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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历史

安康汉阴县历史名人

时间:2014-12-15 12:21:33  作者:霸主哥哥  来源:秦之韵文史原创  查看:1736  评论:0
内容摘要:李迁哲(510~574)字孝彦。迁哲随文德主帅起家,后曾任直阁将军、武贲中郎将。20岁时因父去衡州,把迁哲留安康,任统监部曲事。梁大同二年(536)任安康郡守,三年后任超武将军。梁太清二年(548)掌管魏兴、上庸等8郡军事,封爵沌阳侯。太清三年(549),掌管东梁洵、兴等7州军事兼东梁州刺史。当时侯景叛乱,...
李迁哲(510~574) 字孝彦。
    迁哲随文德主帅起家,后曾任直阁将军、武贲中郎将。20岁时因父去衡州,把迁哲留安康,任统监部曲事。梁大同二年(536)任安康郡守,三年后任超武将军。梁太清二年(548)掌管魏兴、上庸等8郡军事,封爵沌阳侯。太清三年(549),掌管东梁洵、兴等7州军事兼东梁州刺史。当时侯景叛乱,诸侯混战,迁哲率部抵御内侮,为保卫安康立下功劳。
    魏大统十七年(551),太祖派达奚武、王雄入侵陕南,李迁哲率兵阻击,兵败被俘,押往魏京城。太祖对他说:“何不早归国家,乃劳师旅。今为俘虏,不亦愧乎?”迁哲答:“世荷梁恩,未有报效,又不能死节,实以此为愧耳。”太祖听后,十分敬仰迁哲的气节,于是拜他为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并封沌阳县伯。
    魏恭帝初年(约555),直州乐炽、洋州田越、金州黄国等相继作乱。太祖先派田弘、贺若敦率兵攻打直谷。乐炽立即烧毁栈道,致使官军受阻。太祖便派迁哲同贺若敦共同率兵平乱。迁哲领兵先到巴州,刺史牟安民惊慌失措,开城投降。其子牟宗彻仍占据琵琶城负隅顽抗。迁哲率部英勇奋战,斩获900余人,攻克县城。后军到鹿城,守将又派使请降。迁哲防其有诈未允。不出所料,果有伏兵。但是,迁哲机智沉着,终于取胜,俘虏1000余人,从此军威大振。回师后,备受太祖嘉奖,特赐紫袍玉带、坐骑、奴婢30余人,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充任直州刺史。
    魏恭帝三年(557)正月,迁哲又统兵攻打并州,刺史杜满开城投降。迁哲身经百战,攻克18州,拓地3000余里。当四川信州被少数民族首领五子王占据,迁哲又奉命与田弘率部弹压,五子王闻讯后不战而退。迁哲与贺若敦入据白帝城,五子王不敢再扰。当时军粮接济不上,迁哲利用蕨根制粉以补不足。如有好吃的即分给兵士。战士有病,他煎药护理,亲如手足,大家很感动。
    迁哲在任信州刺史时,蒲微(少数民族)为邻州刺史,伺机举兵造反,迁哲率兵7000人连克五城,俘虏2000余人,并接任西城县公。
    北周武成一年(559)迁哲入朝,明帝赐给住宅与田庄,并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568)晋为大将军。四年,迁哲掌金上等州军事,驻兵襄阳。五年,陈将顺章昭达逼攻江陵,梁王肖宿告急,迁哲受命往援。陈军利用水火夹击,迁哲沉着应战,后与江陵总管陆腾会师,终于大败陈军。建德二年(573),迁哲任安康郡公。
    李迁哲在坐镇安康与襄阳时,沿汉江千里,大建寓所,妻妾儿女和奴婢数以百计,分居其间,迁哲来往游逛时,鼓乐迎送,花天酒地,尽情欢乐。
    建德三年,病逝于湖北襄阳,追赠金州总管,谥号:壮武。
    李袭誉 字茂实,李迁哲孙。隋末曾任寇军府司兵,唐高祖诏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历任蒲州刺史、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和江南道巡察使。
    袭誉在江南任职时,发动百姓兴修水利,开渠筑塘,引水灌田800余顷,农业丰收,百姓获利。
    袭誉常将自己的俸禄用来资助贫困亲友,剩余多用于著书立说。从扬州罢官后,仅有书籍数车,别无它物。他常教育子孙说:我有赐田10顷,只要辛勤耕种,可以足食;有赐桑千株,若养蚕,即可丰衣;我撰写的书,只要认真研读,就能步入仕途。在我死后,你们如果能够照我说的三件事去努力做好,那还有什么值得羡慕别人的呢?
    后来接任凉州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任同州刺史。因凉州任职时,杖杀番禾县丞刘武被革职流放泉州。不久病故,若有《五经妙言》40卷、《江东记》30卷、《忠孝图》20卷。
    怀让(677~744) 俗姓杜,法号怀让,金州安康(今汉阴)人。唐佛教禅宗高僧。天授二年(691)于荆州玉泉寺出家,后参禅宗六祖慧能于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传其“顿悟法门”。禅门凡七宗,除曹洞、云门、法眼三派外,皆出于怀让。唐玄宗开元一年(713),住南岳观音台,宣扬慧能学说,提倡“心性本净,佛心本有”,教人心绝妄念,不染尘埃。开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唐敬宗赠谥号大慧禅师。
    卞同 明代汉阴人。景泰间(约1451)出任广东东安县令。耿介勒敏,任职期间有建树,是汉阴县科举时代最早出外任职的官员之一。收录在《中国人名大辞典》中。
    张大纶 四川成都人,明举人,成化十六年(1480)任汉阴知县,后升任徽州知州。
    张大纶在汉阴任职期间,热心地方建设,积极兴建和扩建学堂,维修衙门公署,并组织群众疏通月河,开凿堰渠,发展农业生产。惩恶扬善,颇具声望。他爱好诗文,注重古文献的研究,成化十六年(1480)主修第一部《汉阴县志》,距今已507年。
    王应泰(?~1654) 汉阴县人,自称灌园居士。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宝坻、密云知县、文选司员外郎、稽勋司员外郎等职,因受魏忠贤阉党排挤,乞假归里。清顺治十一年(1654)被兴安镇总兵任珍设计杀害,戚属数十家也被株连罹祸。
    侯进孝 明万历汉阴县怀宁里人。以公平正直、轻财好义著称。曾施棺百具助葬,输粟百石赈饥,乡民为之感恩戴德。曾捐资修建东西桥梁,以利过往行人。万历十三年(1585),县衙财政拮据,侯进孝主动捐银资助编修第二部《汉阴县志》。知县袁一翰申请院道,赐给冠带,悬匾旌奖。
    赵世震 辽宁襄平人。清康熙二十三至三十七年(1684~1698)任汉阴知县。
    赵世震抵达汉阴时,值遭受吴三桂之乱,兵燹之后,续以淫雨洪水之灾,田野荒芜,城垣崩塌,衙宇破颓,仅有破旧宇舍10多间。面对着田芜城塌,赵世震并未气馁,招抚流民,省给牛种,鼓励垦荒种粮,3年内不征粮赋;赈济灾民,免挽运,剔杂派,修学官,设义学,兴办教育事业。
    赵世震之父为国推慈,深悉汉阴荒残状,慷慨解囊远助,捐来纹银1600多两,捐米450余石(约合9万公斤),以解燃眉之急。康熙二十三年(1684),赵世震拨银500两,投工2000余个,修缮衙宇10多间,新修“卧月斋”、“云构轩”、“演武亭”、马场等40余间,一改昔日旧貌。二十五年(1686)大兴土木,补筑崩坍的城垣,内外皆砌以青砖,整修一新。次年(1687),重修《汉阴县志》,作《修公署记》、《修城自序》附于志。
    钱鹤年 字梅江,浙江乌程人,清嘉庆监生。
    嘉庆十年(1805)首任汉阴通判,十二年(1807)离任。其后又两次任此职,前后长达14年,政绩显著。
    钱鹤年经常深入农村调查民情,足迹“遍于四境,虽妇女儿童亦识其面”。他倡导植桑养蚕。嘉庆十三年(1808),从湖州带来蚕种,聘来养蚕能手,并向全县发布《广植蚕桑谕》,对做出成绩的养蚕户,予以表彰。会同安康太守叶世倬向汉阴县北山乡民周代朝赠“绩效敬姜”匾额,向南山乡民饶钦选赠“绩效桑蚕”匾额。此间,汉阴百姓争相植桑养蚕。
    嘉庆十一年(1806),倡修城隍庙。十五年(1810)捐资维修菩萨泉和古灌台。后又倡修稿园、文庙、魁星阁、龙王庙、武侯祠。同时,亲临现场勘查,先后组织民工修建蒿沟口桥、蓝家河桥、县城西门外桥和添水河、涧池渡口,修筑青泥河石条路、铁线滩石路,以及城内和蒲溪仓储。
    钱鹤年在任职期间,致力兴办教育、慈善事业。提倡尊老爱幼,乡里和睦。派出讲生数人,利用集会广泛宣讲,百姓深为感悟。嘉庆十八年(1813),汉阴秋粮因灾无收,境内一片惊慌。钱鹤年组织募捐纹银1600两、稻谷2000余石(约合30万公斤)发放四乡。二十三年(1818),修建养济院,赈贫救苦。二十一年(1816),利用县署隙地捐廉修建校舍,创立义学,又动员部属捐资置买万家扒、卞家沟山地2块,年收苞谷30石(约合6000公斤),充作办学经费。城郊龙岗孤坟暴露,抛尸荒野,多是贫困无后百姓。钱鹤年劝捐纹银2000两,又置义地1块,专为贫苦死者义葬。
    钱鹤年多才多艺,擅长书画,他和董诏等纂修的《汉阴厅志》至今犹珍藏。
    温予巽(1783~?) 字东川,汉阴城关人。 
    予巽自幼随父在祖父温颖(知县)任职的山东德平县居住。温颖押饷赴京,途中被劫,缉盗未获遂为挂吏。不久,其父病故,葬后贫困潦倒。为了生活,予巽开馆讲学,供养老母,因为收入微薄,难以糊口。
    嘉庆二十一年(1816),予巽中试拔贡,就任敦煌教谕。道光十三年(1833)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检讨,后简放江苏扬州、江宁府,因政绩卓著,升任荆宜施兵备道。后历任广东盐运使、江西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甘肃布政使、代理陕甘总督(正二品)。道光帝死后,因遭排挤而去职,悲愤交加,服毒自尽于任所。
    茹金 字元浦,汉阴县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进士。曾拜洋县岳一山(岳震川),安康董朴园(董诏)为师,深钻唐宋明清之文学,名扬远近。他在育英书院执教时,外地不少学生长途跋涉,慕名求教。嘉庆十八年(1838)后,历任山西壶关、四川乐山知县。任职期间,仍热衷教育,以官兼教,执政清廉,深得民心。离任时,百姓卧辙挽留,并为其立碑,以纪德教,后卒于家。著有《衣江宦迹录》和诗文数百首。
    邓高植 字玉树,蒲溪人。性侠勇好义。清时,文武童生报考得先交纳卷价、印红钱,然后才准予参加考试。汉阴厅借机勒索,少者每人1000余文,多则数千文。许多家境贫寒的童生因交不起卷价、印红而失去了应考的机会。
    高植对此敲榨勒索行径,深感气愤。道光十年(1830),他呈文上禀,要求减收卷价、印红钱,并建议“上户160文,中户120文,下户80文,礼房头场报卷120文,文武复试每名均50文”。汉阴厅通判张济宽贪酷暴虐,不仅未采纳邓高植的建议,反而累加杖责、关押。邓高植因遭毒打一腿致残。后因各方呼吁,上告府、省,此案始定。除将通判张济宽革职查办外,每年从学田中拨出一定数额的稻谷以支卷价,应试童生只交试卷费50文,自此,应试者倍增。
    汤子坤 字黼宸,蒲溪人。清光绪二年(1876)由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等职,后任云南永昌知府。永昌地形险要,位于红河畔,英国人筑有堡垒,虎视耽耽。境内多民族杂居,府情复杂。子坤到任后,详察地形,修垒筑堡,以备外犯。同时,兴办农业和教育。因政绩卓著,授三品衔。不久,因病卒于任上。清廷追赠太常寺卿。
    欧瑞麟 字石嶔,城关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乡试落第,捐职湖北武昌、黄州等地,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逃亡西安,欧瑞麟奉湖北都督张文襄令到西安贲送贡礼。时陕西境内闹饥荒,于是留陕承办赈济,因功晋授知府。节存贡礼银5000余两,同僚要求私分,被瑞麟严厉拒绝。后来在督办应城盐务中,剔除积弊,一年间收入增加巨万。离职之时,民众攀卧不舍,赠以“太守清风,府海雄图”金匾以颂其德。后任湖北硝磺总局、军储总局提调。民国初年被聘任湖北督军府顾问。不久,因病辞官归里,被推为孔教会会长。卒于家,终年77岁。
    刘海(?~1991.11) 太平乡人。有胆量,性憨厚,豪侠好义,广交朋友,被推为汉阴哥老会首领。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西安反正,兴安府千总、哥老会首领高庆云诛杀镇台傅殿魁于安康,起义成功。消息传来汉阴,人心惶惶。九月一日,刘海响应革命,带领哥老会数百人迅速占据汉阴县城,夺取城防局枪支,设大本营于义学街高等小学堂,四城设防。此时,城内遗老遗少惊恐万状。时有自称招抚使刘远成者,带兵数十人来汉阴,将刘海骗至考院内杀害。
    谢化南(1845~1917) 号棠洲,城关人。
    自幼攻读经史。凡登门求教的,均悉心指点,诲人不倦。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留京任户部主事。甲午战争后,国事日非,化南深感力不从心,欲辞官回乡办学,未获准,后来又调任云南知府。到任不久,因长兄病危,便借故辞职返里,设堂讲学,倡导教学革新,增设数学、时事政治等学科。后学堂因故解散,谢化南从此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专心从事著述。著有《滇程日记》、《庚子扈跸日记》、《京华从政录》、《题媳高氏遗墨》、《读书乐塾诗文》等。其遗墨至今民间仍有珍藏。民国六年(1917)卒,享年72岁。
