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县县治沿革

   洛南县名称始于隋朝，因县城在洛河之南而得名。而其沿革却可以上溯到五帝时代。

    唐虞（约公元前26世纪—前21世纪初）

   夏商（约公元前21世纪—前11世纪）时期，洛南均属梁州。据《范志》载：“唐虞之间，契封于商。舜之子均九人，亦封于商，号为十商。洛在当时为诸商分壤。”

    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时，洛南原系梁州，后改梁州合于雍州，又合为豫州，属华阳地，称为“上洛”。当时周武王“纵马于华山之阳”，“华山之阳”即指洛南。

    东周（前770—前256年）时，洛南属豫州华阳地，春秋属晋，战国属秦。

    秦时，洛南隶属内史地南境，称为“京畿之地”。

    西汉元鼎四年（前113）置上洛县，治所设在今商州境，辖今洛南县和商州市，属弘农郡。东汉建武十五年(39)属京兆尹，三国时属魏弘农郡。自西汉元鼎四年（前113）至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的554年中，洛南境内均属上洛。

    西晋泰始二年(266)，分京兆尹南部置上洛郡，领上洛县。泰始三年(267)，分上洛县北另设拒阳县，不久即废。时拒阳县隶属上洛郡所辖。

    南北朝时，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在县东40里的武谷川（今古城川）又设置拒阳县，隶属洛州上洛郡。北周宣政元年(578)设立拒阳郡，领拒阳一县，仍属洛州。后周改洛州为商州，拒阳县又属商州。

    隋开皇三年(583)，废郡制而设置州县，以州统县，实行州、县二级制。在废止拒阳郡时改拒阳县为洛南县，属商州所辖。大业十一年(615)，县治由武谷川移到今址。

    唐代(618—907)，地方行政机构始设道制，下设州、府、县，而基本建制仍为州、县二级制。洛南当时隶关内道，属商州。

    五代十国(907—960)时，废除道一级建制，实行以州统县二级制。当时洛南县原属华州，后周时又割属商州。

    北宋(960—1127)，仿唐代道制，不久改道为路。初分境内为15路，后有分有合，分合不一，下仍沿州、县制。当时洛南县属永兴军路，属商州所辖。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秦桧割商之半给予金人。《陕西通志》载：“商之半即洛南县境。”

    金(1115—1234)时，仍沿用宋代的路制，分境内为19路。洛南县仍属商州，先隶属京兆府路，后又改属河南路。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1216)曾改隶陕州，兴定二年(1218)复隶属商州。

    元(1271—1368)时，仍沿用路制，洛南县先属安西路，后改为奉元路，仍隶属商州。后改行省制，另设行中书省，洛南当时属陕西行中书省管辖（指直隶中书省的地区）。

    明(1368—1644)时，降商州为县。洪武七年(1374)洛南县改属华州辖。洪武九年(1376)后，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宣德(1426—1435)以后，全国的州、府、县等分属两京及十三个布政使司，洛南县又属陕西布政使司。成化十三年(1477)，升商县为州，洛南又隶属于商州。泰昌元年(1620)，为避光宗（朱常洛）讳，将原“洛”字改为“雒”字，洛南遂改为“雒南”。

    清(1644—1911)时，仍沿明制，雒南先隶属西安府。雍正二年(1724)专隶商州，由陕西省管辖。

    民国(1912—1949)时期，初沿用省制，省下设道，雒南县属关中道。民国16年(1927)，撤销道制，隶属陕西省所辖。民国24年(1935)，在商县设立第四行政专员公署督察区（系十九绥靖区），雒南属其辖县之一。

    1949年5月，雒南县城解放，隶属陕南区商雒专员公署领导，10月，隶属陕南区商雒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商雒区专员公署）领导。1955年4月为陕西商雒专员公署领导。1964年9月，因“雒”字生僻，经国务院批准改“雒”为“洛”，遂复名“洛南”。1968年9月，隶属商洛专区（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1978年6月，隶属商洛地区行政公署领导至今。

区域开发

    考古资料表明，上古时洛南县气候温和湿润，中心地带森林茂密，低洼地区河流湖泽广布。据《陕西远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文博》1990年第四期）一文所载，1977年发现的“洛南猿人洞穴”系中更新世早期或稍早的洞穴，在该洞穴中不仅发现了人牙化石，同时还发现有大熊猫、貘等脊椎动物化石。这一发现说明，在距今100万年前，洛南猿人即在森林草原的环境中生息繁衍，使用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

    1982年，在梁头塬乡发现了河口遗址，出土了大量石斧、石锤、石球等。这些石器证明在距今8000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洛南的先民们就生息在秦岭浅山中，过着原始群居生活。

    新石器时代初期，先民们已从山地走向洛河两岸，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1970年至1980年在灵口发现的焦村遗址，证明先民已使用磨制的石器（石斧、石铲、石砸器、石网坠、石核器、石片刮削器）、骨器和简单粗糙的陶器（碗、钵、盆、罐、灶）进行农牧业生产和生活活动，并在河旁台地上营造土屋。1979年发现的灵口狗滩遗址、县城的曹洼遗址及石坡遗址证明，仰韶文化时期，洛南先民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因人口增加，他们开始向坪、川、塬地区迁徙，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不断改进，陶器开始出现了泥质红陶，石器通体磨光。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据《畅志》载，“黄帝时‘凤衔图’”（址在阳虚山）、“大禹时‘洛出书’”（址在灵峪口）等奇迹已在洛南出现。据《范志》载，“仓颉为帝（轩辕皇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玄扈洛汭之水（址在眉底乡）。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计文二十八字。后刻于玄扈山石壁，至今拓本犹存。为文字之始。”夏禹治水，曾在洛南东临河南省境内的熊耳山下导洛水入河南，投入黄河。从此以后土地增多，谷物蔬菜和果树方有较多的繁殖。

    商周时期，先民们已开始种植黍、稷、稻、麻等作物，驯养牛、羊、猪、马、鸡等畜禽。从已出土的商代爵杯、鼎等证明先民们已经使用甲骨文字。此时，卢灵关以西、火龙关以东一些秦岭古道已经开通。周武王伐商胜利后，“渡河而西，马放之南山，而弗再乘”，时称洛南为“武王归马地”。至秦代，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励农耕”后，洛南土地得以开发，一些不毛之地成为良田。

    秦、汉、隋、唐时期，农耕发展，人口增加，村落集中，鸡犬相闻，出现了古城、三要、石门、保安、桥耳等小镇。秦时为内史地南境，西晋在武谷川建立拒阳县。隋代改为洛南县后，县城由武谷川（今古城川）移至今址清池川。在关中水利发展的影响下，洛南先后修建了大、小渠水利工程，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一些宏大的庙宇建筑开始出现。

    宋代以后，战乱频繁。金时始在今县城修筑土城，全县集镇时有8个。至明嘉靖年间，人口3.3万人。清乾隆时，由于流民迁入，开垦荒地较多，至乾隆八年(1743)，全县耕地达到41.86万亩，农村经济活跃。

    民国时期，战祸累起，民无宁日，尽管煤炭、陶瓷、矿冶业开始兴起，粮食、药材、木材外运，外地货物相继输入，但苛捐杂税摊派较多，农村经济日趋衰败。

    建国后，洛南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