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延安历史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

时间:2015-1-5 17:02:48  作者:天地熹宝  来源:子长县志  查看:361  评论:0
内容摘要:进驻瓦窑堡:安定(今子长县)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十三年(1924),共产党人即在此活动。民国二十至二十四年(1931~1935),先后有9支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与敌对势力周旋。民国二十三年(1934),陕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在境内白庙岔成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
进驻瓦窑堡
    安定(今子长县)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十三年(1924),共产党人即在此活动。民国二十至二十四年(1931~1935),先后有9支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与敌对势力周旋。民国二十三年(1934),陕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在境内白庙岔成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境内大部解放,并和延川、安塞、延长、靖边、保安(今志丹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二日瓦窑堡解放,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于十月三日由延川永坪移驻于此,瓦窑堡遂成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心。
    十月十九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经短期休整后,于十月底经保安东进。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常委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在甘泉县下寺湾村听取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汇报,随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下同),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毛泽东率第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指挥前线作战;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设于瓦窑堡,负责管理前方供给、兵站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军分区。
    十一月七日,洛甫、博古、罗迈(李维汉)、董必武、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抵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数千人至南门夹道欢迎。
    十一月十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下同)。决定西北办事处为陕甘晋苏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主席团,由博古任主席,下设财政部(林伯渠任部长)、土地部(王观澜任部长)、国民经济部(崔田民任部长)、教育部(徐特立任部长)、司法内务部(蔡树藩任部长)、劳动部(邓振询任部长)、工农检查局(罗梓铭任局长)。翌年一月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交际处(伍修权任处长兼秘书长)。
    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陕甘晋省撤销。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马明方任主席)、陕甘省(王生玉任主席)、关中特区(秦善秀任主席)和神府特区(乔钟灵任主席)。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和中共神府特委(杨和亭任书记)。
    十一月十二日,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任委员长,高长久任组织部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长,朱学辉任国家企业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福利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长。嗣后,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全体人员莅会,讨论和修改工会章程,起草《工会选举法》,决定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委员会(同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合署办公)。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接续江西停办时刊期,出刊第241期。
    同月,原苏区中央局改称西北中央局,书记洛甫,下设宣传部(洛甫兼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白区工作部(张浩任部长)、组织部(罗迈任部长),履行中央职责,领导全党工作。
    直罗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前线出发转道安塞于十二月十三日秘密抵达瓦窑堡,中央军委亦随之迁入瓦窑堡下河滩。瓦窑堡遂成中国革命的红都。
    纠正肃反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月前,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拥有红26军;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拥有红27军。二月五日,双方经过协商,在安定周家崄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二月二十一日谢子长逝世后,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
    同年七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先后派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朱理治、原中央组织秘书聂鸿钧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一说中央代表团),领导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处理陕北党“右倾”问题。
    代表团听信郭洪涛等人的“情况汇报”,认为陕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认为陕北形势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九月七日,红25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九月十八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①,程子华被吸收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成员。代表团下令取消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刘志丹等陕甘、陕北红军负责人排挤出主要领导岗位。
    正值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主观武断地认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者是“右派”、“反革命”,从而进行了为时两月的肃反运动。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并派人分别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
    十月初,劳山战役刚结束,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遂以指挥北线作战名义调刘志丹回瓦窑堡。刘行至安塞县真武洞时,路遇赴前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从陕甘晋省委给前线的指示信里看到逮捕红26军和陕甘边领导人名单,他亦名列其中。为使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致丧失,他依原样将信件封好,嘱咐通讯员送往前线,自己星夜驰至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制止肃反。六日凌晨,刘志丹刚进入省委大院,即遭保卫局逮捕。前线遂将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保卫局,并将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领导干部及一些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200余人杀害。②
