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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历史

石泉县古今名人

时间:2015-1-26 14:22:48  作者:代峰\编辑  来源:石泉县志  查看:1097  评论:1
内容摘要:安康市石泉县古今名人:白圭(元代)石泉人。至正年间(1341~1368)进士。官职礼部侍郎,掌管礼乐、祭祀、学校、贡举等事宜。为人诚实,办事果断,有魄力,有分寸。死后,奉祀在石泉“乡贤祠”。李芳华明代石泉贡生。官任礼部郎中。为人耿直,为官清贫。死后,被作为乡贤供奉。任大仰明代石泉人。曾担任过湖广德州府通判,协助知府...
白圭 (元代)石泉人。至正年间(1341~1368)进士。官职礼部侍郎,掌管礼乐、祭祀、学校、贡举等事宜。为人诚实,办事果断,有魄力,有分寸。死后,奉祀在石泉“乡贤祠”。
    李芳华 明代石泉贡生。官任礼部郎中。为人耿直,为官清贫。死后,被作为乡贤供奉。
    任大仰 明代石泉人。曾担任过湖广德州府通判,协助知府办理政事;后升任山东兖州府同知。学问渊博,很会办事。当他还健在时,德州、兖州两地就为他建立了生祠。
    张俊迹(1608—?) 石泉县人。明末庠生。当时天下大乱,他避居到山里读书,清初,同石泉县令涂之尧结为文字之交,常常作诗互相唱和。康熙十三年(1674),应石泉县知县潘瑞奇之聘编辑《石泉县志》。他主编的县志,木刻印刷,传入后世。志文记事粗略。他还著有诗文,取名为《悲愤集》,没有刻版印刷。
    叶珏 明代中池河增生。好学又注重操守。孝顺父母,家里很穷。教了40多年书,对功课要求很严格,他的一切行为,都以书本上说的为准。《小学》、《孝经》更是他早晚诵读和教学生的必修之课。他教的学生,不论是不是入了学或中了举,在人格上,都是地方上品德高尚的人。享年70多岁,死在学校里。所有一切安埋事项,他的学生都争着来料理。一些商人农民,虽然不认识他,也拿了香蜡,流着眼泪来送葬。
    朱启园清代人。为人庄重正直,处事谨慎。道光末年,他助捐钱财修筑石泉城墙。同治末年,努力办团练保卫地方。城内缺水,他日夜督工开凿李子园水井。石泉地方官保举,上级奖给他六品职衔。后来,藩台赠他“急公好义”匾额。
    彭懋谦清代石泉县人。广东督粮道道台。任内,廉洁清白,称颂于世。民众称为“彭青天”。在管理全省厘金税时,他将应该得到称余银(交足承包的税收金额后,其余归己的部分)35万两,全部捐给甘肃作军饷。当时,陕西总督左宗棠奏请给彭加官晋爵。彭懋谦印制经、史、诗文方面的书刊30多种(印版存关中书院尊经阁)。光绪十三年(1887),告老还乡,在石泉成立山蚕局,教育和发动民众植桑养蚕。他写的《山蚕易简序》,收载在县志《艺文志》中。
    陈光映 清代石泉梅湖(喜河)人。孝敬父母,治家谨慎严格。同治八年(1869)见梅湖只设有下渡(口)。过路行人很不方便,便捐钱造船,又设立上渡(口)。从梅湖到后柳的道路,在香柏岩一带又窄又险,陈光映便于同治十年(1871)捐资进行修铺。捐钱成立青苗会,以支应往来公差事务,减轻民众的负担。享年86岁。
    李映春 清代石泉监生。光绪三年(1877)大饥荒。他办粥场,给民众发放稀饭。粥厂18个人,全部染上瘟疫病后,他一人在厂里操劳,不怕劳累。
    王万全 清代石泉双嶂人。同治年间,石泉有生员去州、府考试时,常有贫苦的生员,没有赴考的盘缠费用。王万全就把他在杨家坝的40石租课(水田约20亩)的田地,全部捐献出来,作为生员的经费开支。石泉读书的生员,大都受过他的恩惠。后来,废除科举,那份田产即作为石泉县教育经费来源之一。
    黄大顺 清代石泉县署职员,掌管户房(专管户口田地粮赋税)时,有农民完不起纳粮任务,合计有一二十两银子,黄大顺就替他们垫付了,不再发催粮公文交衙役下去催缴,免得衙役们下去骚扰苛索,闹得民众不安。对于怜恤孤寡,救济急难,修桥补路一类善事,他总是尽力去做。光绪三年(1877)大荒,黄大顺主办粥场,因为钱不够,妻子陈氏将娘家陪嫁的瓦房卖了500多串制钱,买了稻谷40多石,为煮粥舍饭之用。
    朱满瑞(1888~1913) 石泉县南区慰斗坝吕贡三之妻,清代刑部副郎朱元勋的二女,中书朱自芳、拔贡朱自芬的胞妹。年幼好学。宣统元年(1909),县令钦佩其品行学问,聘请为女校教师。任教两年,教学有方。宣统三年(1911)出嫁。民国二年(1913)十月中旬,去娘家探亲,返回慰斗坝,途中夜宿梅湖,遇凤翔变兵数百人经洋县顺江而下,大肆奸淫掳掠。朱满瑞急忙换上农民衣服,逃避在山沟里,不料,士兵跟踪追来。她钻进古墓剌丛中,高声向士兵叱骂,拣起石头投击士兵。士兵恨极,向她开枪,子弹打穿她的左肋,当即身亡。经过县知事向上申报后,请求给她旌表建坊。北洋大总统袁世凯题写“郧岩辛苦”4字镌在她家门额上,各县的绅士纷纷赠送挽联。
    朱自芳 又名朱树庭。清末石泉县城关镇人。他勤读善文,知识渊博。清时,为优廪贡生,中书科中专;民国期间,连任陕西第二、三届省议会的议员。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曾“通令各省、县、市,均应立馆纂修方志”。他“代议任满”从西安返回石泉,应县长陈光斗之聘,“设局主任其事”,组织当地知名人士,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修志班子,自任主修兼采编。他说,石泉“迄今八十余载,世态变更,志成凋谢,如不急为续修,则文献何所依据”。他以全副精力投入修志工作。历时两年,于二十一年(1932)完成志稿编纂。这部志稿,从内容到体例,是石泉县建国前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价值最珍贵的一部地方志书。既保留了清代几部县志(康熙、道光)的主要内容,又有民国期间的史料,显示了新志续修的特点,有鲜明的时代转折痕迹。全书共分11卷,现存有手抄孤本。
    郭代藩(1869~1935) 字介仁,石泉县后柳区凤阳乡杨子明沟人。清贡生郭万仞之子。光绪十一年(1885),郭代藩年方16岁,便“身入黉门”考取秀才。22岁时,又中一等举人。他擅长诗词,精通医学,考职取列优等,分发补用巡检,指分湖北,在武昌、郧阳等府作法审员。民国八年(1919)由鄂返陕,在冯玉祥部陆军第三旅任军医正(即主治医师)。十六年(1927),返回家乡,担任总区长,并创办凤阳千佛洞初级小学,自任校长。在办学中,他不计报酬,免费给学生发放课本。学规严谨,学生成绩都较好。十八年(1929),应聘在石泉江南馆女小和石泉第一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兼任驻石军阀部队韩司令的私人教师。宣传爱国爱民,对地方教育事业有贡献。当时省政府授予他“学优则仕”匾额一块,以资鼓励。二十年(1931),他参加石泉县修志工作,担任采访,和朱自芳等人一起,编出4卷《石泉县志》,流传至今。
    张学成(1900~1972)石泉县喜河水家寨人。农民出身,小学文化程度。幼年,拜周登魁为师,学唱皮影戏。技艺娴熟、嗓音清亮,可以唱大嗓黑头,也可唱小嗓旦角,文武场面耍签子,门门精通。是石泉县有名气的皮影戏艺人。建国前,他一直以唱皮影戏为业。解放后在家务农,有时也唱皮影戏。1956年,被选拔参加安康代表团赴省会演,荣获陕西省第一届皮影戏木偶戏会演二等奖。
    李佩雄(?~1950) 又名李弦皋,石泉县梧桐寺人。民国年间,在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出任江苏省民政厅视察员,江苏方岩民政厅视察员,实验县民政科长。回陕后,曾任陕西省区县训练所指导处(后改为社会处)处长、社会处主任秘书,留坝县、旬阳县的县长。在留坝县长任内,曾作过一些抗日救亡工作。弟兄3人。二弟李铁伦(原名李佩文),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化工部部长助理,已离休在北京;三弟李佩金,抗日战争中牲牺。1950年,李佩雄携带家小返回石泉迎丰沟务农,不久病逝。
    许麟阁(1882~1966) 原名许振声。石泉县城关镇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安康中学毕业后,在陕西省警官学校学习,后派任石泉县警佐。宣统元年(1909)担任陕西陆军学校测量员、陕西军队炮兵团军需、兴平县杂税局局长、陕西赈务处委员、陕军第三师副官。民国十六至二十四年(1927~1935)任石泉县建设局局长,浙江地政局、中央陆测局技士。曾两次赴蒙古测量工作。二十五年(1936)后,出任朝邑、大荔县禁烟局长、陕西民政厅委员、石泉财委会副主任。二十九年(1940)以后,一直在石泉经营商业,于城关经销食盐。石泉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带头参加社会活动,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人委会委员、县政协常委。