    张翼廷 字剑芩,涧池镇人。擅长文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关中书院主讲丁信孚举为孝廉。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他深为辱国之耻而悲愤满腔,上书赵尔巽将军。赵重其才,委以创办奉天师范学堂。后来以举人、大挑知县分发广东试用,充任两广盐收公所秘书长,通览全国盐法志。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主办《谈盐丛报》。当时,我国因2500磅借款以盐税作抵,并请外国人丁恩任稽核总办。丁欲乘机改变我国盐政。翼廷愤怒之余撰文抨击丁恩,斥责他不懂中国盐政历史,更无改变我国盐政之权。丁恩看后,理屈词穷。时京沪各报纷纷发出评论:“驳丁恩一文,挽回了我国的合法权益。”民国14年(1925),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聘任为省府参议,兼任《旭报》主笔。后因两家兄相继病故,翼廷怀念故乡,遂辞职返里,不久病逝。
    张禹谟(1903~1927.8) 字幼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生于太平乡张家庄。少时就读于西安成德中学。民国12年(1923)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4年(1925)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0月,调往武汉北伐军中工作。16年(1927),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此时,张禹谟被派往河南,经郑州受阻,同行者劝其脱党回陕,他毅然拒绝,只身返回武汉寻找党组织,不幸在汉口车站被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同乡熊文涛闻讯保释未准。八月中旬被杀害于武昌城外,时年24岁。遗体由熊文涛等商请武昌济难会掩埋。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宇新(?~1930.8.9) 字焕堂,月河乡人。幼时家贫,无力上学,16岁时考入省警察所。毕业后,因参与破获伪造富秦银行钞票一案有功,遂调任南暑巡官,后升洛川县公安局长。当时,社会秩序极不安定,王宇新一面率警维持,一面协同当地驻军追剿,使洛川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后经驻军旅长高某推荐为洛川代县长。民国19年(1930),因病告假回乡。
    回到汉阴时,正值川匪侯世駉窜扰家乡,抢掠烧杀,无恶不作,百姓早怀除匪之意,遂公推王宇新为东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同年八月七日,侯世駉委派的县长宿某被农民杀于东区谭家坝,侯匪疑是王宇新唆使。九日侯世駉调集大批匪徒于云门乡,蓄意报复。是日,宇新调集民团,狙敌于老鹳嘴,因寡不敌众,中弹牺牲。
    徐海澜(1854~1932) 原名进福,涧池镇人。
    清末秀才,后应试进士未第而从医。从医之余喜好戏剧,对汉调二黄尤感兴趣。他常与同辈组织业余清唱,虎音宏亮,边音甜脆,道白吐字清晰,每唱均博喝采。某年端午节,涧池土地庙唱二黄,徐海澜和戏友也到场组织清唱,结果台上大戏没人看,观众都被徐海澜的清唱表演所吸引。人们称他是“戏状元”、“戏母子”。紫阳艺人杨安荣慕名拜师学艺,得到他严格指教。他注重汲取名艺人规范做功,强调唱词严谨,词情入意,大忌水调(滥编)。一次,杨安荣演唱《琵琶词》中秦香连告状一段时露出未卸的手镯。他来到后台严肃地说:“秦香连既有玉镯,何故乞讨来京?!”杨安荣接受师傅批评,卸镯重演。徐海澜还广觅戏剧剧本,加以研究。他将故事《伯牙与子期》改编成《伯牙奉琴》剧本,并让杨安荣主演,深受观众的好评。经过数年栽培,杨安荣崭露头角,和名旦吴玉燕创办的“德燕社”,曾名噪安康各地。
    李伯亭(1911~1936.4.28) 原名序泰,凤亭乡人。
    民国21年(1932)毕业于省立七中(安康中学)。少时,同何振亚、沈启贤、文考亭在汉阴高小读书。19年(1930),在安康中学主办的《新秦先锋》第三期发表《汉阴通讯》一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汉阴“毫无一线曙光”,揭露“贪官、劣绅、走狗”,“强索款项,整日的想法子敲榨人民脂膏为能事”。军匪“无岁不战,无日不争,民穷财尽,达到极点,以致‘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老者转沟壑,壮者散四方,饥不得食,寒不能衣,田园荒芜,村舍丘墟”。造成这种景象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一般民众“一盘散沙”,二是“政治的污浊”。文章以极大的热情唤起民众反对黑暗的社会统治。李伯亭从安康中学毕业后,次年与文考亭到第38军在汉中办的陕南民团干部考察所受训。回乡后在当地组织区团,秘密进行进步活动。25年(1936)农历正月初六夜,李伯亭、彭晶明按照与文考亭事先商定的行动计划,暗携文考亭送给的手枪,带领20名青年,挑着礼品去给蒲溪联保主任汤新吾“拜年”。混进汤家堡子后立即擒获反共顽固分子汤新吾,将其勒死于马棚。夺取步枪20多支和一些子弹。消灭了这条迫害革命群众的地头蛇,全县震动,并沉重地打击了乡保甲骨干分子的嚣张气焰。李伯亭用夺得的枪支,建立起一支20余人的队伍,迂回蒲溪、涧池和南山地区打富济贫,深受百姓欢迎。同年二月八日,李伯亭率部赶到安康王家坪加入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游击纵队,先后担任副大队长、参谋长等职。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李伯亭被派往安康中学开展秘密活动时,不幸被捕遇害,年仅25岁。
    文考亭(1909.8~1936.5.1) 原名端校,田禾乡人。
    民国15~19年(1926~1930),先后就读于安康联中和山西运城高等中学。在山西上学期间,曾写信回家流露对横征暴敛的国民党政府不满,提出变卖家中田产救济贫民。22年(1933),考入赵寿山部举办的陕南民团干部考察所,毕业后回汉阴,担任蒲溪区团团长。其间,他和李伯亭等人以组建民团为名,在本区和南北二山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民众反对贪官污吏,抗暴济贫,招至地方士绅反对和县府不满。
    24年(1935)七月,区团并入保安队,文考亭被免职,逐去汉中谋事。临行将任职期间匿藏的手枪1支和密信转交给李伯亭。
    25年(1936)一月,文考亭毅然参加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游击纵队。
    同年四月上旬,文考亭等返回汉阴,在涧池铺张希之家建立秘密联络点。联络罗孝先、汤能宽等同窗好友酝酿暴动。涧池保队附邹洁之探悉后,率警备班到处搜捕文考亭等人,形势归趋险恶。四月二十九日,文考亭接到何振亚归队商议对策的命令,次日与祝敏济、王宇辉、乔明义、彭晶明、吴春光一行6人会聚蒲溪铺。为避免沿途国民党军队盘查、拦截,他们以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公务人员的身份找到联保主任汪子猷,要求他派滑竿送去安康。心毒手狠的汪子猷,当面满口答应,并设宴招待,暗将文考亭欲去安康的情况密报县府和驻军。彭晶明觉得可疑,催文考亭快走,但文考亭误认为汪子猷与自己是至亲,又曾经答应过支持革命,因而丧失警惕。彭晶明无奈,与吴春光借故离去。文考亭、祝敏济、王宇辉、乔明义4人吃过午饭,乘坐汪子猷派来的滑竿离开蒲溪。当行至双乳凉水泉时,突被44师肖之楚部拦截逮捕。此时邹洁之和县保安队长温自让等人也从涧池赶来蒲溪铺,把文考亭等4人关押在汤家堡碉楼。是夜,汪子猷凶相毕露,和邹洁之等人串通一气,施尽皮鞭抽打、上踩杆、背油桶、烙铁烫、钉铁钉等酷刑,文考亭等人坚贞不屈。次日凌晨,文考亭、祝敏济、王宇辉、乔明义被枪杀于汤家堡东侧花石河河坝。
    汤能金(1911~1937.4) 蒲溪镇东升村人。
    民国21~22年(1932~1933)在安绥军沈玺亭部当兵。民国25年(1936)参加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游击纵队。26年(1937)一月二十六日,何振亚率部离开陕南时,汤能金所率领的游击队因外出执行任务未能随部北上,被留下来担任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余部支队长。次年正月十五,汤率部攻打安康梅子铺时,一分队队长沈继英有意鸣枪暴露目标,招致战斗失利。次月,汤能金将沈处决于桥亭子,由张巴子(安康简沟人)接任分队长。张巴子因与沈私人关系甚密,对汤杀沈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同年四月,汤部在友军配合下攻打安康大河口,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时,被张巴子暗杀。
    1976年5月14日,汉阴县“革命委员会”追认汤能金为革命烈士。
    沈继刚(1908.9~1938.7.26) 又名常伯,小街乡人。
    民国16年(1927)二月毕业于汉阴县高等小学堂。次年到西安甄寿珊部当兵。20年(1931)考入西北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安康绥靖军沈玺亭部任排长、连长。24年(1935),因何振亚写给他策动兵变起义的一封信被沈玺亭截获,恐遭不测,连夜潜逃西安匿居。1月后,他决定去陕北投奔红军,被同学雷晓明劝留于西安,遂租赁店铺开设旅馆。26年(1937)一月,弃商从戎,率领30余人,携带长短枪6支,乔装商人返回汉阴龙王沟,参加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二月初,奉命北上,部队行至长安县子午口时,他根据何振亚的指示返回陕南,收拢失散战士和伤病员。仍打着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的番号开展活动,并由何振亚指定为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余部军长。按照何振亚的部署,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余部先后转战安康牛家河和汉阴县蒲溪、铁佛等地,打富济贫,除暴安民。同年部队发展到五六百人,有枪120多支。次年七月二十六日,因叛徒出卖,遇害于宁陕县丁家梁。
    1973年12月27日,汉阴县“革命委员会”追认沈继刚为革命烈士。
    徐海山(1914.5~1938.7.26) 原名徽镇,月河乡人。
    民国20年(1931)在杨虎成部17师军官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分配到17军路安康绥靖军沈玺亭部任排长。21年(1932)十一月,在沈部于平利县举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时,与何振亚等人秘密成立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歃血盟誓,酝酿兵变。24年(1935)二月,部队移防城固,不久又奉命开往西安。途中,在何振亚等人起义的影响下,时任8连排长的徐海山酝酿兵变。因机密暴露,匆忙带领文书刘仁政和两个警卫员徒手潜回陕南。25年(1936)四月投奔何振亚部,任副大队长。八月十三日,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成立,任政治部主任。次年三月,部队改编为红15军团警卫团,任供给处处长。不久,被组织派往三原会计训练班学习,在途中偷看了军团政治部给他开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内容是:政治觉悟高,自觉参加革命,对敌斗争坚决,但有贪污嫌疑等),遂转念不去三原,只身带着财务股长刘仁政(后投敌叛变)和通讯员擅自回到陕南,仍任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政治部主任。27年(1938)七月二十六日,误中叛徒刘仁政的奸计,在安康县王家坪战斗中壮烈牺牲。
    1973年12月27日,被汉阴县“革命委员会”追认为革命烈士。
    黄通顺 涧池镇人。幼时家贫,仅读过二三年私塾就弃学从艺(蜡匠)。年长省事,借本经营。交易公平,生意日旺。至民国19年(1930)前后,已购置田课60余石(约37.5亩),成为当地殷富之家。
