟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投河自尽，愈加激起他的新仇旧恨。1948年，在中共榆林工委的领导下，他与张文炳等策划组织了“和平促进会”。他积极活动，为和平解放榆林作出贡献。解放后，他出任县工会主席。为创办制革厂、地毯厂、骨肥厂、福利鞋社等他不遗余力，并积极捐资赞助。1956年，他与刘哲等通力合作，办了民办中学。为了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在他的倡导下，城内办起中医学习班。他亲自授课，先后培养出60多名中医人才。他是本地著名中医，尤擅针炙治疗，屡起沉疴，深孚众望，患者赠送“万病一针”匾额。他治病不论亲疏贵贱，一视同仁，每遇贫者求医，辄解囊相助。他生平担任过县政府委员、县政协副主席、县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其遗著有《放血疗法》、《针炙临床经验谈》等。
尤仙航（1900—1995）又名鸿炳，榆林城人。1917—1923年就读于榆林中学。1930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后入北平中央防疫处及同仁会北京医院，研究细菌学及临床医学。1931—1932年陕北流行鼠疫，死人无算。陕北各县旅平同乡会成立鼠疫救济会，他被公推为会长。他为防疫奔走呼号，不遗余力。1931年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鼠疫发生的原因、症状、经过、预防及治疗》，并将此文印刷万册，邮寄陕北各县，向广大乡亲普及防治的知识。该会还同时上书南京政府卫生署，吁请迅速派员赴陕防疫。1932年他离北平返陕，深入重疫区考察防治，历时半年之久。其间，他撰写了《组织陕北鼠疫防疫处理意见》登于《上郡日报》，引起社会各界积极的反响。同年秋，榆林城区又流行霍乱，死者达300多人，他率领工作队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将该病迅速扑灭。他在《上郡日报》上发表了《榆林地区发生霍乱感想》，对南京政府卫生署不重视陕北防疫工作提出义正辞严的质问，并恳切陈词：“航本一介书生，空怀济世之心，无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有万全计划，亦无可为力焉。……进而欲效法申包胥之哭秦庭，奔走呼号于南京、西安等处，但以人微言轻，徒劳往返，又有何补于实际哉！”他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报告，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翌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特别嘉奖他对社会的特殊贡献，并特派他赴日深造。他于1933—1937年间在东京大学医学部进修，还先后在早稻田内科以及板口康藏内科及传染病研究所学习研究，获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仅二个月，他毅然辍学回国，其后历任陕西省卫生处防疫检验科科长、省立传染病院主任、西北大学医学系教授、省立医院和省立医专内科、儿科主任及教授。期间，与杜斌丞过从甚密，思想颇受其影响。1941年，他在杜斌丞帮助下，在西安开设弘慈诊所，济世活人。1946年回榆继续行医。榆林解放后，他被军管会主任曹力如推荐到榆林人民卫生院工作，不久出任院长。“文革”中被迫停职，直到1970年恢复工作。他担任过榆林县和陕西省人大代表和榆林县政协副主席。他擅长传染病、内科疾病的诊治，并掌握日、德、英语。平生专业论著30余篇（日译6篇），译文10多篇。50年代初，被国务院聘为陕北、伊蒙烈性传染病防治顾问。1989年被列入《全国医院管理名人列谱》。1995年8月在西安辞世，享年95岁。
叶瑞禾（1904—1991）榆林上盐湾人。1933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系，长于外科。后分配到山西汾阳医院工作。1934年受中央卫生部委派到陕北防治鼠疫。同年创办榆林县卫生院，任院长兼鼠疫研究所主任。1940年到西安，任广仁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西北医学院妇产科教授。1945年加入民盟。解放后，调任山东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医疗预防司司长和上海科教部部长。1950年入党。后又调任西安市卫生局局长。1958年任西安第二医院院长。1963年任西安医学院副院长。1964年任省卫生厅副厅长。他还曾担任过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主任医师、名誉主任、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副理事长、省卫生厅顾问。在社会上担任过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西安市农工党主任委员、省农工党筹委主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名誉主席等职务。
张鹏举（1916—1988）榆林县城人。1936年考入榆林职业中学。后因病辍学，遂萌学医之念。初期受业于伯父张鸿儒。50年代初参加工作。后到陕西省中医师资班深造，随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全国著名中医刘惠明临症学习，得其真传。他潜心钻研中医理论，处方谨严，唯患者至上，投药注重实效，不用贵品，对患者精神上宽慰而不危言。50年代县政协为了普及中医知识，举办中医学习班。他欣然应聘，义务施教。他还多次为各县中医、中药学习班讲学，为培养中医人才不遗余力。他曾多次率领学生深入农村，为农民义诊。十年动乱中，他被无端批斗，勒令停医。1974年，王震将军因公至陕，腹泻久治不愈。来榆后，经人举荐，张以小半夏茯苓汤治愈，由此传为医林佳话，名噪三秦。在此前后，他曾辗转西北各地，治病救人，颇孚众望。晚年致力于疑难杂症研究，曾以活血化瘀理论医治癌症。年近古稀时，他还不辞辛劳，跋涉于榆林、横山、三边等地僻远高氟区，深入调查研究，以补肾的原理自制除氟壮骨丸，投放发病区，获得良效。他曾在国内各种医学杂志上发表医学论文20多篇。其名载入《当代中国中医名志》中。本人生平多次当选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出席省第一届科技大会，获科技成果奖。生前担任过榆林地区中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理事、陕西省中医学会副会长、省政协委员。