    袁胜录(1916~1986) 石泉县人,原名袁辅兴,人称“腊娃子”。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安康县政协委员。民国十九年(1930),袁胜录拜师吴玉燕,在杨安荣戏班学艺。二十九年(1940),随安泰戏班在川北、陕南登台演出。次年,在罗正洪戏班当领班。三十三年(1944),返回石泉在抗建剧团(业余)任教师。解放后,他一直在安康县汉剧团当演员。初学戏时,演娃娃生,后专学武生,中年时代改演须生。他口齿爽朗清晰,武功根底深厚,表演准确鲜明。在《碰亭》一折戏中扮演的张元秀,在赴省会演中荣获表演二等奖。博闻强记,在同行中享有“戏母子”之誉称。
    赵新贵(1952~1984) 石泉县城关镇人。高中毕业后,石泉县油漆化工厂招工录取为工人。进厂后,于同年8月,由厂派往邯郸市油化厂学习3个月。他在学习中,十分刻苦,不分昼夜,深钻油化业务,特别是对其配方原料、工艺流程抄记入册,反复琢磨。结业回厂后,带病上班,立即投入产品实验。1976年,终于试产出20吨油漆。1977年,这个厂生产油漆100吨,成为全县工业企业中产值最高、贡献最大的企业。1982年,赵新贵被任命为石泉县油化厂副厂长,并兼任工厂工会主席。他工作努力,事事带头,年年被评为工厂、县工业系统的先进个人。1984年,被推荐为石泉县人民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同年11月15日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病故,终年32岁。
    刘春波(1914~1951) 石泉县长阳乡人,国民党员。民国年间,曾任张飞生部军需副官、石泉县常备队长、石泉县保警队中队长、县自卫团中队长、副团长、国民党石泉县党部副书记长。三十五年(1946),刘春波任石泉县常备队长,强拉民伕,毒打群众,贪污军饷,任意砍伐农民树木,敲诈民财。跟随县长任向午和参议长杨云峰等,镇压凤凰山农民抗丁抗捐暴动。1949年11月,率部阻击解放军,煽惑士兵入山为匪。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剿下,被追缴械投降。1951年5月20日,经石泉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舒钧
    字鲁一。清代甘肃省成纪(今秦安县)人。秦州举人。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奉命补授石泉知县。咸丰元年(1851)五月卸事。在石泉任知县两年有余。
    舒钧一到石泉县,先接替了前任承办的石泉修城工程,整天忙碌不堪。修城工程告竣后,接着就亲手编写《石泉县志》。他发现康熙年间编修的《石泉县志》,“疏讹颇多,难以依据”,必须新起炉灶。平日,除了办理公务外,便专心致志,夜以继日,采编写稿,到了心力俱瘁的地步。他先阅读了《兴安府志》和《汉中府志》,从中辑录石泉县有关旧事;接着便向石泉境内的贤达士绅采访见闻;还从古籍中摘录有关石泉的史料。经过短短8个月的汇集整理,终于编出了《石泉县志》书稿。
    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兴安府知府刘建韶(福州市人),从西安到安康赴任,途经石泉县,在银杏坝(今银桥乡)行馆歇息。舒钧将《石泉县志》书稿,送刘建韶审阅,并请他写了一篇序文。知府刘建韶说:“舒钧是一位很留心吏治的人,也是一位恪尽职守的父母官。过去,他曾以善于审案断狱而闻名于省城。读了他写的志书,觉得人们的赞誉一点也不夸张。治理公事和治理家事一样。如果对家里的情况一点不了解,怎么能把家事料理好呢?要把一个地方治理好,就必须要留心地方志书。”
    舒钧编写的《石泉县志》分为4卷。记事详尽,文字简洁,仿照康对山编修的《武功志》的体例,以人随事将史实和人物记入志书。志书后还附录有《史事节录》和《事宜附录》。舒钧在志书的《前言》中写道:“《史事节录》、《事宜附录》,其非志例之谓。谓夫览山川之险夷,建置之废兴,以及赋役之多寡,税课之因革,人心风俗之贞淫,莫不因时易宜,以为政治之本。……未有不好治而恶乱者,未有不好善而恶恶者。今治乱详于史事,善恶著于事宜,不更为政治之一助乎”。
    舒钧编修的志书,保存完整,是石泉县珍贵的文化遗产。
    张世英
    甘肃秦州人。清光绪庚辰(1880)科进士。朝考二等。引见奉旨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又以知县任用。曾任陕西省甘泉县知县。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八日,张世英署理石泉县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卸事。任职达6年时间。在石泉,张世英看到“石邑贫苦,地当冲要”。每年里,有大量的官员差吏,因为公事要从石泉过境。不论大差、小差,石泉县都要供应他们食、宿、车、船、轿、马、人夫,给百姓增加了很大负担;尤其是石泉县没有马,经常用人来代替马的劳役,所以老百姓感到最苦。张世英“爱民心切,先自捐廉五百金,劝邑绅立里仁局,以供差费”。石泉境内的有钱人户,纷纷出钱出物,筹建起里仁局。事后,有关支差杂务,都由里仁局办理,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
    不久,张世英又发现当地群众好争斗,好打官司告状。于是,他每逢县内庙会、集会,就设立讲所,亲自到场,向民众宣传要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扶老爱幼、精诚团结。同时,他还写有《劝民俗歌》(已失传)小、册子,印发给县内各地,进行教育宣传。
    逢农闲时,张世英还以县署的名义,把乡间的“乡绅耆老”请到城里来,在城里举行“乡饮大宾”的古礼,向石泉的人民群众“晓以敬长尊亲之义。”
    张世英在石泉任知县6年,“治绩颇优,无不出入至诚”。后来,他奉令调往谓南,每年还“拨五百金津贴石泉”。石泉“民感德政,为之树碑,以志不忘”。
    何新三(1853~1909)
    又名何铭,石泉县人。幼时,家境贫寒,生性聪慧。从小对诗、书、易、礼、乐、春秋都学得精透,在石泉和全兴安州,很有名气。20岁时考上了秀才。光绪十三年(1887),学使前来石泉县考试,何新三名列第一,补了廪生。次年乡试以后,赴热河赤峰县探望他的么叔何东阁(希逊)。东阁看他才华出众,就留他在县署里办理文案。因为他工作出色,其它州、县的官员都争着要他去协助工作,但都被东阁一一回绝。随着何东阁的工作调动,他先后又到滦平、丰宁等县办理文案。其子何毓峰成人后,由法部调到河南去作官。何新三赶到儿子的住所,告诫儿子说:为官要勤、慎、廉、仁,不能改变何家清廉俭朴的家风,要象么叔何东阁那样,始终吃粗粮、穿布衣,不摆观察使的架子。何新三在山东时,德国人想开办山东的煤矿,当时的山东巡抚,不愿权利外溢,就劝导山东的绅商自己来开发煤矿。但是,一些豪族富商,唯恐别人知道他有钱,不愿给钱投资出来经营煤矿;一些人又自恃有钱,摆出富翁的架子,想趁机钻进去,抓权夺利,吸精吮华;还有一些人认为投资开发煤矿,振兴山东,与他无关,而以冷眼旁观。何新三挺身而出,毅然拿出数百万两银子,投资开办淄川的煤矿。而且事事躬亲,不辞劳苦,亲自带领几千工人,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地进行生产。由于他管理得法,经济上也取得很大效益。
    李翰章(1976~1954)
    又名李云青,俗称李和尚。石泉县曾溪乡人。父亲除务农外,兼营“跳鱼船”、守鱼棚子。母亲耳聋,李翰章常随母亲上街卖鱼,维持生计。卖鱼时,经常遭受毒打,受尽权贵的欺辱。长大成人后,投入县衙门,在壮班当差,经常往返西安,向省城送鸡毛文书。在西安,认识了张凤翙。张见他身强人壮,有军人风度,便收为亲信,跟随保镖。
    宣统三年(1911)十月,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成功。消息传到陕西,李翰章跟随张凤翙,在傅二姐家举行了三十六友结拜盛会(李翰章排行第五)。西安反正时,他担任秦陇复汉军攻城(西安城)的先锋,手提大刀,带兵攻打南门,获胜后,又冲杀北门和西门。复汉军作战英勇,清军溃散潜逃。李翰章作战有功。张凤翙(当时人称张大帅)任命李翰章为延安招讨使(府第设西安南院门)率领四十八竿旗,辖管四十八营队伍。任职后,他终日抽大烟,喝酒,不问政事。