    24年(1935)五月,黄通顺慷慨地将水课24石(15亩)捐给涧池小学,作为贫寒子女的助学金。县府嘉其义举,成立了“黄氏助学金理事会”,并赠“义重桑梓”匾额予以旌奖。
    涧池镇濒临月河,河面上仅搭有一架木桥,客商、行人来往拥挤不堪,落水、斗殴者时有发生。为便乡民,他又捐水课12石(约7.5亩),在荡家湾另搭木板桥一架,行人无不称赞。
    易开银(1914~1940) 太平乡人。幼时家贫,随父经营熟食业。
    民国25年(1936)参加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任班长。次年三月,随部开往甘肃庆阳,在红25军警卫团任排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升任副连长、连长。曾在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大战等多次战斗。29年(1940),晋升为营长,同年阵亡,年仅26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吴明洋(1919.3~1944) 堰坪乡茨沟人,出生于日本东京。
    民国9年(1920)随父吴绍先(汉阴县早期留日学生)回国。22年(1933)考入陕西省立一中。25年(1936),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学校党组织编辑校刊《学生》,明洋积极投稿,以锐利的笔调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封建剥削制度,他在《守野猪》一文中写到:“冷清的秋夜,号角声声,梆声阵阵,撵野猪,护庄稼,农民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却被地主剥夺而去。”唤醒民众起来革命。他还经常将自己撰写的稿件和刊物寄给家乡的亲友阅读。26年(1937),明洋回故里与亲戚朋友相聚一堂,他慷慨陈词,讲述“西安事变”,宣传抗日救国,在家乡播下革命的火种。
    次年七月,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他放弃报考浙江医大,决定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救国。经党组织同意,他动员了内弟王子绩、妹妹吴明慧(吴彬)、表姐林虹,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悄悄离家,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先是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2大队学习。28年(1939)八月毕业后被留在“抗大”任区队指导员。初到延安时,生活很不习惯,每天早晨都要到延河边敲冰取水,夜间站岗放哨,冻得手脚麻木,他从不叫苦。其妹分配到前方,临行时,他再三嘱咐:在新的环境里,要团结同志,踏实工作,处处起带头作用,发扬“抗大”的传统校风。
    29~32年(1940~1943),明洋调山西沁县“抗大”二分校工作,任区队长、副指导员。33年(1944)又调太行军区第七分区任连指导员。同年秋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时年25岁。
    芳苟(1875~1946) 字芗亭,城关人,终生以教书为业。
    民国初年,县府聘他“出山”,他坚辞不就,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深受师生尊敬。抗战期间,他从《中央日报》上看到“国军收复百灵庙”的消息后无比激动,将自己节衣缩食积攒的12元银币,邮寄前方战士,以示慰问。傅作义将军复函致谢,欲为请奖,被苟芳谢绝。好友徐警堂、欧合侪见他家境贫寒,欲解囊相助,亦拒不应允。29年(1940)被县府委任为汉阴修志局主办之一,与胡书竹等人致力于民国《汉阴县志》的编写。他虽年近古稀,右腕残疾,仍坚持左手握笔,伏案撰稿。为后辈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徐徽兴(?~1946.7) 又名子勤,月河乡人。
    民国27年(1938)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在陕北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1旅2团政治处工作。34年(1945)任中原军区第2纵队15旅政治部民运科长。次年七月中原突围时不幸牺牲。
    刘重民(1891.11.19~1946.8.10) 涧池镇人。行三,派名鑫家,别名仲平,号静平。青年时代就读于西北大学,受到辛亥革命新思想的影响。
    民国16年(1927)三月,曹颂钧任汉阴县长,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百姓不堪其累,积怨渐甚。次年春,刘重民挺身而出,串联各乡镇农民,成立汉阴县驱曹委员会,书写驱曹宣言,发起抗暴驱曹运动。东西2区首先响应,南北各乡陆续加入,组成一支1万多人的农民抗暴队伍。他们用笊篱糊上白纸,画上曹的凶恶嘴脸,写上“我们要吃你的肉,寝你的皮”等字样,背上农具,牵着耕牛,涌向县城。曹颂钧惊慌失措,令紧闭城门。愤怒的农民暴动队伍将县城团团围住。是夜,刘重民派人书写“请明日罢市”等字条,联络城内各商号、学校。次日,学生罢课,商民罢市。曹颂钧苦求驻军营长王韵秋出兵弹压。而王韵秋对曹颂钧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行径早已不满,按兵不动。曹束手无策,再托士绅胡勉斋、薛叙臣、欧抚承、温祖藩等出城与农民谈判,未果。接着,曹颂钧玩弄欺骗伎俩,答应暂缓催缴各项捐款,缴农罢耕的农民信以为真,纷纷退散。曹颂钧乘机逮捕了抗暴队伍的首领刘重民,施以非刑拷打,致成遍体鳞伤。刘重民忍受酷刑,滔滔历数曹颂钧的罪状。曹恼羞成怒,欲以“煽动民变”的罪名将刘重民杀害。受骗的农民十分气愤,抗暴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包围县城,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刘重民。曹颂钧继续玩弄花招,一面派人出城谈判,一面将刘重民秘密解送汉中军阀吴新田总部。暴动队伍迅速选派代表,前往汉中营救。鉴于民愤难平,吴新田终于在同年五月革除了曹颂钧的县长职务,释放了刘重民。后来乡民编写了《刘三骂曹》的剧本,在全县巡回演出,大为轰动。
    民国19年(1930),刘重民出任安绥军少校秘书,不久调任镇坪县长。22年(1933)春调任汉阴县长。次年六月为平息匪患,深入虎穴,劝说匪首“狗大王”投降,不幸身负重伤。二十四年(1935)春,刘重民弃官从教,先后担任涧池小学、汉阴中学校长。25年(1936)四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军警包围汉阴初中,逮捕了正在课堂学习的李伯能。即日,刘重民赶到县府以身保释,但无济于事,李伯能终被杀害。刘愤而辞职。民国26年(1937)芦沟桥事变后,刘重民立即写信给正在西安上学的长子刘泽浓,动员其投笔从戎。遵父嘱,泽浓毅然奔赴延安,请缨抗日,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杨安荣(1891~1948) 祖籍紫阳县城关。自幼酷爱文艺,尤爱汉调二黄,擅演旦角,族人不满其喜好,欲动刑处置。他闻讯逃至汉阴,拜涧池铺汉调二黄爱好者徐海澜为师。从此留居涧池,潜心学艺。历经数年勤学苦练,技艺日精,声名大噪。民国16年(1927)与吴玉燕创办“德燕社”剧班,蜚声陕南和川北各县。
    杨安荣擅演青衣正旦,表演细腻,做戏认真。在饰演《琵琶词》、《三官堂》、《哭碑》等剧主角时,唱腔入情,催人泪下,人称“活香莲”。他常教诲生徒说:“戏好唱,情难入”,“做戏要入情,唱词要动人”。他一生从艺、尊艺,更注重养艺。每值淡季,他便把戏班带回涧池休整,用他卖艺购置的12石(约7.5亩)水田的租课补充戏班中无家可归者的生活费。因此,每值开戏旺季,“德燕社”名角汇集,行当齐全,剧目丰富,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安康地区的名班。
    刘洪亮(1899.9~1949.10) 字镜堂,城关人。幼年即从师学习木工手艺,勤学好问,刻苦钻研,30出头,在汉阴县已享有盛誉。他制作的桌椅、牙床、大立柜等家具,式样多,规格美观,榫眼吻合,严密无缝。且工油漆,熬油火候恰到好处,打底、上面,做工精细,所油漆的家具,亮如明镜,不起泡,不皱皮,不退色,久用如新。
    刘洪亮关心同行,威望颇高。1945年,当选汉阴县工会理事会主席和县参议员,为维护工人利益做过很多工作。民国38年(1949)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拉夫,死于四川省广元县蔡家坝。
    罗少伟(1918~1950.4.1) 蒲溪镇人,自幼父母双亡,8岁时就给地主放牛度日。民国20年(1931),年仅14岁时就被拉丁,先后在安绥军、省警备2旅沈玺亭部当兵。民国24年(1935)十二月,随张子新、王展等人在柞水县营盘起义,后来随部加入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抗日第1军。28年(1939)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9年(1940),部队奉命开赴山东曹县。某夜,罗少伟带领侦察班,悄悄来到驻满日军的韩村集,杀掉哨兵后,他亲自爬上日军指挥所房顶,投下手榴弹,引爆了室内弹药,爆炸声震天动地,浓烟冲天,埋伏在韩村集附近的大部队乘机冲杀进村。经过一夜激战,全歼日军107人,首创鲁西南全歼日军的范例。
    31年(1942)在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学习时,日军突然包围了学校,他与6个战友同时被捕。在狱中,少伟鼓励战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活要活得有志气,死要死得刚强”。一天,出外劳动回来,路上他向战友悄声说:“我已看好路线,今晚动手。”深夜,少伟用石头砸死看守后,接连砸开几道门,6个战友在他的带领下,又把看守大门的哨兵打死,夺得3支步枪,冲出大门。敌人一直追了两天两夜,罗少伟和战友们滴水未喝,粒米未进,其间一个战友牺牲,自己头部也受重伤,但终于冲出重围。军区通报表彰,并号召根据地军民向他学习。33年(1944)调延安担任教导旅第1团团长。次年八月他冲破层层险阻,率部胜利地完成迎接王震部北返延安的任务。王震高兴地说:“有这样的部队,我可以再打一个来回!”36年(1947)三月,胡宗南纠集20万军队,大举进攻延安。教导旅奉命固守延安的正面。少伟率部在茶场、马场南山、松树岭一带的深山密林中加紧构筑工事,狙击敌人。十四日凌晨,敌人包围了前沿阵地,发起疯狂进攻,他和政委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把敌人引进山谷沟壑地带,敌人机械化部队顿失用武之地。十六日,敌整编第1师集中全部兵力疯狂反扑,敌人又一次冲了上来,营副教导员擅自命令2连撤退,导致阵地丢失。少伟严令营教导员立即组织反击,经过一场白刃战,终于夺回了失去的阵地。五月十四日,少伟光荣地出席了在真武洞召开的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
    在陕北,部队整编,少伟降任营长。首长找他谈话,他愉快地表示:“团长、营长都是干革命,一切服从党安排。”他率领全营指战员在清泉湾开荒种地,他和副营长亲手种植的3亩棉花和3亩蓖麻,当年都获得好收成。
    少伟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一次,营里调来一个年轻的教导员,通讯员、炊事员都瞧不起他。少伟与其谈心,语重心长地说:“威信不是自封的,是同志们对自己的信赖。要以身作则,不摆官架子。你的缺点就是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党组织的一次生活会上,少伟又强调说:“领导干部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以诚待人,不得歧视!”教导员迅速克服了缺点,很快得到战士们的信任。他对战友们关怀至备,每次战斗下来,总要抽时间去看望伤病员,问长问短,但对其缺点错误也从不迁就。1948年西府战役结束,在检查战利品时,发现缴获的1支步枪上的皮带不见了。经查问,原来被一个侦察员解下来作裤带用了。这个侦察员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严肃地批评说:“从缴获敌人的枪支上私自拿走皮带,这是违犯纪律,违犯军纪!是小事吗?”这个侦察员连忙从腰上解下皮带交公,尬尴地站在那里等待处理。少伟让警卫员取了条裤带给他,并诙谐地说:“乱弹琴!你想提着裤子去打仗?”