张毓华（1932—1983）榆林城人。他于1949年6月入伍，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师中参加过作战剿匪、医疗救护、后勤运输、生产建设等。1956年毕业于兰州军医学校，被总后卫生部任命为助理军医，自愿到新疆军区喀什地区疏勒县十二医院工作。1960年入党。1979年到广东军区军医学校进修，结业后升任十二医院理疗科主治军医，多次被评为模范护士、生产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好军医、优秀党员等。曾荣立三等功5次，受奖7次。1982年出席南疆军分区“双拥”代表大会，被维吾尔族群众推举为“双拥先进代表”。1983年，被评为乌鲁木齐部队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新疆电视台、《新疆日报》、《喀什日报》等先后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
中印边界进行自卫反击战时，经组织批准他到阿里兵站运输队任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昼夜行军和高山缺氧反应，见缝插针，给部队上卫生课，讲授保健知识。外出和回站，经常帮助战友装卸、检查体格、放哨，遇有病人立即治疗。一次为抢救一名生命垂危的哨卡战士，他在冰天雪地中，与病人同乘一只骆驼，跋涉了四昼夜，送到驻地卫生队。为了使远道而来求医的群众看病方便，他在家里办起“家庭义务门诊所”，八小时以外给病人看病。年复一年，经他手治愈的病人无算。他视救死扶伤为天职，对患者的赠礼，一概婉谢。返乡探亲中，患者登门接踵求医，他有求必应。维族同胞称他为“维吾尔族的白求恩”。
他十分注意搜集民间单方、验方，潜心钻研针刺、推拿、按摩等疗法，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反复试验，挑治、切割、埋针、埋线等试验操作，创造出“头三角”针治法、“八针一罐法”、“氯奴林”封闭疗法等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技术，他用一根针、一把草，为无数汉、维群众解除了痛苦，努力实现使各族群众“少花钱，能治病”的心愿。他与夫人对有困难的群众，总是慷慨解囊，尽力相助。他前后拿出数百元，为群众解决医药费和住院费困难。
1983年，他因车祸殒身。噩耗传出，群众从数十里外赶来，用隆重的民族习俗悼念他。南疆军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他为“民族团结模范”，号召广大军民向他学习。
四、贤能、巧匠
李天恩（1876—1945）榆林城人。民国时期著名边商及社会活动家。早年在“大有当铺”任店员，为人诚实、机敏。后与胞弟经营边贸，往返于榆林和伊盟之间，开始毕生的经商生涯。他重视信誉，公平交易，深得广大农牧民的信赖。他采取赊买方式，在乌审旗、鄂托克旗等地建立起畜群，逐年兴旺。后又在鄂旗增设两个较大的牧场，发放大量“苏鲁克”（蒙语“代人放牧”之意），牧民获益匪浅。他经营的商号为“天成永”，后发展为八家分号，均冠以“天成”，分布于从榆林、乌拉尔林到宁夏陶乐的辽阔地域内，后被边商同仁推举为“三十六家边商”代表。他仗义轻财，扶危济贫，造福桑梓，不遗余力。民国18年（1929年），他在南关等处设立粥场，为时三月多，耗粮20石，乡亲赖以存活者，不计其数。30年代维修永济桥，他义捐银币500元。修建北桥时，复捐1000元。后在维修榆阳桥、大坝头滚水坝等处工程时，多次慷慨解囊。抗战时期，榆林大军云集，难民充塞，他除承担头等粮秣外，还举办粥场拯救难民。他曾向“抗日后援会”献金50000元，支援抗日救国。40年代初，榆林救济院经费拮据，他资助40000元，被推为院长。以后他有感于“育婴堂”经费困难，自愿逐年捐款扶持，由此公议更名名“私立天恩育幼院”，并被聘为名誉院长。抗战时期，新明楼巷小学被敌机轰炸，他捐款300元维修。晚年多次在家门前散粮济贫，总数达数十石。他对亲友乡邻“好施予，不望报，举凡乡里戚党有援急，或婚丧，周恤不少吝。”40年代，地方绅民呈请政府嘉奖“解推风高”、“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等匾额多方，并被尊称为“李大善士”。
孙寿山（1878—1954）艺名叶孙长，又名孙黄顺。榆林城人。擅长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等绘画，人称“儒笔画家”。民国7年（1918年），他与人合营“长盛画社”。以后应聘担任“惠记工厂”画师，设计地毯等产品图案。城内许多名门望族家中的门窗、围墙、门箱，竖柜、屏风、照壁、中堂、条幅以及建筑物装饰等，大多出自他手。钟楼原由魏云卿设计。出图后，本地建筑工人因缺乏识图知识，无法施工。经他深钻细研，反复琢磨，复制出小样，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终于得以施工，成为古城建筑史上的佳话。他参与了青云寺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寺中的许多壁画、匾额、廊庑、牌楼等彩绘和装饰，均由他绘制和雕刻。原榆林卫生院由他设计，耗用材料与予算相差无几。他在艺术领域中博采众长，在绘画、雕塑、篆刻、土木建筑设计诸方面均有成就，与榆林城“万画”齐名。抗战时期，他曾出于爱国热忱，在榆举办个人画展，进行义卖，得到社会舆论一致好评。
艾润兰（1884—1967）镇川人。早年家贫，半工半读，矢志苦学。宣统二年（1910年）结业于三原宏道书院。民国元年（1912），他到天津经营皮毛生意，获利颇丰。抗战期间，他的大部分资财被日寇掠夺，濒临破产。抗战后期，一度回乡小住。1946年复去天津，重操旧业。他为人正直，讲信用，经营有方，事业日渐兴隆，成为工商界名家，有陕北“皮毛大王”之称。润兰虽在外经营多年，眷恋桑梓之情至老弥浓。他于去世前，嘱咐儿媳将生平辛勤积蓄的部分房产捐献故乡，作为地方教育基金。1989年艾先生儿媳遵照先公遗愿，从天津致函榆林市政府，委托政府将镇川堡艾氏两处房产代为出售，设立“艾润兰奖学金”每年以所获利息奖励优秀师生，激励后学。