    民国二年(1913),李翰章回石泉祭祖,石泉县城的市民放鞭炮,挂“过街红”,热烈欢迎他荣归故里。民国三年(1914),北京袁世凯派陆建章督陕,排走了张凤翙,李翰章也交出了军权,勉强在西安度日。民国八年(1919),因经济拮据,生活不能维持,便又回到石泉,和岳父(朱自洪)一起过着贫困的生活。十五年(1926)岳父去世,生活无靠,世人冷眼相看,说他是“脓包”。十八年(1929),他万念俱灰,戴发修行,在古堰滩古源洞庙当了和尚。每日饮酒,浪游古堰。1952年,张凤期时任陕西省副省长,念私交邀他去西安度晚年,他未回信,不表态,悻悻然留住庙中,直至1954年病逝。
    李如兰(1879~1934)
    又名李香亭,石泉县中池河人。幼苦读,19岁中秀才,后赴省参加乡试,未中,回到迎丰乡蔡姓祠堂设学馆以教书为生。后来,在迎丰乡开点心铺,因不善经营,蚀本破产。他立志弃商就学,以官费考入陕西省高等学堂。在校每次考试名列前茅,都称他高才生。
    他在学堂就读时,常与同盟会会员往来,看过很多进步书刊和报纸。辛亥革命发生后,李香亭曾加入该校组织的学生军参加反正,十月十三日与起义军协同作战。在攻打满城(西安皇城,为清贵族官员住地)中,他身先奋战,毫不畏惧,为军士所称赞。
    辛亥革命后,他率先剪辫,劝放足。民国二年(1913),他应石泉新学堂堂长李行皋之邀,共同筹办石泉高等小学堂。四年(1915),李行皋辞职,推荐李香亭为堂长。学堂后改名为石泉县立高等小学校,他为第一任校长,并与政府协商,暂以屠宰税、牲畜税为学校常年经费,以地丁税作为创建学校的基金。 十六年(1927),学校共毕业6个班,合计100余人。学生中有周雅颂,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当时学校教具缺乏,他亲自制作教具。他教算术,把算法编成歌诀,教自然课,尽可能作实验,常到野外采集标本。教地理时,以绘图为主。如教中国地理,让学生各自绘出分省地图,剪去四界边缘,再按各省位置拼成全国图,然后与购置的全国地图比较,找出差异,订正知识缺陷,加深记忆。他还兼任体育教师,购置足球,哑铃等器械,促使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民国十五年(1926),他任石泉劝学所所长兼石泉高等小学校校长时,在池河(马池镇)筹集资金,修建校舍,建立石泉县第二高等小学校。
    许发礼(1878~1927)
    石泉县凤阳乡杨子明沟人,一贯以农为生。他家原有3亩土地、3间瓦房,全家4口人相依为命。当时,苛捐杂税繁重,打下的粮食不够糊口,生活无赖,他被迫卖掉2亩土地。民国十年(1921),许发礼当选为当地第一届乡约;两年后,他又连任第二届乡约。在任乡约期间,每遇民事纠纷,总是主持公道,深受民众信任。
    十三年(1924),地方绅士陈立成当承办员,在乡下收缴酒税、屠宰税。对于交不起税的农民,陈立成就用烘桶吊在脖子上,或用铁链锁住脖子拉出去晒太阳的办法来惩罚农民。许发礼气愤不过,带领农民起来抗捐抗税,先抄了陈立成的家,后杀了陈远泽、陈显耀,迫使陈立成闻风而逃。
    十四年(1925)秋,石泉县衙来了9名委员和衙役,住在赖家店子,在凤阳拉夫子、催款子,他们捆吊甲长,毒打群众,横行乡里。许乡约亲自带领团丁50余人,包围了赖家店子,逮住了7名委员和衙役,拉在杨子明沟口,除跑掉2人外,其余5人就地砍死。从此后,县衙的人再也不敢到凤阳要夫逼款了。
    十六年(1927)2月,石泉县衙以陈光斗为首带领一连队伍,赶到杨子明沟,烧了范修业(团丁副团长)的房子,范修业当时也被烧死,接着又烧了陈能际(牌头)和许发礼的房子,逼得许发礼无家可归。许发礼便和代恩福、刘德高、周定财、刘凤坤等人将凤阳台的团丁200余人,全部拉上山,和当时抗暴的农民首领郑克斗联合一起,进行抗捐抗税反暴斗争。
    当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许乡约和郑克斗聚驻在三台寨上,准备第2天去石泉咀,踏张副官的营。不料,当天晚上,三合寨就被吴新田部队围得水泄不通。当时,寨上的武器只有生铁士炮、土枪、戈矛。大炮手刘德高炮击坚持2小时阵亡后,山寨失去了抵抗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兵力悬殊,团丁全被击溃,许发礼和郑克斗等9人被捕。
    二十七日早晨,吴新田部将许乡约和郑克斗等人,一起押往汉阳坪江对面的阮家南河滩上。许发礼被解肢惨杀,残尸抛入汉江。
    郑克斗(1888~1927)
    石泉县后柳乡人。家靠租种油房坎渡船会几亩薄地过日子,当时,地方上苛捐杂税重,百姓生活困难。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二日,郑克斗和几个庄稼汉子商议,要拉团练、打款子,进行抗捐斗争,大家都赞成。六月三日,庄稼人“游水”到仙鱼洞。郑克斗带头,用土枪打死了仙鱼洞无恶不作的恶棍张协林,为地方除了害。农民纷纷而起,自愿要参加郑克斗的队伍。郑克斗拉起团练,自任团长。县知事陈光斗派6名差人,拿着铁链和火签,拘拿郑克斗。当差役到达油房坎时,郑克斗带团练捉住差役,拉到泰山庙,捆吊在大庙屋檐下,用梭标挖眼割舌后,才放回县。
    八月间,郑克斗全家6口人,随团练上了马蝗寨。当时驻扎石泉吴新田部队的贺德昌旅长,带着队伍攻寨子。郑克斗指挥大家用鹅卵石朝下打,又用土炮向下轰。从早上打到中午,吴军攻不下寨。吃午饭时,吴军停止攻寨,分成两摊子,忙围着吃饭去了。郑克斗瞅住时机,指挥农民李宗鼎和他父亲,把土炮瞄准吃饭的队伍,放了两炮,炮声一响,两堆士兵就被打得喊娘叫爹。当天下午,郑克斗把团练又拉上太平寨。
    九月间,吴军从高川、喜河、中坝河、筒车坝调集大批部队攻打太平寨。太平寨上,有团练100余人,土炮三、四门。郑克斗指挥团练们有枪的开枪,有炮的开炮,没有武器的就朝下扔鹅卵石。激战一天,吴军没有攻上寨子。第二天吴军继续攻寨,团练死亡3人,郑克斗也受了伤,一颗子弹从左脸打穿到嘴边,打掉一排牙齿,下巴和上腭也脱了节。他不下火线,用手巾托着下巴,继续指挥战斗。
    十六年(1927)三月二十三日,郑克斗一家6口人上三台寨。二十四日晚,吴军偷袭山寨,先杀放哨的团练,接着枪炮齐鸣,喊声四起。团练们在郑克斗的指挥下,迅速抬来两根炮,每根炮里装了两升火药,捧上两捧铁砂,装好放在炮口,炮响后,吴军死伤无以计数。三月二十六日早晨,吴军伤亡惨重。吴军点起火把,要烧寨子,郑克斗对妻子说:“你把小女背在背上,带上儿子,我们还有两把马刀,背靠背地杀出去。”话刚落音,吴军一个姓彭的营长,带着队伍从庙门蜂涌而入,逮住郑克斗;同时,把在庙里搜出来的9名受伤团练全部用枪打死。
    三月二十七日晨,吴军割断了郑克斗的脚筋。第二天,吴军抬着郑克斗,押往县城。郑克斗在石泉监狱被关押3天后,押往汉中被吴军枪杀。
    李建业(1880~1941)
    又名李厚安,人称李么老爷。石泉县曾溪乡庄房村人。7岁起,进私塾攻读诗文。聪明伶俐,热爱拳术,好与学友争强斗胜。光绪二十四年(1898)听说武汉桐油价格昂贵,便瞒着父亲,弃学经商,在后柳各油房赊了1000担桐油,雇人租船运往武汉。他以每担桐油5块银元赊进,100块银元售价销出,共获得毛利润95000块银元。随后,他得知槲皮可制栲胶,便同时招聘工人土法生产。虽然也制造出了栲胶,但胶质粗劣。于是,他便在广东又开办了一个纯胶提炼厂。50公斤栲胶,只耗费8块银元的成本,却可赚得342块银元的利润。从此成为石泉县有名的富翁。后来,他以10万银洋捐献给冯玉祥将军,充作军部的抗战经费。
    李建业热心办工业。在石泉,他还开办了合溪乡的火纸厂、中坝乡造纸厂,在石泉县城办有“李记”钱庄。
    陈传霖(1901~1978)
    字雨皋。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读书,民国十一年(1922),先后在本乡、本县小学校担任教员。十三年(1924),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肄业后,十六年(1927),担任石泉教育局局长。在任职期间,积极培育师资,振兴地方教育,宣传进步思想。十七年(1928),在川陕边防军二旅政治处任上校处长。同年,又返回石泉,在石泉县政府任教育局长和政府秘书。二十一年(1932)在城固县立中学、南郑省立五师实小、省立兴安师范学校、省立汉中女师担任过校长和教导主任。