    少伟生活很简朴,后勤处一个战士见他的土布被子破了,给他换上了一床新被褥,他坚决不要,并说:“战士们睡的还是麦草,生活上我要向战士看齐。”他的马自己很少骑,驮的不是伤病员就是战士们的挂包、背包,他总牵着马走路。警卫员说:“我们团长有三件宝:薄被、油布和小包,宿营睡麦草。1949年5月,少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16师副师长。不久,部队奉命开赴新疆哈密剿匪。1950年4月1日早晨,他同作战参谋等6人从燎墩向七角井进发时,遭匪伏击,汽车中弹熄火,40多名土匪蜂拥而上,除司机被俘外,少伟和其他4名官兵壮烈牺牲。遗体安葬于新疆烈士陵园。
    王官华(1917~1950.8.14) 月河乡人。1949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8月,部队奉命开赴青海大通县三岙牙壑剿匪。高寒地区气候恶劣,时逢大雪,王官华身着单衣站岗,全身冻僵仍坚守岗位,直至失去知觉,后经抢救无效牺牲。遗体安葬于青海大通县烈士陵园。
    胡书竹(1867.10.15~1951.3) 原名洪勋,城关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人们尊称“胡老夫子”。
    老夫子出生官宦人家,幼时,家道已日趋衰落。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秀才,不久升补廪生。先后在汉阴县和安康恒口镇开馆讲学。辛亥革命时期,毕业于湖北法官养成所。民国5年(1916),应徒生陈树藩(伯森)聘请,赴陕西督军府任陆军典狱长兼军法课一等课员,任期5年,荣获6等“文虎勋章”。9年(1920)弃戎从教,历任西安几所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员。16年(1927)春,他辞职返里,囊空如洗,竟无路费,后由陈树藩送给盘费,才携眷回到汉阴。是年秋,任汉阴县教育局长。翌年,因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冯玉祥部驱逐盘踞陕南多年的军阀吴新田,冯部旅长赵风林来县召集绅士会议,成立临时县政府,会上推选他代行县务。在主持县政期间,惩恶扬善,四境安谧,军民融洽。是年十一月,新县长田润荆到任,例行交割后仍任教育局长。冬,与张铭谟等主办教师寒假讲习会,致力于革新教育。
    18年(1929),汉阴遭受特大旱灾,他受县府委托承办赈济事务,在原考院旧址开办粥厂,救济垂毙灾民。建立各种制度,杜绝贪污,备受拥戴。汉阴县城位于河滨,山洪暴发,洪水漫及城内,危及居民生命财产。为此,他多次向县府请求筑堤护城。20年(1931),县府批准他的请求,并委托他亲自督办。老夫子受命以工代赈,费时年余,终于筑成防洪堤坝。由于历年洪水、地震,加上年久失修,汉阴城墙断续崩豁,时有盗贼骚扰,人心惶然。他四处奔走,倡修城墙。十九年(1930),在县长的支持下,他自始至终躬亲监修,很快恢复了城墙原貌。
    22年(1933),汉阴县县长姚警尘决定续修《汉阴县志》,委托他为主办,他欣然承诺,邀集群彦,广咨嘉谋,于37年(1948)写成初稿,珍藏至今。
    24年(1935),县长张一之决定以漏报逆产及赈济会新置的田课作经费,筹建汉阴县初级中学,老夫子欣然受托,躬亲监修。学校建成后,亲任国文教员,招生20余名,赊购课本,当年就开学授课。
    同年,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颁赠“仪型桑梓”匾,嘉其德行。悬匾之日,绅商士庶及附近百姓咸来祝贺。他盛筵款待,并请来养济院代表(乞丐)与绅士官员同席共饮,此举传为美谈。
    26年(1937),他辞去一切公职,专事慈善事业。先后在县城东关举办儿童教养所、救济院,购置织布机、纺纱车等,收容贫苦无依儿童,授以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周济老弱残废者,人们交口称赞。同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发动地方爱国人士,组建汉阴县抗敌后援会,募捐抗日。29年(1940),由于连年兵祸及自然灾害,饥荒严重,哀鸿遍野。他发动民众自救,将西河滩大操场和城外海壕空地200余亩开垦种植粮菜,当年获得丰收,缓和了县城灾民的饥荒威胁。为进一步扩大赈济面,他亲自筹措赈济经费,以工代赈修筑汉阴县南北道路,整修城内街道,城区焕然一新。
    他乐于为人排忧解难。在担任陆军典狱长时,曾有1名团长被冤判死刑,布告已印就,即将绑赴刑场处决,全家老少痛哭一团。他目睹惨状,挺身而出,到处奔走营救,后经复查,果属冤案,得以获释。34年(1945)后,国民党军队强征壮丁,集中关押在县城湖北馆内,施以酷刑迫害,有的甚至被逼得吞食沙砾自杀。他为此四处奔走呼号,几次向县府控诉,当局却漠然视之。他深为国事绝望而寝食不安。37年(1948),国民党政权日趋崩溃,溃散的军队沿途随意拉丁抓伕,有的以拉丁为名,行绑票之实,借以敲诈钱财。不少青壮年用针锥刺瞎自己的眼睛,剁掉自己的手指,逃避抓丁。诸如此类骇人听闻的惨事,屡见不鲜。一天,国民党军队某部路过高梁乡,将当地农民成显发等9人抓为壮丁。家属妇幼齐跪马路号啕大哭,仍无济于事。迫于无奈,结伙至城求老夫子营救。赶到城内,时已深夜,他听完受害人的诉说后,立即叫人提上马灯,找到县长、兵役科长等人,一齐到北门外马路上拦见团长。经过洽谈,团长亲赴各连队,依次查出被抓的9人,全部释放回家。
    1949年11月29日,汉阴解放,老夫子拄杖到县城东关外恭迎人民解放军。在12月2日举行的庆祝汉阴解放的大会上登台讲演,历数国民党军队的累累罪行,欢呼新政权诞生。1953年3月病逝,享年84岁。汉阴县人民政府赠送粮食30石助葬。
    查少白(1889~1952) 名玉枝,字文芳,笔名抱瓮乡人、中和道人。出生于汉阴县铁佛寺,毕业于保定讲武堂,曾任陕西督军府参谋和陕西镇守使张仲仁部少校骑兵营长。民国13年(1924)后,军阀混战,他毅然脱离军界加入同善社、青帮,在上海、浙江、四川、武汉等地传经布道。业余,从事金石书画及戏剧。抗日战争时期,应邀出任陕西省政府参议。20年(1931)夏,长江暴涨,灾民结队。他终日命笔挥毫,义售书画,将2万余元捐汇长江水灾义赈会。31年(1942),他从西安迁居安康,担任中国商业贸易公司驻石泉储运站站长。次年,因油库失火,引咎辞职。
    他多才多艺,善书法、擅镌刻、工绘画。正、草、隶、篆诸体皆能书写,画山水人物独具匠心。其作品曾在上海、杭州、北京、武汉、西安、汉中等地展出,展毕抢购一空。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西安各校爱国师生组织“雪耻会”,创办刊物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他愤慨挥毫,疾书“沸血”两字为刊头。又将自己的画展收入捐助上海罢工工人。民国36年(1947),爱国进步人士杜斌丞、李敷仁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义愤填膺,在音专课堂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进步人士的罪行,他说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一至如此,不亡者断无天理”!不久,被学校当局解聘,他忿然离开西安迁居汉中。失业后,家境贫困潦倒。时有朋友为其推荐职业,他说:“我宁肯打草鞋,卖卷烟,也绝不为五斗米折腰!”坚贞之志,溢于言表。其间,他与共产党员张天鲁、张金升、侯沼民等人过从甚密,其家被作为中共地下联络站,并常为开会的地下工作人员站岗放哨,毫无怨言。并鼓励三女投奔延安,参加了红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庆幸晚年逢盛世,欣然命笔,填词一首:“率我一家人口,跟着毛泽东走!走进乐园中,衣食住行都有。长久,长久,这是幸福开首。”
    张光鉴(1873.4.22~1957.7.27) 汉阴城关人。本名鲜为人知,外号“张神仙”却闻名遐迩。民国年间,长期在县城摆设卦摊,善于观察和揣摸各种人的心理。常使问卦人忧心而至,满意而归。“张神仙”从此得名。
    张光鉴虽以算命为业,但对各种生产工具的改进、发明颇有兴趣。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研究,把从武汉买的2台人力轧花机改装成水能轧花机。使劳动强度减小,功效提高。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产棉区沦陷,陕南纺织业不断发展。但本地使用的纺纱工具都是古老的手摇纺纱车,生产能力低下。张光鉴经过反复研究设计,终于制成20个头的脚踏式纺纱机,功效倍增。
    他仅念过几年私塾,却能广泛涉猎《九章算术》、《天工开物》等许多古代著作。他勤于思索,细心观察,每值业余,就操起锯、刨、钉、钻,利用边角废料制作玩具。民国30年(1941),他制作了3只转灯,里外三层,里层有飞机大炮,有持枪瞄准的抗日战士,有举手缴械的日本鬼子,外层有龙楼凤阁,缓缓旋转,栩栩如生。他制作的“小舞台车”,当车轮转动时,舞台上的人物有武打的、跳舞的、敲鼓的,进行各种姿势的表演。这些精致的机械玩具,独具匠心,妙趣横生,吸引着成群结队的幼儿。
    一次查字典,某字未查到,因当时出版的字典无论按部首、笔顺,都得先认识字,才能查音、查义。张光鉴想:如果有一种按音查字的词典就好了。他鼓起勇气,身居斗室,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开始编写。先后经过10年的伏案辛劳,终于在37年(1948)将一部新词典编成了。词典内容丰富,有字形,有释义,有反切法和直音法。共40卷,全用毛笔小楷誊正。可惜在1966年破“四旧”时被红卫兵抄去,下落不明。
    黄尤余(1927~1957.9) 永宁乡人。旧时给地主放牛,扛长工,挨打受气,过着饥寒交迫的苦日子。
    汉阴解放,22岁的黄尤余跳出苦海,积极参加镇反运动和反霸减租,土地改革时当选为南河乡农会主任、乡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尤余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某日,一些乡干部起哄要到群众家去吃喝,他严肃地批评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他是有名的“田把式”,常常走队串户,传授科学种田的经验,备受拥戴。黄尤余所领导的南河乡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县、区表彰奖励。
    1957年,上级决定修建龙垭水库,资金缺乏,困难很大。他坚定地表示:“困难再大,也难不住共产党员。”“不修好龙垭水库,我黄尤余死不瞑目!”为取得经验,他只身前往赵家河水库参观“取经”。回来后到处奔走,组织劳力,备工备料,开始了繁忙的建库筹备工作。工地离家很近,他却食宿都在工地上,和民工们同甘共苦。在缺菜少食的工地上,饿了就煮点萝卜片充饥,毫无怨言。他还经常和民工们交谈:“我们都是苦水里泡大的,今天再苦也比旧社会强得多!”
    同年9月,水库工程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昼夜坚守在工地上的黄尤余,不幸被飞石打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31岁。
    邹玉徽(1889.7.1~1957.10.5) 名昌懿,双乳乡人。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在兄弟中排行为大,故人们尊称他为“邹大先生”。
    邹玉徽出身医药世家,6岁时进私塾,读书之余,帮助家中药铺料理杂活。28岁时拜胡痘仙为师,续拜刘方学医,都未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出师后又拜老中医徐海澜为师。民国8年(1919)出师回到双乳继承祖业,开始行医生涯。
    他医德高尚,体贴民情。他对人说:穷人看病是急,富人看病是忧。”无论门诊或出诊,从不分贫富,总是有求必应,来者不误。出诊时,从不骑马、坐滑竿,总是徒步登门。对特别穷困的病人,不收诊费,有的甚至连药钱也免收。他和学徒们同锅饮食,过着清淡的生活。每天黎明即起,亲自打扫庭院、整理药房,作好就诊的准备,不让病人久等。
    他精通脉理,把握辩证推论,注意“四时”、“三因素”,遵循“五脏、五行相生相克”之规律,对症下药,恰到好处。双乳沈继桂患严重鼻衄,发作时淌血多达一碗。他诊断后告诉患者亲人:若再患,将致晕厥,此时,速将大蒜1斤(0.5公斤)捣如泥状,敷在脚心手心,只需烧开一壶水的工夫便可苏醒。1年后,患者果然恶性发作,家人如法抢救,化险为夷,从此根治。涧池镇黄某患肺病,他采取“培土生金法”,用“扁豆、苡米心肺汤”治疗,服食1月后痊愈。大先生起死回生的精湛医术,遂远近传闻,慕名求医者与日俱增。
    一次,他到紫阳蒿坪河给一危重病人诊治,用药两剂均未见效,他甚感奇怪。于是,便对熬过的药渣进行仔细检查,发现其中有两味药是代用品。他严肃地批评徒弟们说:“看病、检药要对病人负责,一点也马虎不得!”他对幼儿患者的治疗,很有研究。他说:“富人的孩子多吃美味,食物细腻,穷苦人的孩子多吃粗茶淡饭及生冷之物,虽病同而用药必异,应区分而治。”人们称赞邹大先生的医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32年(1943),他被推举为族长,因药铺生意日盛而遭人嫉妒。同年四月,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均被歹徒毒死。在沉重的打击下,他强忍肺腑之痛,继续开门行医。为方便群众,他同祖师殿和尚合作,采撷民间草药多种,在庙内施舍。整理编辑治疗地方流行病验方100首,木刻印刷赠发乡民。他高尚的医德,传颂至今。
    汉阴解放后,他的精湛医术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为使其发扬光大,政府把他调到县医院工作。1956年当选为县二届人大代表,次年10月5日,因患脑溢血逝世,终年69岁。
    张铭谟(1892~1958.4) 字又新,太平乡张家庄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幼家贫,勤奋好学,考取兴安府联中。民国2年(1913)一月,保送日本留学生考试,因出榜书名时误“谟”为“汉”,致使失去东渡留日机会。当时西安报纸曾以“一字之差,误人前程”报道此事。此后,他继续奋发,考取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不久,省教育厅证实留日出榜名误事件,为弥补憾事,仍按留学生待遇,每月补给纹银4两。
    6年(1917)六月,张铭谟从武昌高师毕业回陕,先后执教于省立一中、三中和成德中学。8年(1919)二月,出任省教育厅视学。11年(1922)二月,出任省单级师范讲习所所长。14年(1925)秋辞去所长职务,投奔何经纬部,任旅部书记官。17年(1928)七月,出任西安中学教务主任。几个月后辞职携眷回到汉阴。
    18年(1929)一月,被聘为省立七师(安康师范)斋务主任,次年任校长。21年(1932)调任省立七中(安康中学)校长。他重视学校建设,集资兴建“树人楼”,为提高理化教学效果,发动募捐,带头集资,兴建阶梯式理化室。23年(1934)调回省立七师,创办了附属小学。后因学校财务人员克扣学生助学金,引起学潮。25年(1936)七月,调任三原县女子中学校长。曾邀请进步女作家丁玲到三原女中讲演。26年(1937)一月,应同学辛树帜邀聘,赴任武功国立农专(西北农学院前身)附设高职部(武功农校前身)主任5年。
    32年(1943)秋,他回到汉阴任中学校长。鉴于学生人数增多,校舍短缺,他多方筹集资金修建简易教学楼1幢,并增添了教学设备。他还引进技术,首创“又新粉笔厂”,使汉阴县石膏资源得以利用。选送张杰臣等到武汉学习丝织技术,还从武功等地引进蕃茄、苹果、蜜蜂、“6028”小麦(俗称线麦)良种等,颇受欢迎。