释行宽（1885—1942）榆林城北郊人。民国时期本地高僧。他出身手工业家庭。10岁时，入戴兴寺受戒，托身佛门。入寺后拜行振禅师为师。行振为本县“僧会司”首座，修持精深，知识渊博。他得其言传身教，更兼勤勉钻研，数年后，遂通晓经典、法器，为该寺众僧中佼佼者。行振圆寂后，寺务遂归行宽住持。国民革命失败后，军阀割据，本地各大寺院皆遭破坏，惟戴兴寺赖行宽全力周旋而幸存。民国18年（1929），由他倡议，在地方绅士冉心吾、郭式青、贺明堂等赞助下，创办了“戴兴寺贫寒义务小学”。他自任校长，由刘道远（北京佛教学院毕业）任教员，专门招收贫寒儿童入学，免收学费。学习内容，以识字为主，教课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该校前后共办了20余年，开本地佛门办学之先例。行宽法师于57岁时圆寂。
顾志霄（1894—1982）字鸿举，榆林城人。自幼丧失双亲，由祖母抚养。他年轻时经商，多往来于京、津等地。时值“五四”运动前后，他接触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立志振兴地方文教和实业。1918年在榆首办“永茂隆”照像馆。此后，又购回石印机及各类文具，开设了“新明石印书局”和“师竹轩南纸店”，开本地石印之先河。他还是本地书、画、金石收藏家和文物鉴赏家。顾为人乐善好施，多次资助育婴堂。1956年，他率先参加公私合营，带动本行业顺利接受改造。晚年工诗词、杂文。
胡星元（1903—1993）榆林城人。早年即胸怀壮志，从“魁星”、“状元”中各取一字为名，因家贫辍学，到银炉当学徒。后偕他人北上内蒙伊盟谋生，辗转上包头，均不遂意。乃徒步东去北平，投师开车。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到达沈阳，创办“魁发汽车运输公司”，往返于关内外营运。“九·一八”事变后，公司全部汽车被日寇劫去。他孑然一身逃回北平。“七七”事变后，他流落西安，重操旧业，沿西兰公路营运。潼关告急后，他的汽车大部被当局征用，仅返还一辆。滇缅公路通车后，他与友人共筹资金，经成都、重庆，前往香港采购交通器材、医药用品等物资，经由仰光返回大西南，支援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滞留九龙，看守库存待运物资。他以远见卓识用港钞收购市场上抛售的贵重衣物，其后转手居然利市数倍。日寇投降后，他与友人合资在港、美之间从事贸易，经营黄金、股票、房地产，以经营有方，在商贾云集、竞争激烈的香港奠定事业基础。1982年秋，他以八十高龄重返阔别六十多年的故乡。目睹家乡巨变，抚今思昔，感慨万千。返港后不久，致书市政协：“生为中国人，如在外稍有成就，当念及国家与故乡，稍有贡献，此为人民应尽之义务。”旋即捐资近百万元人民币，为榆林创建一座图书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称赞他为：“陈嘉庚式的人物”。省人民政府命名该楼为“星元图书楼”。1985年6月，先生应邀回乡剪彩。1988年，他又捐资人民币90万元，修建了“星元小学”。1990年和1992年，他两次捐资800万元人民币修建“星元医院”。前后十年间，他为振兴家乡文教卫生事业，共捐献人民币1000多万元，为当地空前义举。为了永远表彰先生的功绩，榆林各界人士集资精修了“星元功德牌坊”，。同时各界一致推举先生为省政协委员、榆林市政协名誉主席。，并出版了《胡星元传》和《悠悠故乡情——胡星元先生与榆林》画册，以弘扬其的爱国爱乡高风亮节。1993年8月9日，胡病逝于香港寓所。噩耗传来，家乡人民举行盛大的公祭大会悼念他。
万德雄（1906—1983）榆林城内人。出身绘画、泥塑世家，为“万画”第六代传人。其父万起运工艺精巧，人称“神手”。其泥塑作品，在民国年间经省美专校长王军余推荐，代表国家在旧金山参加世界工艺美术展览，荣获第二名。德雄自幼从父临帖摹画，又赖其父口传手授，得其真传，16岁时便崭露头角。20岁后，随其父塑建青云寺诸神像数年，工艺大进。此后20多年，足迹遍踏陕北、内蒙名刹寺观，制作各类塑象约500余尊、浮雕千余幅，乡人尊称为“万画”。到50年代，其艺术创作焕发了青春，推陈出新，作品体现了时代精神。泥塑《老红军讲故事》在省群众艺术馆展出后，评价极高。苏联专家赞为杰作，并在《星火》杂志上刊印其照片和评论文章。50年代《美术》杂志专文介绍了他在泥塑造型艺术上“眼、手、心”三位一体的美学观点。1956年，他赴北京出席了全国工艺美术大会与天津“泥人张”相晤切磋，互赠作品。此外他还相继制作了《巡逻兵》、《南瓜丰收》、《回娘家》、《猪多肥多》、《天上没有龙王》等泥塑，分别见诸于《人民日报》、《人民画报》、《陕西日报》、《群众艺术》等报刊。1972年，天津口岸公司出口他的泥塑《观音》、《八仙》、《踏雪寻梅》等十多种作品，远销东南亚各国及美国。1979年，他与儿子应省艺术馆之邀，为西安与日本京都结为友好城市彩塑礼品。稍后参加了著名的秦俑复制工艺，解决了武士俑、骏马俑的造型难题。其泥塑分浮雕与立体塑两类：前者代表作有《鹿鹤同春》、《八仙庆春》、《钟馗》、《武松打虎》等；后者有《观音》、《笑世佛》等。此外他在绘画、纸工方面也有一定功力。晚年患病期间，为使其心爱杰作《八仙》造型长留后世，特地制模存世。
朱元娃（1907—1994）名治民，榆林城人。其父朱理成为本地著名木工。元娃幼年入塾，因家贫辍学，随父学艺。他从制做家具起手，逐步向木雕技艺迈进。因得其父真传，雕技日臻精湛，凡山水、人物、鸟兽、花卉等无不栩栩如生，别具一格，为本地首屈一指木雕艺术家。他曾先后给关帝庙、青云寺和白云山道观精雕山水人物匾额多幅，造型艺术令士女香客赞叹不绝。1958年他受地、县党政的委托，携带工具，进京出席了“全国文化技术交流会”。返回西安时，逗留经年，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文化厅刻制了“白菜蚂蚱”和“牧童吹笛”，分别交由全国人大及省博物馆陈列展览。他曾多次应邀到临潼、华山、长安等地雕刻了许多艺术装饰，受到普遍赞扬。他还为本地名胜红石峡修建了门楼和亭阁，为莲花池公园修建了八角游亭。1985年“星元图书楼”竣工时，他义务刻匾二块，并为胡星元先生雕刻肖像一尊，表达敬仰之情。