    刘志丹等60余人关押于西北保卫局(原汇川通商号,今子长县副食公司院)。保卫人员给他们戴以重镣,爬宽不盈尺砖壕,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手段昼夜审讯,索取口供。
    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苏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引发了陕甘、陕北红军与红25军间的误解,陕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从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等人反映的情况获悉陕北正在肃反,且处于步步升级之中,于是派罗迈、贾拓夫带一个连队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罗迈等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郭洪涛、程子华,得知刘志丹等关押于瓦窑堡,随即通过电台向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③并指示王首道(中央保卫局长)、贾拓夫(中央军委总政破坏部部长)、刘向三等先行到达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十月三十日,王首道一行到达瓦窑堡,传达了中央命令,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并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高岗、朱奎、王居德、王家娃(刘志丹警卫员)等18人。
    西北中央局组成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罗迈、郭洪涛为委员。委员会审阅了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提供的案卷,并进行广泛调查,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右派”、“反革命”,强加的罪状不能成立。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平反大会,洛甫主持,博古、邓发、张浩、朱理治、聂鸿钧、戴季英及党务委员会成员和陕北部分干部参加。王首道宣读《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刘志丹等人是无罪的,应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刘志丹在会上发言:这次肃反是错误的,同志们受了委屈,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是非,正确处理的;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希望受委屈的同志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会上由王首道宣读中央《关于戴季英、聂鸿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议》,决定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鸿钧以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听取了王首道处理肃反事件的汇报,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④十二月中旬,关押人员全部释放。
    瓦窑堡会议
    民国二十四年(1935),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中国,对华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中国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尖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继《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亦称八一宣言)后,于十一月十三日在瓦窑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瓦窑堡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联盟;十、对于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十一月下旬,张浩(林育英)奉共产国际之命,乔装为商人从莫斯科转道蒙古到达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报告。
    十二月一日,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少共中央局和陕北省委联合发起成立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筹备委员会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刘少奇莅会并讲话。会议讨论有关提案,选举蔡乾、成仿吾等1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通电全国。
    十二月十七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洛甫居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田家院座西向东,一线5孔砖窑,占地面积441平方米,北起第3孔窑洞为会议室,内设长条木凳、四方书桌等,现展的均为1967年的仿制品。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洛甫主持,欧阳钦记录,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张浩、邓颖超、吴亮平、罗迈、郭洪涛出席。会议主要讨论军事战略、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议通过了洛甫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会议还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一、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二、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三、红军应把位置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两个任务上面,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瓦窑堡天主堂)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由洛甫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出席,中央机关、陕北省委、瓦窑堡市科长以上及各县县委书记共400余人参加。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从政治上批判了“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主动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东征和西征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虽然有了立足点,但陕北“地瘠民贫”,又经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民力疲惫,物资匮乏,红军的兵源补充和军需供应均受到限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与日军实行“共同防共”政策,将山西沿黄河一线20余县划为防共区,并在东岸构筑高碉暗堡,以孙楚指挥的晋军4个旅布防于黄河西岸吴堡一带,妄图阻挡红军抗日去路。西北中央局、西北军委为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诚意和决心、打破国民党封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筹集资金、扩大红军,根据瓦窑堡会议方针决定渡河东征。
    东征部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中旬在瓦窑堡组建,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主力部队有: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红1、红2、红4师;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红75、红78、红81师;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3个团。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东渡黄河后协同红28军作战。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参战部队逐步移至永坪、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集结待命。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赴前线指挥东征。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军委工作会议,对东征进行具体部署。二月二十日晚,东征部队突破黄河天险,从北起绥德县沟口、南到清涧县河口的百余里地段用简陋木船、羊皮筏同时渡河。