    二十五年(1936)“西安事变”后,陈雨皋等人组织联络工作组,12月16日赴华北,联络群众团体,宣传张学良、杨虎成“八大主张”,宣讲“西安事变”,开展抗日救国工作。次年2月,陈雨泉返回西安,在三原见到叶剑英,并受到热情接待。3月4日,陈雨皋赴延安,住南关招待站,收到毛泽东主席写来的“请陈雨皋同志来我处一谈”便函,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身世和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回西安后,在省教育厅担任义教督学。二十七年(1938),赴抗日前线——山西中条山三十八军,任干训班军官队少校政治指导员兼军士队教官。干训班的教材采用延安抗大的政治时事教材。他在部队轮训了一大批军官、军士。全军将士朝气蓬勃。两年时间,粉碎了日寇对中条山地区的11次进攻。二十九年(1940),陈雨皋任三十八军参谋处第三科(人事科)科长,他依靠中国共产党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对全军中下级干部进行全面调整,安排了不少地下党员担任军内各级领导职务,对这支部队的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蒋介石以“异党”嫌疑为名,调陈雨皋等37名军官去洛阳干训团“受训”,后经赵寿山多方活动,才准于“免训”,就地免职。
    三十三年(1944)因病回家务农。三十八年(1949)农历九月被捕入狱,先后在石泉、安康、汉中、绵阳等地受过酷刑。解放后,他出狱到西安,历任陕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厅副厅长、交通厅副厅长等职,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第三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常委。
    易秉坤(1899~1981)
    字厚庵,石泉人。7岁入私塾,后在石泉县城高小上学。民国六年(1917)考入陕西省督军陈树藩开办的私立成德中学。他在校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良,誉为陕南才子。
    十一年(1922),易秉坤考入北京私立燕京大学,加入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成为该社社员,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十四年(1925)家庭经济拮据,申请退学,受聘于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当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延安党小组改建为特别支部,直属陕西省委领导,易秉坤担任支部组织委员,并同时出任国民党肤施县(延安市之故称)党部组织部长。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理论,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斗争,发展农民运动。
    十六年(1927)正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延安特别支部扩建为延安地委。易秉坤担任延安地委组织委员,负责延安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后蒋介石电令延安驻军高双成解散了延安四中。高双成将易秉坤等人武装押解出境。易秉坤几经艰难,返回石泉。在石泉县,他应县教育局长陈雨皋的邀请,承担小学教师讲习班的讲学任务,并协助陈雨皋主办《石泉政闻刊》,揭露黑暗,宣传进步。刊出3期被迫停刊。十七年(1928),易秉坤在汉中省立第五师范任教。由于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两次电令缉捕解省,被迫逃出陕西又赴北京燕大复学。二十年(1931),燕大毕业后,他应汉中第五师范之聘,出任该校教务主任。次年春,又任汉中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同年12月6日,汉中城防司令申及智率部包围五中,将易秉坤逮捕,准备就地活埋时,经陈雨皋等人多方营救才被释出狱。二十三年(1934)八月,易秉坤在西安第二中学任教。接着,又先后在汉中女子师范学校、西安市乐育中学任教。
    三十四年(1945)春,易秉坤返回石泉,在石泉中学任教务主任。三十六年(1947)九月,被推举为石泉县教育款产委员会副主任。石泉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西安乐育中学、第九中学、第二十三中学和二十九中学任教。
    范国卿(1910~1945)
    石泉县长阳乡福兴村农民。父亲范发廷,母亲肖氏,依靠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每年交地租20余石)。兄弟3人,大哥范国恩,在池河街以开药铺为业;弟弟范国志,一直在家务农。范国卿排行第二。
    范国卿幼年时,聪明好强,勤奋好学。在凤梅乡高洞子私立学堂上学,品学兼优,深受先生的器重。读书5年,后因家庭贫困辍学务农。
    范国卿性格刚直,为人正派,在乡间爱打抱不平。他体魄雄劲,壮实有力;同时,他又胆量大、枪法准,是遐迩闻名的好猎手。他热心帮助贫苦群众,农民对他十分敬畏;地方保甲人员不敢随便抓他的壮丁。民国三十三年(1944),他同任侠、李大兴、李大勇等人共饮雄鸡血酒,盟誓结拜为兄弟,决心团结一致,帮助穷人,抗丁抗税。
    三十四年(1945)正月,范国卿的妻哥胡诗民,被保队副江新弟抓去当了壮丁。范国卿立即邀集凌善荣、黄文伙、杜子义等18人,于6日清晨,在长阳沟口,追上正在押送壮丁的江新弟,抢回了胡诗民。事后,国民党石泉县政府下令通缉范国卿等人,迫使范国卿等扛着锄头,背上猎枪,上了凤凰山。
    在凤凰山上,范国卿聚集20多名农民,伐木作棚,开荒种地,一面生产,一面继续进行抗丁斗争。后来,汉阴、紫阳、西乡、镇巴、镇安、柞水等县的青年农民也闻讯赶来,参加了农民抗丁队伍。队伍立即扩大到600多人。大伙一致推举范国卿任主席、胡德臣任副主席兼任团长。全团下属4个大队。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凭着猎枪和大刀,击败了国民党政府的几次围剿。
    同年5月,国民党石泉县长任向午、县参议长杨云峰对范国卿农民武装队伍恨之入骨,武力围剿不行,就假以和谈方式,托人带信,于5月30日,将范国卿、黄文伙、凌善荣等农民首领,诱骗到池河街上,说是要诚心进行和谈,并准备答应提出的一切条件。6月1日,范国卿等人到了池河,任向午、杨云峰乘其不备,突然下令予以逮捕,就地将范国卿等人在池河街头杀害,并悬头示众。
    杜子义(1912~1984)
    石泉县长阳乡长顺村农民。父母早逝,家境贫困,从小就和哥哥靠打点工糊口度日。他性格豪爽,见义勇为,经常济贫扶困,好打抱不平,邻里乡亲十分敬畏他。他先后5次被国民党拉壮丁。在军营饱尝了国民党军官的欺凌,先后5次开小差逃回了家。
    杜子义的大哥、三哥被夏保长拉了壮丁,死在国民党军营。民国三十三年(1944)初秋的一个夜晚,杜子义带着10多个农民,乘着朦胧的月色,把夏保长的住宅包围起来。杜子义冲着屋里大声喝道:“夏保长,出来!”夏保长从梦中惊醒,吓得钻进床下,夏保长的父亲一面撒谎说儿子不在家,一面从窗口直朝杜子义跟前扔银元,想保儿子性命。杜子义撞开大门,进屋把夏保长从床下拖了出来,当即就处死了他。这件事惊动了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杜子义。三十四年(1945),杜子义参加范国卿领导的凤凰山农民抗丁武装队伍,担任武装队伍的大队长,带领农民兄弟进行抗丁抗捐斗争。
    三十四年(1945)正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石泉县县长任向午带着部队,兵分三路直朝凤凰山杜家湾扑来,扬言要活捉杜子义。当天,雾很大,任向午坐在滑竿上,由保长带路,士兵随后,正向凤凰山行进。隐藏在林子中的杜子义,点燃土大炮,轰地一声巨响,打断了一根碗口粗的枫树,直落到任向午身旁。任向午吓得从滑竿上跌落下来,急忙丢下滑竿,慌慌张张地逃跑了。杜子义带着农民兄弟,继续用猎枪、土炮射击,保安队抵抗不住,也跟着县长溃逃。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杜子义闹壮丁,手中大炮六十斤,轰隆一声震天响,任向午吓得哑了声,乡丁保丁各自弃逃不要命。”