李子云（1910—1984）榆林著名的金银匠艺人。他出生于城内一个银匠世家。少年时饱尝生活熬煎，未曾入学，以勤学好问，犹能粗通文字。十几岁入杨姓“万镒银炉”学艺。师满后手艺精进，珐琅等高难度制品亦可胜任。解放前在凯歌楼下开设“天保炉”，为蒙、汉群众制作首饰、头戴等，名扬长城内外。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北时，部队首长慕名登门，请他赶制800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图案中有毛泽东头像，颇有难度，他夜以继日，赶制，终于如期交活，受到嘉勉。50年代，他曾在五金社、机械厂工作。其间曾研制成潜水泵、“钢筋饸饹”压面机、铡草机颇得用户好评。他还应白云山的邀请，制作了工艺精湛的大型银质二龙戏珠酥油灯，道士、香客莫不交口称赞。1960年被吸收为榆林科技会员。60年代，“黄委”派专人来榆，请他改制细菌化验器。竣工后在府谷段黄河试验，一举成功。70年代初，他受省、地轻工部门延请，为天津口岸和广交会制作了多种金银首饰工艺品，倍受外商青睐。1972—1973年，他两度与省、地领导及技术同仁到京、津等地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销会。在京期间，他的制品，有些被外商高价购去。他的手艺受到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及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五、劳动模范人物
李生旺（1915—1987）绥德县赵家砭乡人。出身于农家，在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积极支前。解放后在粮站等部门供职，向以勤俭尽职著称，多次荣获模范及先进工作者称号。1953年调至国营鱼河堡农场担任场长。他与征沙治水英雄杨增占齐名，有“北杨南李”之称，更有“沙漠中的两颗绿色铆钉”的美誉。1954年春天，他奉命率领先遣队，跋沙涉水，开赴榆溪河与无定河交汇的毛乌素沙漠南缘，垦荒造田。他身先士卒，风餐露宿，以苦为乐，鏖战风沙。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引水拉沙，车推筐背，修造农田。起初因地力瘠薄，亩产仅一、二十斤。他用苏联集体农庄的远景鼓舞士气，与工人以百折不挠的毅力战天斗地，使产量逐年增加，直到亩产一、二百斤。终于使农场面貌发生巨变，林茂粮丰，房舍幢幢，畜禽满圈，机声震野，出现了“塞上江南”的兴旺景象。《榆林报》专题报导了他领导群众征服沙漠、大办农业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区干部群众向他学习。其人其事，在散文《船夫曲》、《巨人》、《眼睛》等篇章中，均有详尽传神的描述。新闻纪录制片厂还专门为他及农场生产建设拍摄了纪录影片，在各地放映。
李文贵（1916—1966）又名李二奴，榆林城郊北岳庙村人。为陕西省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榆林解放前夕，他配合“和平解放促进会”，带领乡亲们抗粮、抗捐，抵制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土改以后，他在榆林县组织了第一个互助组，为推动全县互助合作运动，起到旗帜作用。他带领村民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1951年被选为榆林县人民代表，并出席了陕西省首届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被授予“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54年，他随同中国农民代表团出访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0年代，他三次出席了省劳模代表会。他还同征沙治水英雄杨增占等一起，访问过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1958年出任榆林镇副镇长。1964年，他主动向组织申请返乡担任村支书，他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移山改河，使该村发生了巨变，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在1966社教运动中，他被定为“富农分子”，开除党籍。同年5月，在一次农田基建中不幸重伤，医治无效逝世。1977年6月，榆林县委为他平反昭雪。
杨增占（1918—1964）横山县粉房台乡人。自幼揽工，1936年加入共青团。1939年入党。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横山县担任过乡长、指导员、公安助理员、区长。1949年调至榆林，历任小纪汗、牛家梁区委书记、县建设科长、农林水牧局长、牛家梁农场场长，被群众誉为征沙治水的“土专家”、“硬汉”。50年代初期，他担任县建设科长期间，指导和参与了青云、刘家坬、谢家坬、牛家梁等乡的水坝布点修建、渠线的勘定，为建立高产稳产田奠定了基础。1957年，他担任县农林水牧局长期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兴修水利，治理沙漠，开发榆东渠”的方案。为了提供可行性依据，他多次深入榆溪河上游东岸沙漠腹地，徒步勘察，广泛调查，创造性地提出“引水拉沙，开渠造田”的计划，得到当时县委书记刘咸珠的大力支持。他经常身背电话机，手执测量标杆，带领民工，深入沙漠腹地勘测。他与工人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以苦为乐，知难而进，与农民技术员共同发明了“以水补水，以沙补沙，边开渠，边拉沙，引水拉沙”的新方法。经历一年多，开凿了一条陕北历史上罕见的“沙漠运河”——榆东渠。该渠长达35公里，修渠征服了600多个沙丘，形成500多个自然海子、200多个人工池塘，造田43万多亩。“运河”两岸草木葱茏，稻花飘香，出现了“塞上江南”。1958年6月25日，《陕西日报》以《征沙治水的硬汉》为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同年他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被誉为征沙治水的“土专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9年，他又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分子代表大会。1960年，他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成员，出访了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1964年，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榆参观了榆东渠，对此评价甚高，认为是改造大自然的样板。他为改变榆林自然面貌，前后拼搏10余年，历尽艰辛，鞠躬尽瘁，1964年病逝于榆林。榆林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确认他为烈士。