    汉阴解放后,被任命为汉阴中学校长,同时被推选为汉阴县土改委员会委员、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常委、副主席。1952年8月,调任安康农校数学教研组长,时已年逾花甲,仍专心致教,深得师生爱戴。被评为优秀教师,当选为安康县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民盟安康支部委员。1957年被错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病逝于安康,1980年得到纠正平反,恢复名誉。
    马喜(1876~1960) 原名得银,回族,祖籍安康城关。民国初年,因家境贫寒,来汉阴城关谋生。民国17年(1928)开办清真食堂,生意兴旺,家境日趋殷实。21年(1932)购置房屋一院,经营牛羊屠宰兼清真小吃。服务周到热情,技艺精湛,享誉县城。他亲手烹调的牛羊杂烩汤,汤清味醇;制作的糖炕炕,香脆薄酥;火烧羊肉、牛羊卤肉、蒸面皮等,下料适当,制作精细,色香味俱佳,招徕远近食客。
    汉阴县解放后,被推选为汉阴县伊斯兰教社头(理事),为维护回汉民族团结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胡文通(1890~1963) 月河乡人,幼年家贫,未能入学。年齿渐长,从师学厨。后经好友引荐,在大商号“和厚生”店铺做炊事员。几年后,辞聘开设餐馆,红白喜事应雇替人做厨。
    他经严师传授,加之虚心好学,厨艺日趋精湛,刀法细腻,作料讲究,注重火候,享有“一快二好花样多”之誉。少则几席,多达百席,他操持得有条不紊,备受赞扬。他烹调的“海参汤”、“鱼肚汤”、“鱼翅汤”,汤清味醇;烧熊掌肥而不腻;甜食“烧荷花”、烧“玉米芯”、“蜜饯莲子”、“炮花油糕”更是拿手之作,取材普通,而色味俱佳。他经手制作的“福寿双桃”、“供仙”、“万事如意”、“三鼎家”、“花好月圆”等看盘,独具匠心,造型奇巧,给人以美的享受。汉阴县办丧事时设的“转席”,品种多,时间短,16个单菜花样翻新,在3、4小时内需3次供给礼宾先生食用,一般技艺的厨师常常顾此失彼,而胡文通却驾轻就熟,应付自如。
    胡文通事厨50年,在汉阴成为“烹调状元”。他不吝赐教于慕名求艺者,带出了不少出名的厨师。他常对徒弟们说:“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鼓励他们好学上进。
    汤鹤逸(?~1964) 名友季,字绍宸,蒲溪镇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民国8年(1919)以优异成绩考取陕西官费留日生,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10年(1921)毕业回国,历任北京几所大学教授,颇著声望。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南京最高法院书记官。国民政府迁渝后,任资源委员会工矿管理处秘书主任。36年(1947)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兼文学系主任。
    他博览群书,传闻洽识,才华瞻丽。工于诗词,蜚声文坛。尤擅书法,卓然名家。早岁在北京执教,常发表文艺作品于《晨报》副刊和天津《大公报》副刊。此外,精通日文,翻译的著作甚多,以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芥全集》为尤著。抗日战争期间,发表多篇爱国救亡诗篇,其古体《长沙大火行》,悲愤沧凉,声情并茂,脍炙人口,堪称诗史。刊印有《鹤逸诗存》、《入蜀集》等。29年(1940)曾回乡探亲月余,临行赋有《留别故乡诸亲友》诗一首:“扰攘中原失定居,南冠憔悴困征途。何期票里新归客,犹是高阳旧酒徒。一水一山寻昔梦,半醒半醉笑今吾。此行后会知何日?浩荡江湖棹不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教于云南大学。1964年病逝于昆明。享年80有余。
    彭淦(1918.4.14~1967.3.23) 原名隆知,涧池人。幼年在涧池初小启蒙,后就读于县城义小。民国23年(1934)考入省立七中(安康中学)。25年(1936)参加安康中学进步教员徐雪尘创办的青年读书会,常阅读进步书刊。同年五月,报考西安高中落榜,后经同乡推荐到长安中华书局当学徒,半月后离去。不久又经徐雪尘介绍到私立西北制药专科学校学习,被选为西安学生会药职工会主席。“七七事变”后主持组建以抗日为宗旨的“哲学研究会”,同时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支队长。
    26年(1937)十一月,经西安民先队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前往云阳青训班受训,担任第9支队学生会主席。同年底结业后又调陕北公学11队学习,毕业后留校图书馆工作。次年六月十四日,加入中国共产党。28年(1939)初,调往中共太行区党校,任教育处宣传干事、科长。32年(1943),先后调任中共潞城、壶关县委副书记。36年(1947)六月后,调华北财经学院、华北政府财经接管委员会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北平解放后,历任中央财委人事局副处长、处长,中央人事部三局一处处长,1953年,任第三局局长。次年6月~1956年9月,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副局长。1961年4月,任一机部第六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前夕,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经理。
    他在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工作期间,参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等大型项目建设的指挥工作。1960~1962年,汽车工业进入调整时期,他带领工作人员深入黑龙江、河南等地工厂,亲自参与企业整顿,使企业得到很快恢复,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64年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他重点负责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划和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过两年努力,我国汽车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年产超过10万辆。此间,他参加第一汽车厂“四清”工作队,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在职工中留下深刻印象。1966年初,他兼任一机部西南工作组组长,具体负责四川重型汽车厂的组建工作。他带领技术工程人员边建厂、边试产,在很短的时间内试制出第一批载重6吨的军用越野汽车。1966年11月,该厂下马,“三线”建设工作组撤回北京。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他仍坚守工作岗位。1967年初,遭受造反组织的迫害,身心俱受摧残,同年3月23日含冤去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1977年2月1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王代珍(1923.4.14~1969.12.15) 太平乡人。中共党员。
    王代珍旧时在舅家店铺当学徒,民国35年(1946),归田务农。汉阴解放后,加入农会,积极参加反霸减租和土地改革。1952年1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汉阴县一区区政府财税员和平梁、城关供销社业务组长。1963年被评为汉阴县商业系统先进生产者。“四清”运动中受到开除党籍、行政记过处分。1965年,他被调到月河公社泗王庙分销店(单人门市部)任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每天清早起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柜架上的商品拾掇得井井有条。为方便群众,他随时记下顾客所需要的商品,及时调运。平等待人,文明经商,备受好评。每天下班前,仔细清点好货款和票证,妥善保管。晚上,他都要在门市部前后仔细察看一遍才关门休息。
    春节将至,店内生意红火,顾客多,工作忙,他把年仅15岁的儿子王道元带去帮忙。1969年12月15日晚,歹徒盛先文身带剥牛刀,挖洞入室进入厨房,正抬门时,惊醒熟睡的王代珍。他一边叫醒熟睡的儿子,一边点燃煤油灯,大喊“来人抓贼!”歹徒见难以脱身,顿生杀人恶念,手持菜刀朝代珍头部猛砍数刀,接着用葛藤将王道元勒死于床前。他和儿子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为他平反,恢复了党籍。
    陈兆枢(1895~1970) 原名声树,汉阴城关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康县政协常务委员。民国6年(1917)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大发起,兆枢以沸腾的爱国热忱,与革命志士一道,不顾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高呼“外御列强,内惩国贼”的口号,同卖国求荣的腐朽势力展开拼搏。当天,愤怒的学生火烧曹汝霖寓所,痛打章宗祥,他和另外31名同学在现场被捕。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被捕学生于5月6日由校长保释出狱。他获释后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常将《北大校刊》、《每周评论》和《新青年》杂志从首都寄回故乡,以唤起山区人民的觉醒。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汉阴高等小学堂师生冲向街头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抵制日货,群情激昂。
    10年(1921),他从北大毕业,应蔡元培之聘,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总务长。13年(1924),应聘任广州岭南大学历史教师。不久,因时局动荡而辞职,取道南洋到新加坡侨居数年,一直执教于华侨中学,为发展华侨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30年代初,应陕西省教育厅长王捷三之邀,任省立高级中学校长,并在乐育中学兼课。24年(1935)携眷南归,应聘担任安康中学校长,他治学严谨,深受师生拥戴。但因主持正义,遭到安康专员魏席儒的打击报复,被撤销校长职务。不久,应卢正芳之聘在南郑中学执教2年,随后回汉阴中学执教。当时汉阴中学由教育部战地第六服务团代办,他鼎力协助。30年(1941)秋,服务团奉调离县,兆枢被公推为校长。他不顾家境窘迫,强忍女疯儿痴的内心痛苦,一心扑在教育上。并从外地聘请一批学识渊博的教师来校执教。32年(1943)秋卸任。35年(1946)秋,县长兼校长职,他任教导主任。37年(1948)秋,再任校长。经过数年辛劳,汉阴中学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初中毕业生到外地升学的达到80%以上。
    汉阴解放后,因遭诬告被拘留审查。无罪释放后,在家赋闲2年。后经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江隆基推荐,去安康师范任教。在纪念“五四”青年节45周年报告大会上,他向全校学生讲述“五四”运动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1962年退休后,历任安康县政协第五、六届常委,兼任政协主办的业余政治学校文教班班主任,为培养更多的人才贡献余热。
    “文化大革命”中,他备受摧残,1970年含冤去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昭雪。
    段自成(1904.6.15~1972) 龙太乡人。蒲溪陶瓷厂创办人之一。
    民国8年(1919),湖北黄州陶瓷匠艾四爷来汉阴县田禾沟卖艺谋生,受雇于段强林,合伙建坛罐窑,收徒传艺。15岁的段自成拜艾四爷为师。他虽年幼,却能虚心领略师傅的传授。3年后出师,大件小件样样精通,尤工鱼缸、大花盆、酱盆上釉,雕刻绘画独具一格,被人们称赞为“全把式”。他除制作手艺高人一筹外,装窑、烧窑也有独到之处。同一个窑,比别人多装近百件。火候恰到好处,每窑省柴数百公斤,且色形俱佳,次品极少。同行称赞他的手艺是:多、快、好、省四过硬。
    1959~1961年的3年困难时期,许多工人弃艺归农,陶瓷厂濒临解体。而段自成等8户艺人,不被困难所动摇,团结一致,守住了窑厂,使厂子走出困境。经几代传人发扬光大,制陶手艺还传到了石泉、旬阳、镇安等县,产品畅销陕南各地。
    段自成退休后,还经常到厂里与老艺人切磋技艺,言传身教,指点学徒学艺。1972年病卒家中,终年68岁。
    杨弃(1918.2~1975.4.23) 原名詠周,字郁斌,蒲溪镇后坝村人。其祖父为清末秀才,家中薄有田产。
    6岁随祖父入私塾读书,课余常偷读一些侠义小说,仰慕侠风。15岁考入省立七中(安康中学),学习成绩优异,得到县府颁发的助学金。还经常阅读《读书生活》、《宇宙风》、《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思想逐渐倾向进步。进入高中,时值“七七事变”暴发,遂萌发投笔从戎,参军抗战的念头。当时国民政府以抗战名义招募青年学生从军,他与11名同学一道报考武汉中央航校。在西安体检合格后,经郑州去武汉,因学校转移,下落不明,又返西安。逗留西安期间,接触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宣传,产生了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去的念头。因在西安没有找到得力介绍人而未能如愿成行,只得重返安康中学。回校后,订阅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共产党发行的刊物,经王任青(共产党员)、肖依袋介绍加入抗日民族先锋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伺机投奔延安。民国27年(1938)七月,利用中学生赴西安军训之机,由先期到达延安的同学胡介民介绍,到了集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安排下,于当月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9年(1940)三月,分配到八路军115师344旅689团9连任文化教员。因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且能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半年后升任副指导员、指导员。33年(1944)八月,调2支队6团任营教导员。抗战胜利后,升任2纵队6师16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随部队长途行军,经山东、河北,到达东北。先后转战西满、北满、南满,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临江保卫战。东北解放后,又随部日夜兼程进关,参加了渡江战役、衡保战役。全国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参加了一、二、三、四战役。战斗中,两次身负重伤。一次子弹从脖子穿进,一次右腿粉碎性骨折,他带伤参加战斗。回国后历任39军政治部主任、旅大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军区政委兼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2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5年4月23日因患肝癌,病逝于沈阳。