    东征期间,后方瓦窑堡开展了广泛的支前活动。一月二十八日,西北中央局为推动与苏区相邻的国统区抗日斗争,在瓦窑堡举行示威游行,红军和地方部队举行抗日反蒋誓师典礼。一月二十九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陕北、陕甘边苏区红军、游击队代表及山西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出席,大会选出宋庆龄、鲁迅、蔡廷楷、毛泽东、朱德等5人为名誉主席,邓发、马明方、蔡乾、白国英等19人组成主席团。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工农商学兵,应不分党派与信仰,大家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会,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团结一致实行抗日救国”。大会宣布成立西北抗日反蒋同盟,选举蔡乾、成仿吾、毕士第等41人为委员,并向全国发出筹募抗日基金号召。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灵柩于二十日运抵瓦窑堡。二十四日,西北中央局及陕北省各界在瓦窑堡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周恩来、博古代表中央致悼词。会后,刘志丹遗体安葬于瓦窑堡南门外刘家渠山。
    五月一日,西北军委在瓦窑堡北祁家湾坪举行阅兵式,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军委负责人洛甫、博古、王稼祥、董必武、张云逸、杨尚昆等就座阅兵台,周恩来致词并骑马检阅部队。
    五月五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完成东征使命撤回河西,于同日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向南京政府提出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部署西征。十六日,西北军委政治部在瓦窑堡下河滩大操场召开庆祝大会,杨尚昆介绍东征经过。二十一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返抵瓦窑堡,周恩来率众至城外黑山寺梁列队欢迎。
    东征结束后,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严重危机,继续调集军队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以嫡系汤恩伯第13军的第4、第89师,晋军第72师另一个旅和一个炮兵团西渡黄河,协同原在陕北的第84、第86师进攻陕北苏区;以东北军第57、第67军及西北军第38军进攻陕甘苏区;以马鸿宾第35师防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马鸿逵新编第7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等地,主力置于宁夏腹地,防堵红军西进。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和封锁,扩大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开创抗日新局面,红军决定向西发展。西北军委命令: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和第十五军团及第81师、骑兵团等1.50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征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进行西征,以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五月十九至二十日,西征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开赴新城堡,开始西征。
    国共合作的酝酿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设立白区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主持工作。根据中共《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精神,确定争取与杨虎城、张学良合作,以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争取西北军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冬,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天津代表南汉宸委托西北军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到南京会见杨虎城,告知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杨赞同宣言内容,希望中共提出合作的具体办法。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中旬,汪锋带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向杨虎城转达中国共产党主张。毛泽东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⑤汪锋此行,是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第一次直接联系。杨虎城以往和共产党的接触,仅限于地区组织或个人,此次毛泽东派专人与他晤谈,他深受感动,遂委托机要秘书王菊人和军法处长张依中与汪锋两次具体商磋。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并于十二月底与汪锋相偕回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双方达成协议是:“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开始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上述四项合作办法经中共中央批准后,由王世英转达杨虎城。”⑥
    与武汉电台联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底,谌小岑经左恭(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征集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介绍,沟通了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系。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以假称的“中共长江局代表”身份,与谌小岑接触。张、谌交谈几次后,谌请张转达中共中央,希望派正式代表商谈。因找不到合适人选,张便充当联络员前往陕北。在瓦窑堡和东征前线,张分别向博古、毛泽东等作了汇报。之后,张往返于南京、上海、瓦窑堡之间,建立了陕北与国民党武汉电台的联系。⑦
    争取东北军工作 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运用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前线与后方、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形式,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25位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与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在前线,红军到处书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标语;在阵地,红军对东北军开展火线喊话活动;在后方,红军对俘虏实行优待政策。
    原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高福源,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二十五日榆林桥战斗中被俘带至瓦窑堡,参加“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学习中共抗日救国纲领等材料,耳闻目睹红军官兵之间团结友爱,感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照顾,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彭德怀找他长谈,高福源表示:抗日救亡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自己完全拥护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高福源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⑧二十五年(1936)一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抵洛川见张学良。张听高的劝说后,当即指定高回苏区,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具体协商。一月十六日,高福源返瓦窑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李克农(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受中共中央派遣于一月十九日抵洛川同张学良谈判,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二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李克农前往洛川谈判。