    5月下旬,县长任向午假以和谈方式诱骗农民首领范国卿、杜子义等人下山谈判。范国卿决定下山,并邀杜子义一同前往,杜子义执意不去。结果范国卿一到池河便惨遭杀害。后来,不少人退出了农民武装队伍。杜子义东躲西藏,在山上隐居了起来。
    石泉解放后,杜子义迁居在后柳镇仙鱼村,从事农业生产。他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农忙务农,农闲打猎。1977年,不慎失火,烧了荒山,被判刑入狱。1979年,释放出狱。1984年在家病逝。
    韦荣荫(1920~1945)
    字子候,石泉县城关镇人。幼年时,父亲韦永青病逝,由伯父占青(字松如)抚养成人。家中有课地13石,还开设有银匠铺,经营有酒坊。
    少年时期,韦荣荫在石泉县城就读。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考入兴安师范学校。在学校,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用壁报、传单、讲演等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对日投降政策。二十七年(1938)春,中共陕西省委派王力到安康发展党的组织。5月,经刘文彬介绍,韦荣荫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学校毕业返回石泉,应聘在石泉大北巷高级小学任教。二十七年(1938)十二月,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来石泉,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韦荣荫当选为工委委员,负责工委的组织工作。翌年1月,工委书记董明钦离石去陕北,韦荣荫接替书记职务。
    地下党员刘华(当时任中共安康地委组织部长)在汉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被捕。韦荣荫积极筹集资金,营救刘华脱离虎口,免遭迫害。
    二十九年(1940)正月,韦荣荫在县立池河镇小学任教,这一年5月13日,中共安康地委机关(设紫阳县芭蕉口小学)遭到破坏,党组织与上级失掉联系。韦荣荫遵照省委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保存实力”的白区工作方针,领导石泉地下党员,相机开展了隐蔽斗争,使石泉的地下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为党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三十年(1941)二月,国民党石泉县党部以“异党”嫌疑逮捕了地下党员李美如、罗锡九、何嗣哲、黄朝宗、张如、毛受权、姚儒森7名年轻教师(群众称为“七君子事件”)。韦荣荫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党团之间的矛盾,借用当时来石泉筹备三青团石宁分团的省青团部汪孔敫的名义,拟电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三青团部、省教育厅控告石泉县党部书记王北屏迫害无辜教师的罪行,迫使王北屏将人释放,营救成功。
    三十一年(1942),韦荣荫受聘到石泉县立后柳镇小学任教导主任。他积极支持青年教师黎世奎、陈定海、汪德福等,控告后柳镇长刘仁镇横行乡里、贩卖大烟的罪行,伸张了正义。
    三十四年(1945),韦荣荫调国民党石泉县政府民政科户藉室工作,去西安参加户藉训练,回县还未到职工作,就一病不起。5月19日,因病逝世,终年仅26岁。
    范友堂(1898~1952)
    又名范纪勋。石泉县城西沙河人。父亲范大正(字直卿),清秀才。兄弟5人,范友堂排行第三。
    民国四年(1915),范友堂就读于石泉县高等小学校。九年(1920)夏,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上学。十一年(1922),又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备科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经济系。十四年(1925)冬,父亲任石泉县参事室参事时,被地方邪恶势力暗杀于家中,范友堂遂辍学回家料理丧事。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范友堂曾担任过系报主编,在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杨昌济等人的思想影响下,接触到西方文化和进步思想。
    十六年(1927),范友堂担任国民党石泉县政府财政局长。十八年(1929)十月,军阀吴新田率部离开陕南,张维玺部进驻石泉。当时石泉有邹成林、李景北、李明章等人控告范友堂有“贪污”恶迹,遂将范友堂、副局长唐汉耀投入石泉监狱。同年,国民党省政府责成省财政厅、西安市、长安县等组成“清算组”,又将范友堂解省,并将他任内所有帐簿、公文及支付单据,装箱运往西安。经过3个月的清算,结果收支清楚,没有分文贪污。省政府决定立即销案,开镣放人。范友堂回县后,言语呆板,神志迟钝,退居田园,在家以渔猎自慰。
    十九年(1930),杨虎城驻汉阴部陈金山登门顾访后,范友堂又出任该部副官。两年后,为奉养老母,卸职回家。
    二十二年(1933),杨虎城部三十八军驻汉中,军长孙蔚如令各县成立保安团。石泉王伯口任团长,范友堂担任保安团副团长。这一年,范友堂还让出自己的住宅,拿出经费,招聘张勋臣、李尧初、张世诚等任教,在盛家桥办起私学。入校学生有四、五十人。二十九年(1940),石泉县奉令成立初级中学。筹委会公推范友堂主持筹办工作。在筹办期间,他只带1名公务员,住在荆棘丛生,荒冢环绕的“山陕馆”里,从事筹措经费,征收地基,修建校舍,招聘教员工作。三十年(1941),从本县、汉阴、宁陕招生100名,办起了石泉县立初级中学。范友堂担任中学校长。后来,他推荐杨云阶任校长,自己担任教导主任。
    三十三年(1944)秋,石泉县成立临时参议会,范友堂担任副议长。三十五年(1946),退居乡下,过田园生活。解放后,范友堂参加了石泉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随后,他又参加了镇反、土改、查田定产工作。土改时,他的家庭定为地主成分,本人为开明士绅,为人民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吕贡三(1883~1950)
    本名吕献金,字贡三。石泉县熨斗坝人。幼年时,在熨斗坝和西乡县读书。民国九年(1920),任西安警察东署署长职,后任平利县县长。十四年(1925),其兄吕献杰(驻京议员)染疾病故,吕贡三遂去北京处理善后事宜,并候缺谋事。由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在京2年,谋事未成。十六年(1927),吕贡三返回石泉,历任宝元钱局局长,财政局长等职。二十一年(1932),担任石泉县保安团团长。当时,警二旅张飞生曾许吕贡三以旅参谋长之职,吕贡三无意军界,未赴任。二十四年(1935),吕贡三辞去保安团团长职务,推荐杨昆生接任团长,自己回到熨斗闲居。
    吕贡三在熨斗坝开有染坊、磨坊、油坊等手工作坊,还兼收地租。他热心于地方教育,常常过问学校教务。每学期开学,他开办筵席,为新聘教师接风;学校放假了,他又设席款待,为教师送别;他还亲临教室听课,考察教师才智高低,以定夺新学期教师的辞聘。只要是读书人、戏曲艺人或有名气的医生,路过熨斗,他都要盛情款待。
    吕贡三嗜好听戏、唱戏,生活清雅恬淡。对家庭内的纷争,热心出面决断。但对于政事总是谨慎持重。晚年,他自撰一联,悬于中堂,联曰:“无官守无言责不问不闻新政事,有薄田有残书半耕半读旧家风。”
    王模(1908—1987)