党政军要人录
李棠（1865—1924）字镜蓉，榆林双山人。出身小商家庭。幼读私塾，15岁中秀才。19岁赴西安应试，考取举人，后赴京赶考落榜，入北京书馆继续攻读。历时16年，学业大进。尤善书法，参加京都竞赛，名列第七。民国初出任靖边县长。贺兰山哥老会头目高志清，因反对军阀统治，聚集两千余人起义。终因众寡悬殊失败。高逃至靖边，求李棠庇护。李棠自知势单力薄，便说服高解散部下。李棠在靖边执事3年，削减杂税，倡导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捐资办学，救济贫寒，深受百姓爱戴。后辞职回乡时，百姓夹道欢送。李回榆后，各界公推他担任商会会长。其书法在本省与于右任、王雪.齐名，本地匾额多出其手。他与白介征书写钟楼“北临雁塞”、“南控乌延”、“万流仰镜”、“驼峰拥翠”等横匾，为世人称道，红石峡摩崖石刻中“功在名山”四字，为其传世墨宝。
武绩臣（？—1945）榆林城人。出身于匠艺家庭。少时读冬学三年，后辍学在道台衙门当差。业余苦读经史子集，勤练书法。1911年，他参加哥老会，不久又加入同盟会。是年10月2日，他参加榆林杨昆山反清起义，为主要决策人。起义成功后，绩臣掌管文牍，出榜安民，传檄各县。次年四月，杨昆山在奉命赴省途中，被裴宜丞同党诱杀。旋即裴在榆林逮捕了武绩臣、陶小幡等义军首领，严刑拷打，被枷游街示众，恣意凌辱。后经亲友作保，以“年幼胁从，尚无劣迹”获释，不久流亡西安，见到革命党人并勿幕，被举荐为省禁烟局长。后辞职回榆，在井岳秀部担任秘书长、军法处长等职。1936年井死后，他被罢官。清贫如洗，以代人书写诉状、帖对、契约、文书糊口，后忧郁而死。
高舍梓（1908—1992）女，原名高之金，榆林城人，高晴轩之女。1925年在榆林女子小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积极参加党团工作和革命活动。1926年考入榆林女师，不久赴天津、北平就读，在平津读书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运和地下工作。1932年返回故里，在榆林师范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曾介绍一批爱国青年到延安学习。1936—1946年她先后在陕西省教育厅、陕北公学教育处、延安师范、米脂中学、延安马列学校任编审、秘书和教师。1947—1956年先后任松江省教育厅中教科长、松江省贸易局秘书、湖南省工业局科长、副局长、局长。1957—1966年任湖南大学副校长、中南土建学院党委书记、工学院副院长，中南局宣传部教育处长。1972年任广东省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任广东科技局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1983年8月离休。
王俊春 1909年生于镇川薛家庄。少年在镇川小学读书。毕业后因家贫勤工俭学断断续续在绥德师范学校和榆林中学就读。1935年中国大学毕业后，在陕西省建设厅任职。抗日战争时期，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干事会任职。1947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不久退出政界，在西安办小面粉厂，从事实业。期间，他常常捐粮救济灾民和前来投靠他的同乡难民。50年代初，他加入农工民主党后，积极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他生平勤劳俭朴，乐于助人。1993年他缅怀先师李子洲、张季鸾在做人、完成大学学业等方面给自己的教益和帮助，为弘扬恩师们的精神，将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建立“李子洲助学金”和“张季鸾助学金”，每年为榆林地区各中学考入高等院校的2名家境贫寒的学生月出资30元或80元，资助他们攻读法律或新闻专业。
申国藩 女，1911年生于本市镇川瓦岗寨一富户家庭，性直爽，1927年在镇川高小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同党员杨璞（后叛变）、刘述蔚等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并带领一批思想进步的女同学开展妇女解放运动。1933年7月至1935年2月她任中共镇川区委书记。期间，她与镇川富豪艾绳功（艾六少爷）结婚，将家中银洋、布匹等财物捐出资助革命活动。1934年春，镇川党组织创建人之一的杨璞在清涧叛变投敌，随后杨璞伙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李犹龙到镇川“肃反”，申国藩被迫出走，及时寻找上级党组织汇报镇川区委遭破坏的情况，并剪短发、带礼帽女扮男装，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次她参加党的会议后，被货郎打扮的特务尾随追捕，追至米脂镇子湾时，她利用上厕所之机巧妙摆脱特务。解放战争时期，她随解放军先后转战山西、四川等地。1962年任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这年她回故乡在中小学校向广大师生讲述革命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65年任中共成都市纪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一些坏人将她掀下楼，头部碰伤，并长期关押。“文化大革命”后退休，现居成都市。