十日,周恩来找到李克农说: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危险,你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二十五日,李克农到达洛川,张学良因事赴南京,由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及军参谋长赵镇藩先谈67军与红军合作问题。二十八日,双方达成五项口头协定:一、为巩固红军与67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67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二、红军同意恢复67军在鄜县(今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67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肤施、甘泉友军起见,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出售,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五、恢复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鄜县等地,67军有保护之责;67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入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并决定本协议于三月五日下达执行。
    三月四日,张学良自南京返西安又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表示赞同双方的口头协定,期望全面合作。张最后提出,请共产党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选派—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议地点在肤施城。五日会谈结束,李克农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央。六日,中央复电嘉勉,要李即日赴山西前线汇报。⑨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汇报,决定派在瓦窑堡的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会谈。
    四月六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甲,敝方代表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于七日从瓦窑堡起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⑩七日,周恩来、李克农携带电台从瓦窑堡动身向肤施行进,八日抵川口,因风雨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于九日上午驾飞机带王以哲、刘鼎至肤施,黄昏时分,高福源带周恩来、李克农进入谈判地点——肤施城内天主堂,参加会谈的共5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会谈达成6项协议:“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三、互相通商。普通购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由张供给;四、中共赴莫斯科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取道新疆赴苏,东北军代表由欧洲赴苏;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67军拟进驻肤施以北;六、张认为红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亦恐不利,不如出绥远。但如果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⑾
    十日清晨结束会谈。周恩来返瓦窑堡与在家领导交换意见后,便亲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
    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发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由于红军对东北军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⑿由此,促使了西安事变爆发,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与南京政府的接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底,宋子文请宋庆龄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转达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董健吾(周继吾),要董携带一封重要信件到陕北面呈毛泽东、周恩来。行前,宋庆龄交董一张委任状,由财政部长签名委任为“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以便通行畅达。董经西安由张学良安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二十七日抵达瓦窑堡,受到博古等人热情接待。博古随即电告毛泽东等人。三月四日,毛泽东等回电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五项具体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⒀三月五日,董健吾携此密件返南京,接通了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年多的联系。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利用一切可能对国民党上层、一切爱国人士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争取工作,并派刘少奇赴天津领导华北工作,派冯雪峰赴上海接通党的联系,至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陕北,上上下下一起开展争取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活动,吴亮平主编的《打回老家去》小报与各地口头喊话相结合,在东北军下层中间影响甚深。
    中央党校与红军大学
    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间恢复中央党校,依江西瑞金中央党校旧例,仍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
    中央党校设于瓦窑堡天主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经中央同意,董必武任校长,成仿吾任教务主任,龙标贵负责总支工作。
    中央党校于十二月初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形势发展需要,开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2期:第1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熟悉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第2期主要学习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全校设3班,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马树良、黄元庆任军事教员。同时开办教员班1个,学员有白栋材、李景膺、吴文遴、马定邦、吉汉杰、姜旭等,在校学员500余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主力红军渡河东征,党校部分师生由成仿吾带队参加东征,党校暂停招生。六月二十一日,中央党校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
    红军大学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西北办事处决定将原中央红军干部团一部分教员、学员并入陕甘红军军政学校,在瓦窑堡成立红军学校,任命周昆为校长,袁国平为政委。旋又改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下同)。西北军委发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指出学校宗旨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中国民族独立与彻底解放。”并确定第1期开学时间为四月一日,后因东征推迟开学。
    东征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当作一项战略任务完成。
    六月一日,红大在瓦窑堡米粮山阎家大院举行第1期开学典礼。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莅会并讲话。毛泽东强调指出:红大要继承黄埔精神,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中共中央任命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周昆为教务部长。学员为各军团选送的排长到军团领导,共1038人。全校分为三科:一科为军师干部,二科为中级干部,三科为初级指挥干部。一、二科共238人,三科为800人。
    阎家大院地处米粮山巅,前院5孔砖窑,后院10孔,并有1200平方米的平坦地带。前院为一、二科教室,后院为三科教室,由于条件所限,教学多在露天平地进行。每逢上课,教员在月台上讲课,学员席地而坐,作笔记只能放在腿上进行。