    字范堂,号懿斋,石泉县后柳镇人。10岁时,就读于私塾,后在石泉县第一高小读书。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考入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任排长、连长。二十五年(1936),又被保送到武汉军校学习。返队后,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
    “七·七”事变时,王范堂正在武汉军校深造。他接到停止学习、立即返回部队的命令,重新担任国民党二十七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职务。二十六年(1937)九月,部队在向太原转移时,他参加了著名的娘子关歼灭战。次年阴历3月,王范堂所在二十七师,以及三十师、三十一师奉命沿台儿庄外的运河,布防固守。二十七师驻守台儿庄东南地区,与三十一师相呼应。
    王范堂所在一五八团赶到台儿庄时,战斗已很激烈,作为预备队在师部附近待命。3月22日上午,师长黄樵松命令一五八团三营副营长时尚彬率七、八两个连,增援庄内守军。王范堂接到命令,率全连跑步,迂回到南门,进入台儿庄。经过几昼夜激战,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守住了阵地。31日,王范堂向守备指挥官王冠五提出,由他率领仅存的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绕道敌侧,前后夹击。王冠五接受了王范堂的要求。31日黄昏,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57名敢死队员,分6个组,突然插入敌后,日军全无准备,被敢死队打得晕头转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日军一部被歼灭,一部向北逃窜,终于夺回了西北角阵地。敢死队的功绩和夜袭的成功,震惊中外,为全歼日军1万多人的台儿庄大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台儿庄大战以后,王范堂被提升为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直到副师长。抗日战争中,他还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中原运动战、石碑要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为打败日寇,抵抗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12月,与新任师长谢锡昌一起,在成都率国民党三十八军的一个师(7000余人)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转业后,任汉中市文化馆副馆长,为汉中市历届政协委员,第三届市人民代表。
    何涛(1927~1968)
    又名何仕业。石泉县后柳镇牛石川村人。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涛幼年时期,对地主阶级邪恶势力和地方官吏欺压百姓的种种罪恶行径深恶痛绝。民国三十五年,(1946),何涛从省立安康中学回家,听说自己家的五叔(保长)跟其它地方官吏一样,拉丁拉夫,搜刮民财,奸淫妇女。经他多次劝说都未能奏效,便当全家族人的面痛斥说:“应该把他崩了!”三十六年(1947),报考西安会计专科学校,三十八年(1949)毕业,本应返乡继承祖父的遗产,但他对旧社会和旧的家庭习惯势力不满,不从父命,毅然在西安参加了革命。当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在一野三军后勤部任秘书、教员等职。1950年,何涛随部队集体转业到玉门工作到1958年。在玉门工作期间,他先后任玉门油矿办公室秘书,地质办公室副主任,局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58年8月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特别班深造。1959年11月调回北京石油工业部,任政治部办公室主任。1960年去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在大庆石油会战中,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训练刻苦,钻研业务,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
    “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军统特务”、“右倾翻案集团的黑老板”、“三青团分队长”等罪名,受到迫害,1968年7月23日含冤而死。70年代后平反昭雪。
    苏启明(1921~1985)
    字东垣,石泉县人。出生于池河乡贫苦农民家庭。幼时,读过3年私塾。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考入西安师范学校。翌年,转入安康师范。当时,正值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各地。苏东垣满腔热忱地报考西安战干团,后来,又直奔六十九军,经过太行山,到达河北省南宫,直达抗日前线。在前线,虽随时听见密集的枪炮声,但部队却辗转行军,不上战场。苏东垣失望了,便背着刻字刀和木石图章材料,回到了西安。三十年(1941)他先后在西安文化日报社印刷厂和西安第一防疫大队担任宣传员,通过作画,宣传抗日。印刷厂设在西安南门外的砖瓦窑,地面潮湿,不久,他就患了关节炎。三十三年(1944)五月,苏东垣带病返回石泉,先后在城关小学,石泉中学担任教员,从事美术和劳作教学。
    1949年11月,苏东垣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师文干校。毕业后,分配在师政文化科,担任文化干事。1955年,转业在甘肃省美术工作室工作,后又调省美术服务社,担任生产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9月,苏东垣回到原籍,先后在石泉县印刷厂、县文化馆当临时工人。直到1979年,担任文化馆副馆长。
    50年代,苏东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师工作期间,曾创作连环画《文化战士陈修豪》,刊于西北军区的《人民战士》;宣传画《保卫祖国》、《我来试试看》、《模范饲养员》等作品,刊于《甘肃日报》。其中一篇作品在青海省美展评比中,荣获了三等奖。后来,在甘肃美术服务社工作期间,又创作了门画《入社生活年年好》、《莫斯科一北京》,分别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苏东垣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又创作了美术作品《闯金峡》、《青松岭》、《晨》、《春江花月夜》等,参加了陕西省美术作品展览。
    苏东垣长于书法。他广泛收集前人的墨宝碑帖,并精心临蓦和研究。他写的字,博采众家之长,独创一格。他写的《叶委员长诗》、《李白襄阳歌》,参加了陕西省书法展览,获得好评。全国书法协会、陕西省美术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在省书法协会被选为理事。他还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县第九届人民代表。临近晚年,他的作品构思精熟,意境深远,魄力雄迈,笔墨酣畅淋漓,有清新的时代气息。
    陈世兴(1920—1984)
    石泉县凤阳乡同心三村人。祖辈以务农为生。他从小跟随父辈犁田打耙,插秧播种,早出晚归,一心务农,是一把做庄稼的好手。人民公社建立后,群众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向大家表示:一定要改变穷队面貌,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在任职期间,对全队那里种树木,那里种庄稼,那里修梯地,那里改水田,都一一作了安排。他经常检查播种质量。每逢开会回来,总要先到地里看看,然后才回家;开沟挖渠,他总是亲自拉线定桩,精细记标,以免窝工浪费。在他带领下,全队一条心,水田由原来的30多亩增加到70多亩,新修了梯地100多亩,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家家禽畜成群,成了全公社的先进队。1972年,他出席了陕西省召开的劳模代表大会。