尤祥斋 女，又名刘芝兰，谢子长夫人。1912年生于榆林城。毕业于榆林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入党。其后经常往返于米脂、镇川、榆林之间，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她曾担任米脂县妇女协进会主席，与学生领袖组织该县广大妇女，废除童养媳制、反对虐待妇女等活动，在该县引起巨大反响。1934年，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次年，在敌人押送转移时，她与难友们在北平西直门外火车站参加了反对政治迫害的“卧轨行动”，由于她们的坚决斗争，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她自己也因长期的囚禁生活而留下终身痼疾。1937年，她带着小女儿出狱后，又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之中。之后她历任安定县抗日救亡妇女协会主席、中共河北省委交通员、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临汾人民医院院长、北京市妇幼保健所所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人事科长。晚年长期担任北京西苑医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现为北京中医研究院顾问。她是全国政协五、六、七届委员。
朱子春 1912年生于镇川镇。1930年入党。先在国民党曹又参11旅当兵，搞地下兵运。后升为该旅连长。1945年，该旅开国民党部队起义之先河，他被提拔为营长。1947年任副团长，驻扎定边。1949年调到宁夏任某部团政委。1953年任银川市委第二书记。1958年，改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局副局长，现已离休。
胡子堂 1915年生于安崖乡。早年当过长工。后参加赤卫队，任过队长。19岁时加入红三团，同年入党。先后任支队长、连长、团参谋长、副团长等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其后担任过某地兵役局长、青岛军分区参谋长等职。
高莉莎 （1916—1969）女，原名高之企，榆林城人。1932年榆林小学毕业后，赴北平在师大女子附中就读。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后，加入共产党。1937年6月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工作，曾任抗大女生队教育干事、队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工作。1969年受极左路线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
王聚贤 1916年11月生于镇川堡一小商人家庭。1929年在镇川高级小学就读时加入共青团。1931年入榆林中学，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在北京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0师715团政治处教育干事、120师独立一旅司令部科长、陕甘宁边区新兵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一纵队民运部部长等职，参加指挥过冀中南北铁路战斗、晋察冀陈庄战斗、绥远包头战役、陕西瓦子街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军队工作，历任志愿军理论训练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54军政治部副主任、副军长等职。先后参加指挥过抗美援朝、西藏平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2年晋升为少将。1970年调地方工作后，任四川省文化局（厅）局长。1981年任四川省副省长，1985年离休。1994年10月3日，因病在成都逝世。随后其骨灰葬于家乡镇川瓦岗寨之山中。
谢红胜 原名成功，1918年生于鱼河峁。1935年参加红军游击队，次年入党。在军中前后担任过特派员、文书、支书、营副教导员、友爱工厂政委、冀东军区军工处政委、热辽军区军工处处长。1947年转业到地方。1948年任营口市纺织厂厂长。1953年任东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1957年任北京部属纺织科学研究院书记兼副院长。1964年任纺织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任中属纺织机械工业总公司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经理。1970年任轻工部机械局局长。1977年任轻工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78年任纺织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81年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国家能源基地规划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田耕民 又名子夫，1919生于榆林城。肄业于榆林职中。早年在北京中华中学上学时入党，当地下交通员。抗战开始，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烟台等地宣传抗日。后南下安徽，参加新四军，任营教导员。1948年被调往大连，开辟新区。1949年出任大连造船厂经理。1956年任旅顺船坞厂书记。60年代初，任大连市机械工业局局长。70年代任辽阳市委书记兼辽宁化工厂经理、总指挥、后任辽宁省委委员。1982年离休，任省顾委委员、驻大连联络组长。他任职期间，积极支持家乡建设，曾先后协助有关部门购买汽车、锅炉、车床等。