    中共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时,红大一、二科随迁保安,三科由周昆、袁国平率领迁至甘肃环县木钵镇。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二十日,红大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由保安迁入延安。


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旧址
    苏区政策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始,西北办事处为贯彻落实瓦窑堡会议精神,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局面,致力调整苏区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逐步在苏区内实行。
    在政权建设上,西北办事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十五日公布《西北苏维埃选举法》,与二十二年(1933)在中央苏区颁布的选举法比较,有以下重大改变:“第一,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雇佣工人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也有选举权。第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⒁此外还制定《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基本原则草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
    苏区的土地政策亦作了若干改变。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强调在民族革命战争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决定指出,在苏区土地革命中“应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根据这一精神,毛泽东于十二月十五日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命令,提出改变对富农政策的9条具体规定,指出:“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地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以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削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富农在不违犯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佣劳动之自由”等。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三日始,陕北省土地部为实施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新规定,分批召开贫农团主任会议。一月二十五日,西北办事处土地部发布颁发土地证训令,对分到土地的农民进行土地登记,发放土地证,允许土地自由出租,确定了苏区农民土地所有权。
    在农业方面,西北办事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颁布《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规定互助社组织形式以及工资等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并于当年春季组织开展春耕竞赛活动。
    在工商业方面,西北办事处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二十五日颁布发展苏区工商业布告,号召大小商人、大小资本家大胆安心地在苏区经营工商业,明确规定:取消对工商业的一切捐税,连“关税、营业税等一概免收”。苏区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允许白区商人到苏区自由经营,允许苏区内外大小资本家在不违犯工农民主政府法律条件下投资兴办各种工业,除粮食、军用品外,苏区产品均可自由输出。
    在文化教育方面,西北办事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颁发《关于群众文化教育建设的方案(草案)》,对苏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长远规划,建立新学校,实行儿童免费教育,并组建夜校、识字班等,普及冬学,解决成年人文化学习困难。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西北苏维埃选举法》明确规定:“一切精神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政府优待一切同情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安置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促进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在金融方面,苏区实行独立货币制度。严禁国民党货币在苏区内流通,但可以兑换外汇,以适应财政需要。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始,西北分行发行纸币,办理存款贷款,进行现金管理,坚持开源节流并举,推行募捐制度,以支援战争、减轻人民负担。
    名人轶事
    中央红军抵达瓦窑堡时,正值隆冬严寒季节。仅有800余户人家的山城,人声鼎沸,盛况空前。陕甘晋省委动员群众腾挪窑洞400余孔,锅、碗、瓢、杓及炕席、被褥等万余件,附近群众送猪、羊和小米、面粉、炭至各住处,红军的吃住问题很快得以解决。为确保中央机关安全,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组织警卫团在城北祁家湾山、城西七楞山、城南陈家坬山、城东南黄家山设哨卡加强警戒,秀延、赤源、子长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秧歌队,抬猪羊犒劳红军。
    长征红军来瓦窑堡时大都衣不蔽体,虱子满身,群众纷纷拿衣服给他们替换;头上虱子灭不尽,只得剃为光头,甚至连刘英、贺子珍(毛泽东夫人)、刘群仙等女性也纷纷剃发。⒂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发动工人和城镇妇女昼夜赶制棉衣,不及一月,红军战士全部换装,红军将领着装羊皮大衣。面对战士身体极度虚弱状况,陕甘晋省委发出通知,召号苏区群众“送营养品慰劳红军”,组织民间医生为伤员诊治,并给以妥善的安置。洛甫深为苏区民众的行动而感动,他紧紧握着郭洪涛的手说:“陕北的老百姓真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抵达瓦窑堡。毛泽东住老城正街孙家院,破木桌、长木凳、煤油灯为室内主要陈设。他常常在窑内踱步,噙着烟卷沉思,进餐也往往要警卫员催促。他有时也到院里转悠,但从不打扰其他工作人员。他的住处虽然临街,却很少到街上游逛。他的衣着不比别人特殊,身着宽大的粗布衣服,露着脚趾的布鞋,警卫员陈昌奉说,在人群里谁也看不出他是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洛甫、刘英在瓦窑堡下河滩举行婚礼,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腔说:过去东杀西战没时间考虑个人私事,现在总算有了落脚点,你们的成婚也是我们红军的大事,很好。一次,洛甫夫妇来访,毛泽东调侃道:“洛甫同志,如果你是‘开明君主’的话,那么刘英就是‘开明娘娘’喽。”⒃三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时贺子珍任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所长,住距瓦窑堡5里地的桃园村,工作闲暇时,总徒步来孙家院照顾毛泽东生活,饮食起居,洗衣烧炕她都一一过问。⒄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经永坪赴延长指挥东征,孙家院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居住。
    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返瓦窑堡,住下河滩刘家院。刘家院一线4孔砖窑,毛泽东住左边第2窑,第3窑为会客室,余为工作人员住室。院外为民国初形成的宽2~3米街道,称二道街。一天下午,毛穿一身灰布军装,未戴帽,乌黑浓密的头发,长而且乱,他只身一人走出院子,见几个老头在靠墙处聊天,便凑过去搭讪。老头们见来了首长,便站起来向他问好,他抬手示意众人坐下,自己顺便蹲在旁边。他一字一顿地说:“老乡啊,我们一下子来这么多人,给你们添麻烦喽!”姓赵的老头抢先说:“要不是你们来哪,高桂滋、井岳秀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了。”毛说:“我们红军哪,就是帮咱穷人翻身的,就是不让高桂滋、井岳秀、蒋介石、日本鬼子欺负老百姓,”他边说边打手势,“我们现在的主要敌人是日本鬼子,对待蒋介石,就要像你们陕北人赶毛驴上山,前面要人


毛泽东旧居(刘家院)拉,后面要人赶,还得用鞭子抽打几下,不然,他就要耍赖、捣乱哪!”老头们听乐了,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姓贺的老头将装好的旱烟锅递给他,他拿过火镰⒅连碰几下也没冒火,贺老头要来火镰燃着艾叶,放进烟锅,毛便狠劲吸起来:“你们这里出了个谢子长,败不丧志胜不骄,开辟了这块根据地,了不起哪!闹革命嘛,就要靠大伙齐心协力!”李老头插话道:“只要中央想好的事,我们没说的,一定跟上干。”毛欣慰地说:“这里的老百姓就是好!”