    陈振佩(1930~1960)
    石泉池河镇人。从小在家务农。13岁时给地主放牛。18岁,被国民党拉壮丁,当兵10个月。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月,在蒲城永丰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师十九团三营七连历任通讯员、副班长、班长、通讯排排长、警卫排排长,曾参加过蒲城战斗、眉扶战斗、兰州战斗。在蒲城战斗中,行军途中,主动帮助战士杠机枪、背弹药;到达宿营地后,又帮助炊事班烧火做饭。在草尾村战斗中,已经长途行军一夜,非常疲乏,首长又派他到五里外去找向导,他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拂晓,战斗打响了,部队在50米开阔地被封锁,连长派陈振佩与兄弟部队取得联系,并通知三排撤出阵地。他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冒死完成了任务。1952年12月,部队送他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军军政干部学校(西北军区西宁军干学校)学习,编在该校三大队十九队学习,成绩优异,在校荣立三等功。1954年,参加抗美援朝,赴朝作战,担任班长、排长,他作战勇敢,几次受到首长表扬。1957年7月,参加一军文化补习学校学习。1958年因病退出现役,回到地方,分配在石泉县公安局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1960年9月,赴宁陕蒲河公社执行剿匪任务时,因在夜晚,目标不清,被同时参加剿匪的当地干部(团委书记)误认为匪徒而开枪打死。牺牲时,年仅30岁。
    王益民(1961~1983)
    石泉县池河镇人。中、小学时,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1974年春,加入共青团。
    1978年,王益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中池乡下乡劳动。有一次,他同农场的伐木工人上山伐木,不幸,一棵大树砸来,五益民冲上去,推开伙伴,自己却被砸昏过去。1982年,王益民分配到县农牧局工作。1983年7月,汉江河水猛涨,威胁着江畔的房舍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与局里的青年一道,组成抗洪抢险突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搬迁文柜家什,转移档案资料。
    同年10月23日7点,石泉水电厂开闸放水,江水汹涌而下,激流把十多位群众围在江心的沙滩上。他们一边呼救,一边奔跑脱险。后来,只剩下71岁的鲁桂芳老大娘和她的外孙女仍留在江心沙滩上。水在迅速上涨,眼看她们就要被大水冲走。“救命啦!……”撕心的呼喊声一声紧似一声。王益民目睹这一情景,不顾一切,冲下土坡,扑入江中,奋力向老人和孩子游去。经过抢救,老人和孩子脱险,而王益民却被江水吞没。
    共青团石泉县委授予他“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周玲(1973~1985)
    石泉县迎丰区后池乡红花坪村人。1984年春,她11岁。由于母亲生病,卧床不起,她停学回家。白天,喂猪、煮饭、洗衣服,整天忙个不停。夜里,她在煤油灯下抓紧复习功课。虽长时间停学,但期末考试,语文数学还分别获得84分的好成绩。
    在学校,周玲从不旷课,从不少做一道作业题。数学作业本上满篇都是对号。她在《红花春景》这篇作文中写道:“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春天,我们不要把这美好的时光放掉,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连续3年,周玲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红花坪小学一年级有位同学叫周香玲。每逢下雨下雪,路滑难走的时候,周玲一次又一次地背她上学或送她回家,帮她复习功课。周玲说:“我宁愿牺牲休息时间,也不让一位同学掉队”。周玲的村子里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孤身一人,行动困难。放学以后,周玲经常帮老人提水抱柴,一直到老太婆去世为止。
    1985年5月8日,雨后天晴。周玲和两位小朋友到歇马台(小地名)打猪草。过池河木桥时,周玲见木桥不太稳当,就对两个伙伴说:“你们等一下,我先试试看”。说着就踏上木桥向对岸走去。刚走到对岸桥头,同路的周小亭(11岁)等不及了,也踏上了小木桥。她走到桥中间,低头一看,滔滔河水哗哗直响,心里一慌,“扑通”一声掉进河里。周玲奋不顾身,跳下河里抢救伙伴。岸上有人大声喊道:“不要下去,那里危险,我们来了!”周玲好象什么也没听见,直向落水的伙伴扑去。突然,掉下河的周小亭在前面漂了起来,周玲伸开双手正要追上前去打救,自己却被无情的河水卷入深潭而英勇牺牲了。共青团安康地委、共青团石泉县委先后作出了向周玲学习的决定。并授予周玲“模范少先队员”的称号。
    姚儒学(1941~1986)
    石泉县迎丰区人。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转业到陕西省水电工程局工作。1979年4月调入石泉水电厂汽车队当工人。
    姚儒学在部队是个好战士,表现积极,刻苦努力,处处带头,曾4次受到上级嘉奖,3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转业后,工作勤奋,又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1985年夏天,他奋不顾身跳入饶峰河入汉江汇合处,从激流中救出8岁的落水女孩。
    1986年,姚儒学担任石泉水电厂汽车修理班班长。这一年4月17日上午,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乡红庙村村民李根虎在大土门村南的公厕掏粪,粪桶掉入了粪池。李根虎下池打捞粪桶,被池内沼气熏倒。大土门村村长蒋智礼前往搭救,也被沼气熏倒。这时,姚儒学出差到西安,路经粪池旁,他看到两个昏倒后,便立即扑入粪池救人。粪池封闭严密,池中沼气浓烈,姚儒学也被熏倒在粪池内。后经群众救起,因中毒过重而牺牲。
    1986年4月19日,中共石泉水电厂委员会授予姚儒学“模范共产党员”称号;5月9日,西北电力管理局党组授予他“舍已救人英雄”称号;11月24日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姚儒学为“革命烈士”。
    1987年4月17日,石泉水电厂拨款3.2万元,在发电站旁关头山东坡松林内,为姚儒学修建了烈士纪念亭。纪念亭为方形仿古建筑,飞檐金顶,亭上四周有大理石匾额,正面(东)石刻“纪念亭”三字,亭内有墓碑,石刻有“姚儒学烈士纪念碑”8个大字。
    叶方林(1962~1988)
    石泉县后池乡新庄村农民。全家7口人,父亲是村上有名的草药先生。童年时代,叶方林帮着妈妈上山打猪草,进山拣柴禾,跟随父亲上山采药,走家串户为乡亲们治病。父亲治病从不收钱。叶方林纳闷,父亲教导他说:“咱家穷,乡亲们也不富裕,我们可不能只顾自家,不管大家啊。”
    叶方林10岁时,父亲去世。哥哥送他上了小学。从进校到毕业,叶方林年年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他经常为学校和班集体做好事,从不让人知道。学校操场没有篮球架,他邀了几个同学,到离学校十几里的集体林扒里运回木头,支起了篮球架。