    刘宝山(1904~1975.12) 原名元胜,双乳乡人。
    民国19年(1930)在西北军警备2旅4团9连当兵。24年(1935)十二月一日参加何振亚领导的起义。是夜,奉命将连长张锡武处死。翌年八月九日参加了何振亚举行的第二次起义。先后担任大队副、大队长、副官主任等职。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改编为红军、八路军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作战参谋、淮海干校副官、4野后勤部科长、江西军区科长等职。先后参加平型关、张店、新店、城口、牛村、大枣、高杨、四平街、龙安、德州、海州等多次战役和战斗,曾6次负伤,3次荣立战功。27年(1938)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11月退伍转业,先后在县土产公司、蒲溪供销社工作。1975年12月,因病去世,终年72岁。
    何振亚(1913~1978.10.24) 原名继周、济舟、子新,汉阴县火镰碥绿烟村(今归宁陕县辖)人。民国16年(1927)毕业于汉阴县高小,20年(1931)考入杨虎城部第17路军军官训练班。是年冬结业,分配到安绥军沈玺亭部任职。沈部原系一支地方武装改编的部队,军纪涣散。何振亚深为报国之志难酬,苦闷失望。21年(1932)十一月,他参加沈部在平利县举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担任7班班长。期间,受到曾参加宁都暴动的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进步思想的影响,加深了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性质的了解。是年十二月初,贺龙率领红3军经平利东部入鄂、川,激起了他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年底的一天,他和沈启贤、孙善堂(启庆)、徐海山、苟树林、赵宏勋、孟子明、吕志平等11人秘密集会于关帝庙,以换帖结义为名,成立了反蒋(介石)为宗旨的“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他被推选为总指挥。草拟了《抗日救国八条宣言》,并歃血盟誓,商定在结业后每人都联络一些人投奔红军。次年七月,教育班结束,“赤卫团”成员被分配到各连担任班、排长,他被分配到手枪连任排长。23年(1934)九月,沈部改编为陕西省警备第2旅第4团。十二月,红25军入陕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警2旅奉命“围剿”而进入秦岭山区。翌年十二月七日、八日,4团的1个排在柞水县营盘举行起义,西安绥靖公署急令4团开赴西安整训。在此紧急关头,时任9连2排排长的何振亚感到时机难得,急约沈启贤、洪九畴、张孝德、刘宝山等密议,决定率9连集体起义。接着,又召集苗鸿鑫、刘炎德、赵振庆、张孝德、杨子珍、傅东山(世才)、周明钧、张英才等人研究决定起义的具体方案。十二月十一日午夜,他选派刘宝山、周明钧、傅东山、赵振庆在长安县引驾回农民刘世杰家(连部)处死了9连连长张锡武,随即以执行任务为由,带领全连112人迅速撤出引驾回,经大峪口进入秦岭山区宣布起义,欲加入红军。时因活动在陕南的红74师组建不久,干部缺乏,又因对何部情况甚不了解,建议何部先不宜打红军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根据红74师的建议,何振亚立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并亲任指挥。
    他领导的陕南游击纵队以红军为榜样,转战镇安、柞水、石泉、汉阴、安康、宁陕等地的广阔山区打富济贫,开展游击战争,受到人民欢迎。24年(1935)十二月二十六日夜,他率部逼近宁陕县城,欲与县保安队里应外合,夺取县城,当发现红74师已包围县城时,便主动撤离。随后,他率部突袭镇安县穆王坪保安队获胜,缴枪9支。次年二月三日晚,急速南下,奔袭石泉重镇马池,保安队官兵闻迅逃窜,缴获步枪3支和一批物资。此时,大队长苗鸿鑫主张率部投敌,劝阻无效,他于是年二月中旬在穆王坪将其处决。二月二十四日,游击纵队折返镇安县瓷沟街,攻克四方寨,给地主武装以沉重打击。
    24年(1935),国民党调集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行疯狂围剿,战事频繁,弹药、粮食、医药匮乏,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实力,他针对敌人“改剿为招”的阴谋,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后2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收编。25年(1936)二月下旬,游击队在宁陕古山墩袭击庞炳勋部230团一部,俘虏2人,优待释放。三月上旬,230团团长朱家麟和镇安县县长苏光壁派来副官常占彪、区团总马洛斋于穆王坪与游击队谈判收编事宜。何振亚提出“撤走包围部队,提供给养”等条件均被对方接受,游击纵队被改编为商州专署特务大队。配发1人1枪,驻扎镇安县栗扎坪,名为改编,实为休整。十多天后,敌驻队代表逃跑,第一次改编结束。是月下旬,汉阴县长张一之奉安康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魏席儒令,派绅士陈继侯、张伯威(何振亚少时老师)来到何部驻地龙王沟游说,他再施缓兵计,所提3个条件亦均被魏席儒接受,何部改编为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由专署补充枪支弹药。受编后,针对敌人的若干制约手段,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敌周旋,等待时机。受编不久,他借“剿匪”之机,将部队由牛山庙开往远离安康城75公里的东镇(东沟口)驻扎。针对魏席儒限编300人,遣散多余人员的要求,他将编余人员组成几个游击队,分散活动,互相策应,打击敌人;严密监视、限制敌人派来的2名副官的行动,最后将其杀掉;借口弹药缺乏,拒受“剿匪”之命;屯兵东镇,抓紧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图再起;先后5次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到汉阴、安康、紫阳、岚皋、平利、镇巴等县保安队策动兵变,瓦解敌军。同年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大队附李伯亭弟兄3人分别在安康、汉阴被杀害。他十分气愤,当即向专署提出抗议和质问,迫使专员魏席儒道歉。拒绝投降,使敌人软禁其母为人质的阴谋失败。
    同年六月初,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派共产党员杨文贤(杨江)、杜瑜华和进步青年沈敏3人到达何部驻地——东镇,动员何振亚参加革命队伍,他欣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八月初,专员魏席儒探知何振亚欲投奔共产党的消息,十分惊恐,忙下三道命令,限令何部开赴安康“整训”,同时命令44师(肖之楚部)的一部向东镇推进,逼何部就范。何振亚识破敌人阴谋,八月九日,率领特务大队以赴安康“整训”为名撤离东镇,夜宿茨沟,恰逢杨文贤等从西安赶至,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命何振亚率部举行第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命名何部为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何振亚坚决执行西北特支的指示,命人连夜编印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准备起义。十日,何部从茨沟出发,下令处决了魏席儒派来的副官,收缴了茨沟保安队的枪支,向五里铺疾进,五里铺联保主任及保丁闻讯逃跑。午夜,部队顺利进街,收缴财主富商的银币和生丝等贵重财物。拂晓从五里铺撤出。十三日,何部在安康县紫荆乡刘大乾家大院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成立大会,何振亚就任军长。九月一日,何率部路过石泉县三官庙街,他派人送信给太平寨寨主向其筹借军粮。大地主贺元山、蔡乐成等自恃寨高墙厚,又有数十名寨丁把守,狂叫“进寨到枪尖上来拿!”并杀害送信战士。何振亚怒不可遏,立即下令破寨,毙寨丁20余人,缴获火枪10余支及大量财物。
    部队在龙王沟短暂休整,家破人亡的何振亚来到亲友家中,匆匆看望了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年仅4岁的孩子,毅然离去。十一月,他率部突袭马坪,全歼王普三率领的保安队,缴获步枪20余支,旋即在杨泗庙乡火石沟口与敌军一部激战,歼敌20多人。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洋县周家坎夜袭敌51师护送弹药的连队,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何部所到之地,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人民拥护。他从严治军,军纪严明,如有违纪者,立即就地惩处。部队吃农民的饭必须给粮给钱。有一次,一个战士擅杀了双河口老百姓1头猪,他知道后,立即令人买1头肥猪送去,并赔礼道歉。因此何部所到之地,主动投奔和应募入伍者越来越多。是年底,何部由500余人壮大到八九百人。十二月一日,第二次赴西安向西北特支汇报工作的杨文贤带着特支派来的11人返回,途经宁陕江口,被红74师收编的抗捐军宋登贤逮捕,除1名挑夫外均被误杀于蚂蝗沟。何振亚在沙沟妥善地处理善后事宜,消除了误会,增强了两军团结。杨文贤遇难后,他再派杜瑜华、沈敏赴西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十二月下旬,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奉命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1军。翌年三月初,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15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同月,经李雪山、王敬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344旅警卫营,何任营长,旋任团参谋长。不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部队改编后,何振亚先后担任延安抗大队长、留守兵团管理处长、晋南游击支队司令员、豫中军分区参谋长、旅大市公安局长、东北军区第3纵队参谋长、第12兵团军参谋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和辽沈、平津战役。解放以后,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谋长。回国以后,历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委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11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三级勋章、抗日战争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战争一级勋章等。1969年当选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8年10月24日,因患肝癌于北京逝世,终年65岁。
    刘泉山(1916~1979.9.29) 原名启泉,龙太乡人。民国22年(1933年)当兵,24年(1935)参加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游击纵队。次年八月,担任副班长,九月,随部队回到老家田禾沟,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动员乡亲报名参军。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改编为红15军团后,刘泉山担任特务连班长。26年(1937)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月,任八路军115师344旅警卫营副排长。八月二十二日随部东渡黄河,开往山西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五日,参加了驰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战。接着又参加了张店、新店、黄马蹄等多次反扫荡战斗。翌年十一月,调防化7团2营,任副连长、连长。28年(1939)七月在高平县李村战斗中荣立战功。30年(1941)以后历任大队长、副营长、黄河支队队长、军分区独立团代团长、团长、处长等职。1956年7月,调青藏公路工程局修路指挥部任副指挥。
    1957年8月,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中共汉阴县委第二书记、副书记、县长,中共石泉县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66年离休。1979年9月29日因病逝世,终年63岁。
    沈继云(1910.11.22~1981.12.8) 女,城关镇人。旧时饱受缠足之苦,人称“沈小脚”。汉阴解放后,先后担任城关镇南街妇女代表、妇联主任、副村长、街长、党支部书记、副镇长(不脱产)、县人民法院陪审员等职,曾当选县党代会代表、人民代表等。