高向明 女，1920年生于榆林城。1937年在榆中上学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到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在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富县青救会任科长、主任，在米脂县任乡文书等。1946年起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一野总分社编辑和组长。1950年调北京新华总社国内部做编辑。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总分社任编辑和秘书。朝鲜政府曾授予她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三级国旗勋章。朝鲜停战后于1954年回国。先后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长、副主任。1982年底离休后，先后担任新华社老干部局党委副书记、全国政协党总支副书记等职，参加编辑《革命烈士传》、《新华社60年》纪念画册、《新的起点》等。先后发表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出访见闻百余篇。
胡启立 祖籍榆林市人。1929年出生于河南，1948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入党，同年参加革命。历任全国学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委副书记、固原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的“十二大”当选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又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现任电子工业部部长。
黄碧云 女，1930年生于榆林城。1946年在榆师附小毕业后，随家人离榆，先后到包头、上海等地中学就读。1949年上海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考入上海军政大学。1951年毕业后，被选送到东北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1953年分配到北京空军部队，成为我国首批女飞行员之一。至60年代初，曾为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及越南胡志明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她精湛的飞行技术，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和胡志明主席的表扬。期间，《解放军画报》等杂志先后登载她的飞行照片和介绍她刻苦学习飞行技术的先进事迹。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将她和其他女飞行员们的飞行训练事迹，摄制成专题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1978年她转业到上海电视厂工作。1989年离休后，仍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
革命烈士英名录表
申世俊（1908—1933）镇川瓦岗寨人，少时就读于镇川小学。生性刚毅豪气，好抱打不平。1926年在安定谢子长部加入共产党。1927年随李象九、谢子长发动清涧起义。次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先后任陕北红军渭北支队政治委员及红26军的要职。后在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任营长。1933年在古北口与侵华日军激战中壮烈牺牲。1990年市政府在瓦岗寨村为其建烈士纪念碑。
葛丕茂（1908—1948）榆林市镇川堡人。早年勤奋好学，接触进步人士，思想激进。大革命时期，曾多次冒险掩护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因反抗苛捐杂税被捕入狱。1941年初参加革命。曾任延安贸易公司和延长贸易分公司股长。1946年冬转入部队，在教导旅和六纵队从事供给工作。其后参加延安保卫战及沙家店、瓦子街、洛川等战役。1948年参加西府战役，在甘肃省宁县战斗中英勇牺牲，终年40岁。1988年移葬于榆林烈士陵园。
其妻朱兰芳，于1942年奔赴延安，在被服厂工作。1946年入随军家属队。1948年病逝于山西省5显县，终年42岁。60年代初，移入该县烈士陵园。
徐根竹（1916—1947）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一个手工业家庭。他12岁就进工厂当童工，备受折磨。1931年投身革命队伍。1933年入党。1934年，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在川、贵交界处，腿部负重伤，爬行几昼夜，以钢铁意志穿越深山密林，终于归队。他虽然已成二等残废，仍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卫生学校学医。后以品学兼优，被分配到西北军委第一后方医院三所当医生。1939年又进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进修。1944年，当地流行“吐黄水病”。他亲率防治小组深入群众防治，遏制了该病的蔓延。《解放日报》刊载了他写的科学调查报告，并被命名为“模范医生”，出席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的英模大会。1946年，他任关中分区卫生部长，后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后改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医院）。1947年秋，解放军第二次攻打榆林，该院二所受命进至外围三岔湾前线附近，他在一次抢救伤员中壮烈殉职。解放后，徐根竹的遗体被移入榆林烈士陵园。
薛占奎（1923—1947）内蒙萨旗人。1946年解放绥远省清河县战斗中，荣立战功，同年入党。1947年8月第一次攻打榆林时，他任连指导员。10日夜我军轰开小西门，他身先士卒，率20多名战士突入城中。因后续部队被阻，寡不敌众，进城勇士们与敌殊死搏斗后，大部壮烈牺牲。薛占奎孤身隐蔽于莲花池草丛中抵抗，身负重伤被执，坚贞不屈，绝食抗争，英勇就义。解放后，遗体安葬于榆林烈士陵园。