    在瓦窑堡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很俭朴,总和工作人员一道吃大灶,顶好比别人多几根红辣椒。一次警卫员端来一碗小米粥,他一口气喝完后,又从桌上拿干辣椒嚼起来,警卫员倒开水让他漱口,他风趣地说:“我们湖南人哪,可是刀子口辣子嘴喽,用不着漱口。”
    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张云衢部自北向瓦窑堡扑来。时红军主力西征,瓦窑堡仅留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还有部分红大学员。为保中央机关安全,军民奋起抵抗,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要毛泽东迅速转移,毛说: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我们再走。敌已逼近西门,警卫员恳请毛泽东动身,他仍镇静地说:“没关系的,敌从西门来,咱们从南门出去嘛!”敌仗着优势兵力向西门发起疯狂进攻,噼噼叭叭的枪声响成一片,警卫员再次请示,毛问道:“机关都走了没有?”警卫员告诉他全部转移,他才走出刘家院,沿二道街向南门方向走去,当晚宿营李家滴哨,次日离境经安塞至保安。
    周恩来抵达瓦窑堡后,住下河滩背南向北的院子里。刚到瓦窑堡,他便找王首道谈肃反纠正情况,当获知关押人员大部释放时,他高兴地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他找来刘志丹谈陕北情况,刘见面就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是


周恩来旧居你的学生。”周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随后他们一道去见毛泽东,毛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他代表全体释放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第三天,周找来秀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薛兰斌,了解这一带土地革命情况,周说:过去我们被“左”倾路线害苦了,在土地革命中,打击面过大,侵犯了富农和富裕中农利益,现在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你们可要在这点上作出榜样。薛说:我们这里本是穷地方,倘遇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难以维持,这些年国民党军烧杀抢掠,元气大伤,我们一定照中央政策去办一切事情。当薛问及中央机关驻瓦窑堡后有什么困难时,周拍着薛的肩膀说:“很好,很好,你们辛苦了。”
    撤离瓦窑堡
    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张云衢部乘主力红军西征之际,突袭瓦窑堡。为更好地指挥西征,避免同敌进行不利决战,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当天下午2时许,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走出南门,当晚住李家滴哨,后经凉水湾、真武洞、侯家湾到达保安县城。
    张云衢部进犯瓦窑堡时,红30军奉命返瓦窑堡增援,由于路途遥远,二十三日赶到时,中央机关已经转移,但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军长阎红彦率部参战,经半天激战,红30军第262团遭受重大损失,团长何忠瑶、政委冯盛昌阵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令红30军撤出战斗,设防于安定与保安间的十里铺。⒆
    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后,高桂滋部高建白旅遂占据瓦窑堡。
 
①刘华清:《忆徐海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59页。
②盛仁学、张军孝:《中国工农红军各革命根据地简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74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1页。
④杨旭章、高齐毅:《五十年后话长征——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人民政协报》1986年 10月17日第1版。
⑤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0页。
⑥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
⑦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38页。
⑧《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9页。
⑨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8~49页。
⑩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 7月版,第121页。
⑾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52页。
⑿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 7月版,第171页。
⒀唐宝林:《1927年至1935年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9页。
⒂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人民日报》1991年10月6日第5版。
⒃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79~180页。
⒄王行娟:《贺子珍的路》。
⒅一种打火工具,用铁块和火石相撞着火而点燃艾叶,现已绝迹。
⒆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93页。

    欢迎您在“秦之韵 文史”公益网投稿。 (投稿EMAIL:30999626@qq.com 在线投稿

    守护历史责任、践行文化使命         十三朝故都“西安”       旅游同业导航.旅游从业者的入口   

秦之韵 陕西文史 公益网(陕西历史、西安历史) 公益广告

相关评论
秦之韵 陕西人文历史公益网 法律顾问:刘沙沙 | 金牌讲师:刘怡莎 陕ICP证030171号 陕西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