    1950年2月,她摆脱家庭束缚,走向社会,带头参加反霸减租、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走家串户宣传选举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动群众储蓄,做出显著成绩,先后2次荣获中共汉阴县委特别荣誉奖。1956年7月2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暴雨成灾,河水暴涨,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她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巡视在城墙上和大街小巷中。看水势,查灾情,扶老携幼,帮助群众转移。人们赞扬说:“沈小脚,真能干,一心为公把事办,不为私利的好领班。”1958年,她在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陕西省爱国卫生运动代表会,1964年当选陕西省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四清”运动中,她遭受残酷打击,被开除党籍。在逆境中,她一如既往,支援“三夏”,抬田造地,起早贪黑地和居民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城郊农村到处留下她的足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为报答党的恩情,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主动协助南街党支部、居委会工作。顶风冒雨,走家串户,宣传政策,调解民事纠纷,检查环境卫生等等。同志们见她年事已高,劝她注意休息,她总是说,“我怎么也报答不了党的恩情!”1980和1981年,连续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1年12月8日病逝后,中共城关镇委员会作出决定,号召全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向她学习。
    刘华(1918~1982.10.10) 原名经安,化名雪亚,祖籍安康县蓼叶沟,早年迁居双乳乡。
    民国23年(1934),他考入兴安师范,每年寒暑假,均参加校学生会组织的返乡工作团,回乡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唤醒民众。27年(1938)三月经王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二月,他从中共陕西省委学习结业,被分配到汉阴、石泉、宁陕等县开展工作,并设立交通站于石泉县城。四月,他从石泉来汉阴联络,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安康监狱。审讯中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是年八月,他被党组织派到紫阳县芭蕉口小学任教,担任教务主任,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29年(1940),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中共旬阳县工委书记罗长勤也来到芭蕉口小学,以教书为掩护配合工作。为了隐蔽精干,由刘华出面,成立学生会,张贴标语、漫画,举办墙报、演讲、歌咏、戏剧等,宣传抗日。此间,为揭露校董姜东周挪用建校经费放高利贷,发动师生请愿、罢课、游行,斗争延续一个多星期。由于党组织违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提出一些过漱口号,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29年(1940)五月十三日。紫阳县长陈伟器奉专员杭毅指令,带兵到芭蕉口小学捕人未遂。刘华等人被迫转移,历经艰险,于同年九月辗转到了延安。30年(1941)一月,他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结业后,历任延安民族学院副科长、中共庆阳县委统战部长、丰镇县委组织部长、新四军5师38团政治部主任、白河县和竹山县县长等职。解放后,先后担任旬阳县县长、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陕西省第二商业厅副厅长、省棉纺织公司副经理、中共陕西省外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等职。
    1982年10月10日因病逝世,终年64岁。
    王长水(1931~1984) 双乳乡人。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6月2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被评为模范干部、优秀共产党员。1977年当选为陕西省五届人大代表。历任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大队团支书、民兵营副营长、大队贫协主席、中共双乳村支部副书记等职长达30年。
    他廉洁奉公,以身作则。1971年冬天,双乳大队千人会战烂泥湖,改造泡冬田。开工之日,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身穿棉衣棉鞋的人们均袖手立于田坎,无人下田。“喊破噪子,不如做出样子”,他脱下鞋袜,第一个跳下水田打桩、划线、挖沟、砌石坎。脚被石头划破了,流血不止,他一声不吭,7天7夜一直坚守在工地。“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经过一冬春苦战,几百亩烂泥湖由一季田变成两季田,亩产由原来的三、四百公斤提高到五、六百公斤。1965年春,大队修盘山堰,他带领爆破小组,腰系绳索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打眼放炮。大堰通水,灌遍全大队,旱涝保丰收。1966年3月,安良水库漏水,他闻讯赶到现场,脱下衣裤,跳进冰冷刺骨的水库,几起几落,终于堵住了漏洞。1972年双乳大队办林场,他兼任场长,自制脚扒、安全带,四处采集树种1500多公斤,还从外地引进良种杨树,动员全大队社员在房前屋后、路边、河边、地边、渠边到处栽植。截止1975年,全大队人均植树130株,受到参观者的赞扬。为了管好集体林木,他主持制订护林公约,发现破坏砍伐者及时处理,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1973年某日,他的老伴下工时顺便扳了几根椿树枝,他不仅斥责,还将老伴送到公社接受处理,并和老伴一道在社员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1975年,他还将偷砍集体树木,持刀伤人的不法社员郭某亲自扭送派出所。
    他热心科学种田,是当地有名的“土专家”,在全大队范围内引进、选育小麦、水稻等优良品种,深翻改土,合理密植,推广除草醚和黑光灯诱蛾,土洋结合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亩产超千斤。
    他坚定的原则性和鲜明的立场引起坏人的仇恨。原划富农分子沈永乐,在管制期间表现不规,王长水曾召集社员大会对其进行批判。其子沈继伟因此怀恨在心,扬言“不报此仇,对不起父亲。”1984年6月18日中午,沈继伟手持锄头闯进王家,将正在做饭的王长水及12岁的儿子王小兵砸死,作案后畏罪服毒自杀。
    1985年,中共汉阴县委追任王长水为模范共产党员,并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各级干部向他学习。
    沈玺亭(1903~1985.2) 原名世成,又名汤有为,凤亭乡枞岭村人。
    民国7~9年(1918~1920),因不堪继父虐待,投奔陈树藩部当兵。15年(1926)镇嵩军刘镇华部围攻长安时,他参加了历时8个月的守城战。16年(1927)奔母丧回家,丧事毕带其季弟汤飞山赴长安搞到2支步枪又秘密回乡,组织地方武装,打富肥私,扩充势力。每值战斗,身先士卒,常以少胜多,降服者多随其部。次年十一月,汉阴县政府将沈收编为“清乡队”,他被委以队长,时有士兵80多人。18年(1929)九月,张维玺部1个连东开,夜宿蒲溪铺,他率兵包围,缴获步枪100余支和全部弹药装备。此后,他自改“清乡队”为陕南人民自卫军,自称“司令”,不再受县保安队统辖。同年腊月初十,张维玺部为报夺枪之仇,在涧池财神庙集合乡民,令县府恶差杨发辨认沈部人员,经杨胡指乱点,无辜群众40余人被杀于庙后麦田,惨不忍睹。次年他派人从石泉捉回杨发,杨托人向他求情,愿倾家荡产买条活命,他回答说:“杨发这条狗命我不能卖,看涧池老百姓卖不卖!”同年腊月三十将杨发交乡民剖腹处死于涧池南河坝。19年(1930)四月,他率部围县城月余未克,遂活动于镇安、柞水、宁陕等地,拥兵700余人。次年一月,被安绥军司令张鸿远收编为安绥军第1支队,委以支队长。同年春,随张鸿远攻打安康有功,被委任安康城防司令。同年秋,改支队为团,他任第4团团长,驻防平利县城。21年(1932)七月至次年三月,在乎利县黄州馆开办干部教育班,亲任班主任。教育班中何振亚、沈启贤等11人秘密成立“赤卫团”,欲拉部队投奔共产党。当时有人向他告密,他未予追查。23年(1934)九月,安绥军改编为陕西省警备2旅,仍任4团团长,后被调往城固、洋县、商州等地驻防。同年冬,奉杨虎城令,沈部开往西安大营房整训。部队移防途中连续发生了3次兵变,他均未加追究。何振亚率部起义后,带信和沈继刚联系,不料信被截住,沈玺亭有意传呼沈继刚,让其看了信皮,又令搬进团部副官处居住,使沈继刚得以趁机逃走。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给警2旅下达的任务是:解除蒋系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备大队、省政府宪兵连和西安机场部队的武装,并担任西安市街道的警戒。他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但在事变次日,私将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公秉藩放走,用小汽车送出西安城,使之逃往户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由西安飞回南京,第7军军长兼24师师长冯钦哉率部投靠南京,继而又勾引17师49旅旅长王劲哉拉出一部叛杨投蒋。他受其影响,也率部脱离了17路军,开赴户县。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得知后,晋升他为独立第十九旅少将旅长,令开赴河南尉氏待命整编。后调往南京军政部任少将部副,随即又被派往军政部西安办事处,有职无权。34年(1945)在“将校级军官总队”受训,36年(1947)结业,同年办理退役手续,返回安康定居。38年(1949)七月,担任恒口杂税局局长。汉阴解放后,回到凤亭老家,参加农业生产。1951年3月,被捕关押,经政法部门查实认定,他在民国18年(1929)以前虽有恶迹,但在“西安事变”时,忠实执行杨虎城命令,有一定贡献,遂于次年2月16日释放。1981年当选为汉阴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2月病故,终年82岁。
    康萍(1914.3~1988.1.13) 原名西山,祖籍紫阳县古家村。民国6年(1917)随父康有富迁居凤亭乡万家朳,佃种度日。28年(1931)在沈寿柏部当兵。23年(1934)五月,张英三部攻克清明寨,沈部溃散。康萍携带长短枪各1支突围,藏于擂鼓台药农鲁宗安家,只身去紫阳牛蹄河舅家躲避。十月,他秘密回家探望母亲和妻子,涧池镇队附邹洁之闻讯率兵拘捕,再次只身出走,其妻被邹强占为妾。一天,他在汉阳坪遇见一个做生意的宁强人,交谈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这人问他:“你去当红军吗?他们在宁强、镇巴一带搞革命。”立志报仇雪恨的他,决心去找红军。24年(1935)六月,他在镇巴县古堰湾巧遇外出找野菜的3个红军女战士,从此参加了红4方面军。后来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率红4方面军西进,另立中央。130余名伤病员和年幼战士被当作包袱扔在大巴山区。这部分人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红军基层干部,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川陕游击大队,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当时,环境极为险恶,胡宗南部由陕入川进驻广元,川军刘湘、刘存厚、邓锡侯等部四面夹击红军。游击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由大队长赵德源率领一、二分队转移到万源一带活动,三分队转移到陕西秦岭山区。同年七月,三分队队长康萍率领30多名战士到了汉阴凤凰山,在擂鼓台山脚下取回当年藏在药农家中的2支枪,又到磨盘堰蒋老四家取回1支手枪。旋即在紫阳县汉王城处决1个恶霸,为当地除掉一害。25年(1936)九月,他率部转战汉阴县北山地区,在龙垭子杀掉国民党税务卡长,后经铁佛寺到达龙王沟,加入何振亚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26年(1937)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15军团688团3营10连副连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6支队8团参谋长、肖县独立旅参谋长、丕睢洞3分区3大队参谋长、苏北军区淮泗纵队队长、苏北军区淮泗独立团团长。先后参加过平型关、河北风子店、晋东南地区张店、晋东丁店、河南保安山、安徽灵壁等多次战斗,屡立战功。
    全国解放后,他历任苏北军区盐城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浙江宁波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0年10月,转业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任校长,1965年6月调任绵阳地区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2月离休,仍积极参与党史、军史的撰写工作。1981年汉中地区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5000元人民币捐献给灾区人民。
    他时刻怀念家乡,生前一再嘱咐家属,死后将骨灰运回汉阴安葬。1988年1月13日病故,同年3月,家属从成都把骨灰盒护送回乡安葬,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举行了追悼大会。
    张成勋(1848.9.24~1912) 字麟阁,号云门通,涧池镇洞河人。同治十二年(1873)以优等学业成绩补赠举人。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留京任刑部主事、四川司正主稿职。光绪六年(1880)授员外郎总办秋审、中宪大夫(文职正四品)。他在京任职11年中,结识北洋大臣袁世凯、宦官安德海等权贵。二十二年(1896),调任川北兵备道台,任期3年,因丁忧卸职返里,带回大批钱财和仆役。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于八日逃至西安。他闻讯即备八抬大轿,日夜兼程赶到西安,向安德海、慈禧进贡,次年任安徽凤颖六泗道台兼理凤阳关部。赴任时凤阳灾情严重,慈禧降旨豁免3年赋税,他却继续设关立卡,巧立名目,征收赋税,2年多就搜刮白银数十万两。三十年(1904),恐东窗事发,任期未满便假借为家老人修墓而卸职还乡。离开安徽时,除将一部分银两存入日本银行外,尚雇船数只运回大批金银珠宝、首饰古玩及生活用品。回到汉阴,先后购置田课7000多石(约4370多亩),又在安康、涧池、城关、西安等处购置房屋100多间。接着大兴土木,扩建张家堡子,在堡墙的四角修筑炮楼,俨如城郭,占地面积约30亩(现为2个村民小组的村民住宅),成为全县绝无仅有的一个大“土围子”。管家、护院、仆从、丫环成群,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几年后,清廷饰演预备立宪,又欲起用他为总检查厅厅长兼法律馆咨议。因辛亥革命爆发,未能赴任。民国1年(1912),陕西招讨使张宝麟部参谋马静山率部来汉阴,探知其家藏万贯,遂到张家堡子搜抄。他惊恐万分,携眷逃至田禾沟亲戚陈姓家躲避,其财物被洗劫过半。不久,积忧成疾死去。著有《秋审实缓比较汇案》。