    1976年秋,15岁的叶方林从小学毕业了,因为母亲有病,哥哥料理家务担子太重,叶方林便弃学务农。在农村,叶方林学会了割漆、种魔芋、养鱼、养羊,成了全村致富能手。1981年,他从县林特部门找来香菇菌种。当年他试点的23架香菇,总产达50多斤,收入600余元。到1987年,这个村发展香菇3000架,总收入20余万元,人均300元。村民陈显林,17岁,父亲死得早,母亲是个哑吧,家庭贫苦。叶方林主动帮助他安排农活和生活。村民胡成明,家里缺劳力,叶方林丢下自己的农活,带上自己的几个兄弟,帮他家抢种抢收。村民张运富,点籽时,无钱请帮工,叶方林主动把买籽种的钱给他送去,还领上自己几个兄弟,揣上自家的干粮,为他义务干活。村子里还有个困难户叫胡显安,全家4口人,3个是痴傻。叶方林借钱给他发展香菇生产。1987年,胡显安家香菇收入达1200多元。
    1988年7月21日清晨,他吆喝乡亲们把要交的公粮背到公路边,然后拉上架子车,向迎丰粮管所走去。下午5点,交毕公粮回村,途遇迎丰河水暴涨。叶方林叮嘱大家不要冒险过河,自己下河查看水情。突然,从河心传来了“救命呀!……”的喊声。叶方林定睛一看,原来是同村青年陈显林被洪水卷走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脱,纵身扑入洪流,不顾一切地向陈显林划去,一只手抓住陈显林的胳膊,一只手奋力划水。谁知吓昏了的陈显林忽然一把抱住叶方林,使叶方林无法伸展手臂划水,两人同时被卷入了6米多深的白龙潭中……。叶方林牺牲了,年仅26岁。
    叶方林牺牲后,中共石泉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武装部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向叶方林学习”的决定。后池乡新庄村、庙梁村的群从,已集资12000元,决定在迎丰河上架设一座铁索桥,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高岁成(1960~1983)
    眉县金渠公社枣林大队农民。1980年1月,参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石泉县消防队当战士。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石泉消防中队,他担任仓库保管员兼汽车修理工。
    高岁成从入伍以来,刻苦学习,努力掌握消防技术,很快成为一个过得硬的消防战士。他在节假日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理发、拆洗被褥30多次。1982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台子山铁路施工队仓库起火,因路途远,电话中断,报警迟缓,待消防车赶到,现场一片火海。这时,高岁成看到火场处有两大桶柴油和一桶煤油,眼看就要燃烧爆炸,在这紧急而又危险的关头,他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把3桶油抢救出来。
    1983年7月31日,大雨倾盆,洪水咆哮。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正在安康武警支队集训学习的高岁成,分配在安康县城古楼街执勤,负责组织搬迁车辆和人民群众的撤离。当日下午4点进入岗位,他头顶瓢泼大雨,在人车拥挤、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尽职尽责地组织群众一批一批地撤出危险区。晚上8时左右,老城街道的洪水已经过膝,高岁成仍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竭尽全力帮助群众转移。此时,东堤决口,汹涌澎湃的洪水涌进城,突然一排恶浪扑来,把高岁成卷走了。英雄的战士为了人民的利益,勇敢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被上级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被省政府、省武警总队命为“革命烈士”。
    王万友(1926—1984)
    别名王昆,旬邑县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参加革命工作,担任赤水县四区青救会主任。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三十三至三十五年(1944~1946)在中央党校五部和西北党校学习。后在赤水县担任青年主任、四区区委书记、游击队政委。1949年任中共马栏地委、三原地委组织部干事、科长。1950年调陕南工作,曾任中共紫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安康地委干校教务主任。1957年,调安康地区农林局任局长。1963年,调安康地委农工部任副部长。1966年调旬阳县任县委书记。1973年,调石泉县任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1年,从石泉县调地区行政公署担任副专员,直至1984年12月逝世。王万友在石泉县任县委书记长达8年时间,是石泉县解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县委书记。在石泉,经常深入农村,从事调查研究。他根据石泉山区发展多种经营生产的优势,重点抓了农村蚕桑生产。1973年调石泉工作,当时蚕茧产量仅有7。38万公斤;到1981年,他调离石泉时,全县蚕茧产量增加到38.07万公斤;到1985年,蚕茧产量上升到52.13万公斤,过了50万公斤大关。
    任向午(1906~1953)
    又名任炳炎,山西省猗氏县人。1942年到石泉接任县长,1949年卸职。1942年,他辞退了原县政府20多个职员。其人员的津贴,除部分发给了自己的亲信外,其余(12个空名字)津贴计大米1万多公斤,全部装入私囊。参议长杨昆生说:“我们的任县长很困难哪!他千里做官图的是什么呢?……”为此,参议会作了一项决议,每月再补贴任向午100万元(旧币)。5年时间,他共得6000万元。
    任向午和王应蛟(军事科长),四处拉丁,拉了又放,被放壮丁,都要交足壮丁费。以此搜刮民财。他共分得壮丁费计折大米3万多公斤。后来,任又撤销了王应蛟的军事科长职务,以表示他县长老爷具有惩治贪官的决心。
    任向午和杨云峰一起,组织起盐业公会,进行食盐倒贩买卖,仅两年时间他分得食盐7500多公斤。后来,任向午安排了一种“特种费”。从三十三年(1944)起,不到5年,任向午就领取大米12万多公斤。三十二年(1943),他和杨云峰一起以视察为名,在乡、镇长中,一次为自己共摊派3500多万元的津贴。每逢冬季,任向午在石泉大量购买狐子皮,仅1949年就买了100多张。狐皮买回来,他从洋县请来4个皮匠,为他制做皮衣,用来贿赂上司。因此,他深得上司的信任重用。任向午在石泉拉丁拉夫,要粮要款,屠杀农民暴动组织者范国卿等人,残害进步人士陈雨皋、马良卿等人。
    杨万鹏(1895~1955)
    字昆生。石泉县杨柳坝人。兄弟三人,排行老大。二弟杨万程(云阶),解放前,任石泉中学校长,安康行政督察员;三弟杨万里(字云峰),解放前曾任石泉县参议会参议长,解放后被镇压。
    建国前,杨昆生从西安高中毕业后,历任国民党军队连长、营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后,历任省参议员、石泉保安团团长、县保安大队大队副、大队长、县建设局长、石泉县参议会参议长、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石泉县自卫团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杨昆生与其弟杨云峰共同策谋,诱骗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继周部沈继刚等9人,在三家坪接头时,乘机开枪,打死了沈继刚等人。三十五年(1946),又伙同国民党石泉县长任向午,在后柳杀害了凤凰山抗丁起义的农民张骟匠。
    三十八年(1949)10月,石泉临近解放时,杨昆生赴汉中参加胡宗南主持召开的“坚壁清野”会议。会后,组织新五军第一支队,亲自前往石泉南区麦坪山中勘察游击战地,购买枪支武器。自任“新五军独立支队游击队少将司令”职,带队逃往大巴山,妄图和解放军对抗。在解放军的追击下,部队瓦解,杨昆生潜逃四川,隐藏在巴中县。
    1954年10月23日,杨昆生被捕归案。1955年,经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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