窦福平（1965—1986）榆林市刘官寨乡人，出身农家。1982年小学毕业后参军。他先后担任过司号员兼通讯员，任劳尽职，被誉为“内当家”。他对业务精益求精，在司号专业竞赛中名列榜首。曾多次获营连嘉奖，并于1984年入团。1985年冬，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祖国南疆，执行对越作战任务。他担任通讯班长，同时呈上入党申请书。他吃大苦，耐大劳，积极完成后勤支援保障任务，表现突出。1986年5月17日他为抢救战友英勇殉国。
榆林市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烈士英名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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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命 ┃ 鱼河镇：王殿祥（连级）镇川镇：刘志新（营级）、赵文兵、刘述相（其它）清泉乡：李应斌（连 ┃
┃地时 ┃ 级）、王怀尚（战士）安崖乡：杜成亮、王生帮、杜成宗、郭团园、卢怀兴、韩元付、杜侯小、房仲元 ┃
┃革期 ┃ （其它）、韩玉仁、杜桂桂（战士）大河塌乡：杨德宏、马成贵（战士）、王姓、白根庆、高兴应、高 ┃
┃25（名）┃ 开则、马兴尚、马辛亥、杨富平（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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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争 ┃ ┃
┃ 日 时 ┃ 镇川镇：申世俊（营长）桐条沟乡：赵继如（排级）余兴庄乡：赵付士（战士）古塔乡：张凤堆 ┃
┃ 战期 ┃ （战士）郭来项（连级）、贺铁拴、卢爱功、王招喜（战士）大河塌乡：焦喜喜、李子元（战士）、白 ┃
┃ ┃ 奔劳（其它）麻黄梁乡：张招发（其它）补浪河乡：李有明（班级） ┃
┃13（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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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榆林镇：阎瑜、王帮彦（战士）刘官寨乡：胡骡高、郭四虎（战士）鱼河镇：李子俊（连级）、王世 ┃
┃ ┃ 清（其它）、李善祥（战士）青云乡：李回（其它）上盐湾乡：高瑞生（班级）、司孝荣、强伏改、叶 ┃
┃ ┃ 长俊、党登芳、张海荣、贺树枝、刘玉宏、高加玉（战士）、朱仲杰（排级）、叶增山、赵宪章（其它） ┃
┃ ┃ 镇川镇：葛丕茂、孙怀全、张忠（班级）、刘绍有、高承斗、薛德长、高风亮、高锡富、温军高、刘柱 ┃
┃ 解 ┃ 元、姚巨银、曹好发、朱福明、薛宫廷、赵太忠、陈喜红、刘述高、朱明祥、申世岐（战士）桐条沟 ┃
┃ 放 ┃ 乡：高志俊、李长胜、田治尚、张生如、尹贤生（其它）、朱生金、任满娃、高志和、梅鸿桂、王加富、 ┃
┃ 战 ┃ 田治富、张丕发、阎步云、王九亮（战士）董家湾乡：席自强（班级）、田治傲、郝丙元、胡金如（其 ┃
┃ 争 ┃ 它）、高吉选、谢成和、刘日有、常显旺、郭加振、席开章、高吉镇、高吉海、席自才（战士）清泉 ┃
┃ 时 ┃ 乡：赵维棠（班级）、白佃厚、刘永贵、刘清才、司万义、高仲清、赵祥税、叶世高、尹增厚、李石有、 ┃
┃ 期 ┃ 叶清智、王治虎、张占表、赵文奇、王尚文（战士）、叶如枝（其它）、白生英（连级）余兴庄乡：贾 ┃
┃ （112）┃ 成保、常日训（其它）、张秀、张之洞、曹玉根、曹战亮、曹玉山、马伏代（战士）、郭维俊（班级）刘 ┃
┃ ┃ 千河乡：屈项娃、李马驹（其它）、屈生如、王仲义（战士）、刘招圈（排级）古塔乡：许德胜（战 ┃
┃ ┃ 士）、王二娃（其它）安崖乡：刘汉银、庞老奴（其它）、韩元堂（其它）、苗生元（战士）、房子胜（营 ┃
┃ ┃ 级）麻黄梁乡：郝黑何、杨聚才、段随应（战士）孟家湾乡：侯润和金鸡滩乡：幕付凯（其它） ┃
┃ ┃ 红石桥乡：边占敖（战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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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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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镇：崔继雄（排级）、高新明（战士）刘官寨乡：徐保国（班级）、陈壁、窦福平（战士）鱼河 ┃
┃ ┃镇：王玉鳌、李发明（战士）青云乡：赵志诚（战士）、王小富（其它）上盐湾乡：叶普元（排级） ┃
┃ 新 ┃ 镇川镇：杨万山（排级）、侯贵兴（班级）、刘裕明（战士）桐条沟乡：李启华（其它）、朱生根（战 ┃
┃ 中 ┃士）董家湾乡：李世华（排级）、马有清（班级）巴拉素乡：邢士儒（战士）、张振贵（班级）清 ┃
┃ 国 ┃泉乡：党会华、张幕旺（班级）、王凤高（战士）、李启有、赵启胜（排级）余兴庄乡：张玉智、张玉 ┃
┃ 成 ┃华、常日招（战士）、马生旺（其它）刘千河乡：王佃棠、米彦海、刘仲秀、祁风军、万世明、刘应如 ┃
┃ 立 ┃（战士）、朱鸿才（排级）、赵世发（连级）安崖乡：张占亮（战士）、郭拴保（连级）大河塌乡：张 ┃
┃ 后 ┃大元、高志科、王金祥（战士）麻黄梁乡：白富仑、薛怀儒（战士）孟家湾乡：李如海（战士） ┃
┃ ┃牛家梁乡：王课如（战士）金鸡滩乡：王二奴（战士）小壕兔乡：王文祥（战士）耳林乡：李文 ┃
┃（59名）┃ ┃
┃ ┃波、张海旺（战士）可可盖乡：马恩祥（战士）马合乡：高温忠、张海生（战士）、曹玉林（其它） ┃
┃ ┃ 岔河则乡：万有明（班级）、李双才（战士）小纪汗乡：贺侯四（战士）、方忠林（班级）红石桥 ┃
┃ ┃ 乡：边占玉、边祥山（战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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