    侯世駉(?~1930.9.28) 四川省广安人。原任贵州部队第10军彭汉章部连长。民国17年(1928)于北平郊区哗变,流窜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贵州等地,后经川北进入陕南。
    19年(1930)七月,他率领头裹红巾、身穿彩衣、手持大刀长矛的“红脑壳”数百人攻陷汉阴县城,另行委派县长,并以县府名义征粮派款,唆使部下四处绑票勒索,将拉得的“肉票”在耳上穿孔,以绳串连,甚至剁下手指送给其家属,限期交款赎人,逾期不赎,即杀头“撕票”。扰得四乡不宁,老百姓纷纷逃散。绅民不堪其扰,各乡组织民团自卫,尤以东区炽烈。八月七日,侯世駉委任的县长宿某,率部赴东区提取粮款,行至谭家坝时,遭民团袭击毙命。九日,侯部集结于云门乡,欲攻打东区以行报复。东区区长兼民团团长王焕堂迅即率民团狙敌于老鹳嘴,因寡不敌众,民团战败。
    是年,侯部西扰石泉大败而回,军心惶惶。九月十日夜。沈寿柏部连长曾庆广率部从北墙搭云梯进城,与侯部展开激烈巷战,侯部死亡甚多,尸体遍及街头巷尾。激战中侯世駉不明真相,带亲信13人乘乱出城,企图去石泉纠集残部卷土重来。为躲避民团堵截,即绕道沿凤凰山西上,行至卞家沟时,被王康健率民团擒获。除1人逃脱外,侯世駉等12人全被诛杀,一坑掩埋。
    逃脱的田某,因与卞家沟人谢朝棣(县建设科科员)相识,被谢窝藏家中,不料养虎遗患。田某逃回县城后,恩将仇报,向侯部述说侯等死状,并诬陷谢朝棣等也参与了诛杀侯匪。侯部官兵大怒,九月二十八日捕来谢氏父子4人,兄弟3人俱被捆绑于文庙院内,钉手足于十字木架上,先将额皮割下盖住眼睛,继而在肩部挖洞,插入蜡烛,名曰“点天灯”。再用鞭炮缠绕颈项,一时鞭炮霹雳,浓烟弥漫,痛哭嚎啕,不绝于耳。接着,割下鼻、嘴、耳、舌,剜出眼睛,最后开胸破腹取出心肝,各装盘内置于祭桌。并令谢父跪于灵前,亲眼看着3个亲生儿子活活被非刑致死,观者莫不掩面啜泣,惨不忍睹。
    沈寿柏(1884~1935) 风亭乡人。排行为大,乳名“狗娃”,自封“大司令”,绰号“狗大王”。
    “狗大王”自幼不务正业。既长,终日混迹赌场,输打赢要,横行乡里。民国16年(1927),他结伙红帮兄弟,隐藏于草桥、涧池等地,劫持散兵,夺取枪械,拉起一支数十人的土匪武装。18年(1929),队伍扩充到400多人,有各种枪100多支。是年,命其部下枪杀天主堂神甫(意大利人),夺其坐骑。20年(1931)一月,被安康绥靖司今张飞生收编,先后委以营长、骑兵团长之职,派驻紫阳。四月后,擅自率部返回汉阴。22年(1933)四月,密令保安队长李家知杀害汉阴县三元乡除暴武装“人民自卫军”总指挥徐文徽。同年,张飞生决定再次对其收编。他拒张设防,盘踞太平寨,加固寨垣,设置铁丝网,增修蓄水池,以求自固。并在太平寨、阴家湾建兵工厂,雇请工匠,仿造“汉阳牌”步枪1000余支、麻辫炸弹数千枚。同时就地征粮派款,强拉匪丁,劫商拉票,部众扩大到1000余人。
    次年二月,张飞生将其强行收编,调往紫阳县。为保存实力,他暗留部众400余人,枪200余支分成小股分散活动,以图东山再起。五月初,他又擅自率部从平利潜回汉阴。是月,38军旅长赵寿山令张英三率兵进剿。六月一日克太平寨,接着攻打清平寨,围困14天不下。地方公推县长刘重民、绅士欧常余等前往劝降,刚到寨前喊话,“狗大王”即令开枪,刘重民等负伤返回。十五日晚,张部加强攻势,开炮轰击。“狗大王”率亲信100余人趁夜从寨后突围。十六日拂晓,逃至永宁乡窑岭,收集残部辗转凤凰山,20余天后到达平利县。他自知恶迹昭彰,不敢再回汉阴,遂将残部交给胞弟沈玺亭后,化妆逃往汉口。在汉口,终日混迹茶楼酒肆,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某日,狂欢欣喜之余,将其在汉口拍摄的照片寄回汉阴一个朋友,因此住址暴露。县府立即将其照片和地址一同转呈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邵立子命人赶赴武汉,会同当局于24年(1935)将其逮捕,就地处决。
    张亲民(1904~1951.4.15) 原名全安,城关人。国民党员。毕业于陕西省立一中。民国十四年(1925)在河南陆军训练处受训,曾任第9师某部排长。17年(1928)后历任汉阴县公安局长、安绥军少校参谋、汉阴县保安大队附、田粮委员会副主任、县参议长、县党部执行委员、国大代表、县勘乱建国委员会主任、采购军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任上,忠实执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卖国残民政策,敲榨勒索,中饱私囊,恶迹昭彰。35~38年(1946~1949)间,征收勘建费、加征营业税数万元资助“勘乱”反共;动用民存稻谷500石(约7.5万公斤),用于反共军事配建;强征壮丁5000余名,送往反共前线。29年(1940),利用职权贪污代鄂军购买的大米40石(约8000公斤)和国防工事款数万元用于购置私田104石(约65亩)。33年(1944),又贪污29军驻汉阴县结存军粮数百石,用来开设商店。汉阴解放前夕,借代购军粮之机,贪污黄金数十两,又一面向老百姓强行征粮123万公斤。汉阴解放后,他拒不认罪,对抗反霸减租和镇反运动。1951年4月15日被依法判处死刑。
    刘进先(1897~1951.4.15) 绰号“五阎王”。国民党员。涧池镇人。民国15年(1926)后,历任涧池铺团总、乡长、联保主任、常备团队长、东区保甲督导员、镇长等职。他任职20多年间,凭借职权,残害百姓,恶贯满盈,先后逮捕、杀害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和爱国进步人士16人,残害无辜百姓2人,逼迫致死人命7人。
    民国25年(1936),何振亚率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攻打涧池时,他强拆民房,修筑工事,率部顽抗。何部进攻失利,从涧池撤走后,他将陈昆山、陈丑娃、曹国正、张谋、刘金相、王永成、王新基、宜子广等8名抗日第1军战士逮捕杀害于涧池南河坝。同年,串通镇队附邹洁之,将团总罗进修,涧池居民刘喜寿、李文惠,清明寨农民龙治文等以通匪罪逮捕杀害。刘喜寿的妻子因此气死,幼子饿死。龙治文的父亲亦被逮捕关押,施以非刑,榨去银币146元。同年三月,湮李全绪为匪,关押拷打致死。七月,他与涧池三星村农民刘青文发生土地纠纷,为报私仇,将其抓去捆在树上,令爪牙枪杀;农民冯坤宝、郝礼荣在涧池街卖苦力,也被其诬为“共党探子”,逮捕杀害。他的爪牙“易麻子”,强迫农民李孝青担苕,因不付工钱而引起争吵。他却说李孝青是“共产党”,令爪牙用香火活活将其烧死。27年(1938),他欲卖刘五娃壮丁,五娃不从,也被诬为“共党”,令人活活打死于桑树扒。农民彭万喜被其强拉壮丁,直至榨去银币20元才被释放。不久又将彭弟抓去,施以酷刑,回家不久毙命,其父母也相继含恨死去。30年(1941),涧池邢学信为免壮丁,被他敲榨银币220元,不久,他却又派人到邢家抓丁,邢之弟慌忙躲避,不幸被墙塌死。33年(1944),他欲拉李常德之子为壮丁,声言若交出1.3万元可免壮丁。李常德想尽办法先交出5000元,为凑钱在家中赶制花炮,不慎火药燃烧爆炸身亡。他还霸占、强奸民妻数人。汉阴解放初,还强夺佃户何盛高水课11石(6.88亩),并大肆制造谣言,诬陷打击乡人民政府干部。
    他在涧池横行20余年,罪恶累累,1951年4月15日司法机关在涧池镇召开公审大会,将其依法枪决。
    成竹亨(1899~1951) 平梁乡人。国民党员。民国18年(1929)毕业于北京陆军测量学校,历任鄂北清乡司令部参谋书记、安康绥靖司令部参谋等职。任职期间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25年(1936),解甲归田,先后担任平梁乡乡长、县参议会副议长。其间,他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张氏为妾,敲榨姚某银币30元。同年,连续2次拉农民李国正壮丁未遂,后将李捉住,诬以“通共”枪杀。次年,以拉壮丁为手段迫使农民刘某外逃,乘机霸占其住房半院,低价强买其田课4.5石(约2.8亩)。27年(1938),为包庇外甥行凶打人,诬张大发、邓世华“通共”,枪杀于平梁药树坡。30年(1941)贪污平梁乡民夫大米16石(约合3200公斤),肥猪20头、火酒1000公斤。次年,强迫群众集股合办大兴商店,从中贪污稻谷2石(约300公斤)、小麦1.2石(约240公斤)。同时以代购军粮为名,向群众摊派小麦1500公斤,大米2000公斤,全部贪污。34年(1945)拉壮丁时,他开枪打断张某右腿,因伤势过重死亡,还强迫其子张志寿为他扛长工4年多。是年,贪污棉花贷金30万元。36年(1947)参与竞选国大代表,敲榨龚尚银酒席钱折稻谷2.5石(约375公斤)。32、37年(1943、1948)两次贪污平梁乡教育经费稻谷200石(约3万公斤)。
    汉阴解放后,畏罪潜逃镇安、西安等地,1950年底潜回,匿藏步枪2支、手枪1支,还暗地出卖田(地)课60余石(约96亩)、耕牛8头。被捕后,越狱逃跑,旋被抓获。1951年4月15日,被依法枪决。
    王锦文(1898~1953) 字翰章,绰号王牛、王跛子。月河乡人。国民党员、红帮大爷。
    王锦文少厌学,为亲戚家放牛。民国6年(1917),经陕西省警察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张授约推荐,进入邯郸军事学堂受训。结业后,历任国民党2军某部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年(1930),升任团长。翌年四月至21年(1932)六月,先后3次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因敢冲敢杀”,“剿共有功”,受到蒋介石褒奖,并擢升为师长。21年(1932)晋升为36军代军长,到南京谒见蒋介石。返回江西住院时,蒋介石、何应钦等亲往探疾。24年(1935)病愈,携眷回到西安。翌年调任安徽蚌埠淮泗师管区司令。26年(1937)卸职,回西安赋闲。36年(1947) 一月,军政部授予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领取退役证书,回到汉阴老家,买田、置屋、收租吃课。与黄××、刘××、查××、曾××、温××等人在当地发展红帮。次年竞选国大代表败北。38年(1949)七月,国民党盛文部第3军独立支队(陕南反共游击队)建立,他应邀“出山”,充任副队长。利用红帮组织,招集1000余人,企图东山再起。九月,率反共游击队西进抵达城固,见大势已去,遂带亲信潜回汉阴。1950年畏罪潜逃于西安匿居。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1953年上半年回汉阴自首,同年八月病死家中。
    吴重山(1906~1955.4.29) 原名学贵,堰坪乡茨沟人。
    吴重山出身豪门,幼时聪颖,曾在西安一中上学。成年后,家道日趋衰败。民国17年(1928),投奔西北自治军西路军第2师第2营任中尉书记,在军阀部队里练就一套百发百中的射击本领。19年(1930)脱离部队,潜逃回家。不久,纠集歹徒韩××、杨××、史××、吴××等数人上山为匪。
    20年(1931),一股土匪窜入凤凰山,他设计将其骗至家中,在“庆祝合作”的宴席上,将匪徒们灌得酩酊大醉。当晚令爪牙向志长将熟睡中的5名匪徒全部杀掉,夺得3支步枪。此后,他以凤凰山为据点,隐匿于要路口,拦截过往行人,杀人越贷,搞得路断人稀。为了“就鬼打鬼”,吴春台等地方士绅联名保举他当乡队附,不久,又当乡长,成为南山一霸。
    他担任乡长后,纠集当地的兵痞恶少为爪牙,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民财。凭借职权,滥设机构,如警备班、自卫队、理事会、维持会、税务小组、稽查小组、冬防指挥所、市场交易监督小组等,设立名目繁多的捐、税、补助、津贴,对农民进行勒索。
    他利用死党,大放边棚,把抢支交给那些兵痞、恶少,唆使他们拦路抢掠,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后激起民愤,特别是被他的爪牙们劫过场的农村集镇,如双河口、宦姑滩、碾子垭、五里坝等地受害的百姓指名控告。为掩人耳目,他假意捉上几个土匪“送县法办”,而一上凤凰山就放了,让其继续为非作歹。
    民国32年(1943),土匪吴明兹、刘披毛结伙抢窃小炉匠陈××被告发,他假顺民意,亲自处决了刘披毛,却暗地放走吴明兹,吴明兹感恩酬谢水课10石(约6.25亩)。
    他巧取豪夺,很快成为暴发户,拥有大量的良田好地和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家有护院、马弁、听差、长工、短工等,娶有一妻两妾,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汉阴解放后,他自知罪责难逃,1951年1月持枪逃进凤凰山匿藏。1955年4月29日,在凤凰山太白池被搜山民兵就地击毙。
    龚厚群(1947.11.4~1970.4.10) 浑名小霸王,凤亭乡人。
    龚厚群先后就读于新街小学、汉阴中学,因流氓滋扰,破坏校规,曾两次被开除学籍。1965年12月,担任跃进(观音河)水库青年队副排长。次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32111造反队”,任政治指导员。借造反为名,大搞打、砸、抢,多次持枪参加武斗。1968年4月22日,在观音河桥,他指使暴徒谢洪军向被抓的无辜群众张某臀部开枪,张某中弹倒地,他又亲持手枪向其胸部连补两抢,致使当即毙命。5月3日,亲带武斗队,砸开汉阴县人民银行保险柜,抢走人民币100万元(后追回94.18万元),乘混乱之机,从中偷去5000元,先后去西安等地游逛,挥霍殆尽。5月9日,在涧池营业所西侧,亲手枪杀沈继金。5月19日,龚厚群伙同吴××等人企图杀害中共汉阴县委书记赵文举,因旁人阻止未遂。7月,企图越境叛国被抓获。
    1970年4月10日,被判处死刑。
    谢远贵(1941~1970.4.10) 涧池镇西坝村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涧池地区造反组织的“兵团司令”,多次持枪指挥和参加武斗,先后指使暴徒杀害无辜农民8人,致残1人。1968年5月23日,他伙同凶手闵启贵、邝国祥、韩永华、许世奎、黄孝友、汪忠弟等6人将双溪公社两河大队正在地里锄草的社员陈永富、刘荣华、尹荣贵、葛世财、葛大奎、葛大元、葛大成等7人以对方“探子”为由抓住捆绑,在押至明垭子时,他下令“过枪隐”,将7名无辜农民全部枪杀,无一幸免。同年5月26日在田禾公社与蒲某合谋,雇请凶手刘银山,交给刘刺刀1把,唆使杀人。刘手持刺刀朝被抓的小学教师沈某背部、臀部等处连戳10余刀。为毁尸灭迹,将沈掀至崖下,后经别人抢救,侥幸未死,但已重残。6月3日晚,他在赵刚鉴指使下,带领王大勇等人将镇东南大队农民裴坤升活埋于安康县恒口中学。
    1970年4月10日,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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